孙涤：中国户籍改制和城镇化

    对中国户籍制度的评议在上期刊出（参见《“贫二代”和城镇化》）后，有个读者好心指出，“贫二代”以官方的用语是“新生代的农民工”，我自然知道，2010年的“一号文件里”就用了这个称谓。梁鸿在她的《出梁庄记》里也说了，河南大约1700万的农民工里，这个群体目前占了有75%之多。本文用“贫二代”，则为了突出它的特质：收入处于底层的下一代，无论在收入、身份认定、知识技能、还有精神层面，贫乏的落差都非常显著。
    那位读者同时电邮给我了一份“穷二代的18条标准”，虽不无调侃讥刺，其中有些提法还是辛辣的，不由得你不心悸。“……2.感到当农民工和大学生区别不大，于是勇敢地放弃高考……10.在城市经常被取笑甚至欺负,熟悉各种人的白眼……11.从迷恋个人奋斗到觉得奋斗根本改变不了命运…… 14.家里往往有没户口的兄弟姐妹……16.害怕自己尤其是家人生病特别是慢性病，因为没医保……18.大体认同这样一种说法：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要靠自己的双手解决，无法反抗就要学会忍耐……
    最后的一条，笔者不但不认同，并且呼吁大家必须正视面对。贫二代的忍耐不会是无限的，换句话说，他们正在学会不再忍耐，而这正潜伏着一个大的危机。
    农民工及其下一代在中国的崛起中，贡献怎么说也不会高估。当四亿以上的农民（超过了美国总人口，比整个欧洲的人数还多）从强制的体制扭曲下边际生产率趋近于零的劳作里被解脱出来，走向更丰富更有效的用途，他们和同时得到解脱的土地结合起来，焕发出惊人的生产力。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是他们，而所有的外来资本，包括港资和台资，无不是冲着他们而来的。拿深圳的城镇化为例，从不到五万农民的小渔村突变为1200万人的大都市，难道不就是他们被松绑之后干出来的，还有人能说出比这更朴素更重要的道理吗？
    想到这一层，过去三十多年来GDP出奇高的增长率，你就不会觉得费解了。然而我们在诠释三十年来的成就时，对此往往没能充分认识。但是要想持续过去的高成长，对这个要素，尤其是它正在经历的转折，依然缺乏应有的重视，麻烦可就会大了。经济分析常常深陷于所谓的“理性计较”里，如果我们罔顾劳动力不“只是一双手”（汽车大王福特的名言），而是充满情绪、有内生的深刻公正感，是能动的、具有反制力的生产要素的话（且慢说“以人为本”），那么冷冰冰的经济诠释，往往推导出本末倒置的可怕结果。
    进入必要的经济分析之前，让我们还是借用《出梁庄记》的一些考察，以便增加自己的体认。上期提到的那个梁磊，对作者梁鸿诉说，“我爹他们那一代人手里没有资源，没有知识，没有技术，他们受过苦，觉得再苦也不是苦，只要能赚到钱就行。我们这个年龄不可能像我爹他们那样，你怎么欺负我，我都行，只要你给我钱就行……（我们）不只是为了挣钱，还得活得像个人样。最起码，你不能过分。我们对生活有自己的感受和理解，有些事愿意做，有些事情不愿意做。”
    哪些事情是他们不愿意做的？梁磊并没展开，可是笔者不难体会。作为“老三届”，被驱到乡下务农短至三年长达十年，我们无法淡忘那段坎坷经历的切肤之痛。近来网上竟有人赞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改造新人”，我只想引用邓小平的一段故事来揭穿之。1979年为中美建交，邓小平率团访美。在华盛顿的国宴席上有个美国人说起，中国的一个女干部同他讲，她由衷感激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和机关干部到“五七干校”，把他们锻炼成了“新人”，邓公听了气不打一处来，当即打断那个人的话，斩钉截铁地说，“她在撒谎！”令满座惊愕，要知道这在外交礼仪上这是极不寻常的。邓公一出山，随即推动了两大举措，恢复高考和知青回城，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令笔者没世不忘。我还清楚记得，邓公当时的意见是上山下乡有“四个不满意”：本人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社会不满意。随后的半年里，在农村和边远地区的知青获准，蜂拥回城的多达八、九百万人。而这个运动殃及的知青，前后不少于1700万。
    至于到农村去“改天换地”并且“改造自己的灵魂”，荒唐莫此为甚。我的朋友，当下的一位著名学者，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在乡下看到什么是“硬屎撅”，他的整个观念价值的基础顷刻间给打得粉碎。到茅坑拉屎，草垛上插着几根形迹可疑的玉米棒子，问了他才明白，原来那是“手纸”，窝屎后擦屁股用的，用后还不舍得丢，以便后来者可以反复用。要知道那可是共和国建立了二十多年后的水平。在这类“硬屎撅”的折腾之下，任何“主义”都是胡扯。
    城里的知青被赶到农村落户，最吃亏的还是农民。人稠地瘠的农村，劳动力投入的边际产出已经非常可怜，知青同农民分抢口粮，或许还得分享“硬屎撅”，对异常困苦的农村生活无异是雪上加霜。而知青在农村朝思暮想的，就是如何回城，怎样被招工到工矿。记得那时在江西插队的上海知青，听到某处发现了铀矿，我们都很盼望能谋上个工职，到矿上去拿工资吃定粮，不能如愿的也羡慕不已，全不顾上了放射性的危险。失去了城市户籍，什么都愿意干！
    城乡之间最森严的堤坝就是人为的户籍限制，从1958年（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大跃进和公社化的运动前后限制成为刚性，城乡的迁徙戛然而止，两边的水位落差越来越大。
    蒙邓公开恩，知青有机会回城时，稍早几年落户农村的城市居民及其子女却没这个“福分”。（比如说，1965年支边新疆的上海知青。）举一个例子，目前旅美的大陆学人中最有才华的数学家林芳华博士，就是大饥荒时期随父母回宁波老家时出生（1959年）的，他的父亲是响应解决城市粮食供应紧张的政府号召而举家返乡的。政府的承诺，国家一旦渡过难关就会让他们返回城市继续当工人的，从来就没有兑现过。林芳华不在被允许返城之列，他是通过高考进入浙大的。当他毕业后到明尼苏达大学深造时，我的姐姐孙理恰巧是他博士班的同学。孙理务农之后坚持学习，所以能在78届的高考中脱颖而出，成为上海考生中的第三名（数理化成绩则以297分高居榜首）；但与林芳华相比，她自认创造力远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林芳华到美国不久，在课程开设前就参加博士资格考试，并一举通过，震惊了整个学院。他的研究成果累累，以至于拿到博士学位后三年不到，他就被聘为芝加哥大学的数学正教授，而通常新科数学博士还在博士后课程里熬呢。但是，又有多少贫二代能有林芳华的幸运，天才不被户籍埋没呢？
    在《出梁庄记》里，有对钱保义——一个年仅9岁的“贫二代”的描述，他随母亲在深圳的成衣厂生活，除了在课堂就在车间里，不时还做个小帮手。小男孩聪明伶俐可爱，唐诗背得烂熟。他之所以能在车间里逛，还是因为他母亲自学成才，担任了老板器重的首席设计师才挣来的“特权”。“贫二代”被滞留在边远老家的极多，被称为“留守儿童”，据估计不下于五千万，状况非常糟糕。
    我九十年代开始参加科委的“星火项目”和农业部的“扶贫办”的工作，对此时有所闻。2010年我有机会参与在北京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贫困地区儿童营养项目，曾随团去青海考察，对当地的状况感到十分震骇。基金会主任卢迈和许多同事凭着爱心推动了不少实事。他们的努力包括了增加留守儿童的营养，譬如每天一个蛋，每日伙食费补助2-5元，发放营养包，等等，因为孩子整天只吃洋芋，缺乏基本营养，大脑发育都在趋于呆滞。其中有个毕业于清华的博士，在青海和云南贫困地区蹲点了一年多后写出的一份长篇报告，如实地反映了留守儿童的辛酸案例，令我难以忘怀。我们去学校访谈时，发觉到了初二，一个班级就只剩下不到60%的学生，不满14岁就已赶赴到城市打工糊口的孩子很多。我因此敢说，前面引述的“穷二代的18条标准”里面的第二条，“……感到当农民工和大学生区别不大，于是勇敢地放弃高考……”，估计还是严重不足的，事实上他们感到的是，“当农民工和中学生区别不大，于是放弃学习……”
    新一轮的城镇化，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严峻事实，要是“新生代农民工”在父辈加速折旧之后，无法替代他们来支撑生产的话，中国有可能持续健康成长吗？“新生代”如果不能够有更高的技能和知识来弥补比贫一代大为缩了水的人数规模，中国产业结构和技术升级的依托又在哪里，而我们的城镇化，基础和目标又是什么呢？
    让我们下期接着讨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为其新新人口论之七）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  孙涤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