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个问题

    一、市场经济是不是就是资本主义经济?
    近来，有人提出“市场经济的存在具有的条件，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须成为主体。就这个意义来说，市场经济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经济。”该观点的一个重要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是这样认为的。事实是不是的确如此呢?经过我们的研究发现，其理论依据是不存在的。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市场经济”概念和社会主义国家都还没有出现，经常讨论的只能是资本主义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只能为资本主义所独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从来没有这样认为。他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阶段应采取什么样的经济，但却在多处地方反而表达了社会主义应借鉴、利用市场经济的观点。例如，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二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未来社会主义国家应采取的一些措施。其中，“征收高额累进税”和“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都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此时所实行的仍然是市场经济，而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马克思晚年著名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里，更是明确提出“它(指当时的俄国——笔者注)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而在这些“积极的成果”中恰恰就包括市场经济，怎能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否定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呢?
    二、中国当前实行的是不是社会主义?
    根据前述学者的思维逻辑，由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那么中国搞了市场经济就意味着中国当前搞的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对此，该学者还摆出了两条同样来自于他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其一，按照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区分为三大形态或三大阶段的观点，我国仍然处在第二阶段(物的依赖关系阶段)，在这一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居于主体地位，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必须经过的，是不可跨越的”。其二，我们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是有着质的区别的，“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自然包含了一定的和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但这不等于跨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是说还是一个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对于这两条依据，我们认为也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曲解。首先，马克思的确提出了人类社会要经历三大形态或三大阶段，中国当前也的确处在第二阶段(物的依赖关系阶段)，但在马克思的文章中，这一阶段所对应的社会是现代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现代社会并不等于就是资本主义阶段。其次，我们的社会主义虽然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有所不同，但并没有质的区别。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已明确指出，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根据西欧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发展提出来的，俄国等一些国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条件，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欧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本身是有着不同发展道路的，不应该把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当作是唯一的和统一的模式，这样做也是违背马克思本意的。而且，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它能够克服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解决实际上存在的不等价交换，真正做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从现实来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虽然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和西欧相比相差很远，但通过几十年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是一个够格的社会主义。
    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如果以上两个方面的反驳都能够站得住脚，即：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当前实行的一定是社会主义，那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有了强有力的理论保证。但这里讨论的，不是二者为什么能结合的问题，而是如何结合也就是应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这方面谈的内容已经不少，但以往的很多论述或因怀疑中国社会主义本身的合格性而显底气不足，或因只是浅层次的描述而没有说到点上。我们认为，必须把握好三个内容：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只有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真正体现从事社会化大生产的联合起来的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充分调动生产的积极性，真正做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才能使从事社会化大生产的劳动者、经营者彼此之间更好地相互协调、相互配合，避免纯粹私人交换所带来的矛盾纷争，以至由此造成社会劳动在不同行业、部门间分布比例关系的失衡和导致贫富分化的加剧等主要问题。我们认为，此次和以往金融危机的爆发正是对这一后果的直接反应。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坚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原则。这一点恰恰是建立在第一条的基础上。通过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使参与生产的劳动者大都摆脱了雇佣劳动制度的束缚而成为企业的主人，才能实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同时，在还存在非公有制经济的条件下，产品的分配也相应地存在其他分配方式，主要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它是对按劳分配的补充。因此，在这样的所有制和分配格局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可以兼顾公平与效率，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宏观调控上有自己的特点。过去许多学者在谈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都会强调要进行宏观调控，这没有问题。但关键是怎样看待欧美、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时一样会有的宏观调控。有人会说，他们的宏观调控比较薄弱。这种说法既没有数据支撑，也没有说到最根本的问题上。首先，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并不薄弱，如长期以来美国实行的“经济计划化”、法国制定的“五年计划”、日本设立的“经济企划厅”等都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其次，在宏观调控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区别其实是调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概括地说，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以解决社会劳动分布比例失衡为落脚点的。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给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以一定的冲击和考验。1999年以后，为了解决当时的通货紧缩状况，我国的宏观调控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等手段。在这些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我们改变了过去以政府投资为主导发动经济增长、推进经济发展的模式，而是以更多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以人们的需求为导向。主要包括：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提高城市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收入;采取多种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其收入;积极发展消费信贷，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与此同时，还把汽车、住房、旅游、教育、信息等新的消费领域作为重点加以培育，逐步取消这些领域限制消费增长的政策，使这些行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正是由于调控政策坚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从而使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遭遇不景气、增长速度放慢的大背景下，不仅没有受到太多影响，而且走出了一条既稳定又较快增长的轨迹。GDP的增长率保持在7%—8%，发展速度在世界上仍然是一枝独秀。
    2007年下半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进而影响到全球，演变成一场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10月之后这场危机开始蔓延到我国大中型企业，从出口部门扩散蔓延到其他部门，从东部沿海地区蔓延到内陆地区。面对这场百年不遇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和更加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央及时调整了宏观调控政策，其中一个重点内容就是解决危机所暴露出来的不同行业部门间社会劳动分布比例失衡的问题。对此，在2010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就提出：“我们必须坚持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放在重要位置，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而从当前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的政策方面来说，实质上就是对原有产业部门间劳动分布比例失衡的纠正。其中，强调保增长但又将多年来8%以上的中国经济增速目标调低到7.5%，主要目的就是要真正使经济增长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真正实现高质量的增长，真正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而调结构也就是要彻底摆脱经济增长过分对投资和外贸的依赖。例如，对房地产的调控就是要解决由于过去投向较为集中而造成其在各行业部门社会劳动比例分布中越来越占有优势，从而使房价出现过快上涨的问题。对于扩内需来说，则是去大力扶持那些与民生有关、目前发展环境还不是很热的行业和部门，实现社会劳动在不同产业部门间的均衡分布。如国家已开始考虑把旅游、教育、民航、信息等消费领域重新加以挖掘，作为一段时间内拉动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进行培育和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