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兴：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与特点探析

    任何制度和制度变革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是在历史给定的客观实际环境下建立和实现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在摧毁封建制度和自然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俄罗斯与东欧国家的市场经济则是在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实行全盘抛弃的基础上建立的。两者的一个共同点是：市场经济的建立不是一个单独的进程，而是整个社会制度变迁的组成部分。与两者不同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在两个前提条件下进行的：(1)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实行体制转型(这与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同)；(2)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这又与俄罗斯、东欧诸国不同)。正是这两个前提条件决定和影响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进程，也决定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和特点。
    一、增量改革与行政主导
    所谓增量改革，是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不是通过对原有的国有资产实行全盘私有化的形式，而是通过在国有体制外培植市场经济因素的发育，形成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并通过这种多元化结构将原国有经济纳入市场体系，最终实现整个经济的市场化。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改革路径并非是由谁来事先设计的，而是在改革实践过程中反复探索和博弈的结果。
    制度如何变革都需要付出代价，而任何代价都必须有相应的承担者。在俄罗斯、东欧诸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这一代价是由整个社会承担的(通过社会制度变更)。但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中国经济转型的代价只能由既有的经济体制本身来承担。这就是说，计划经济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同时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代价承担者，这意味着既不可能立即在整体上废除计划经济制度，也不可能单纯通过体制内存量利益的改革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型，因为这些都会遇到一个由谁来支付成本的问题。正如你不可能在要求一个人买单的同时又想拿走他的钱包一样。改革初期“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未能取得成功、1986-1988年间国有企业推行承包制最终失败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有这些，使通过增量改革完成经济转型成为唯一可行的改革路径。“采取增量改革战略，目的是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积蓄改革力量，缩短改革进程，最终目的是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1]
    选择增量改革战略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在于：中国是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使用价值尚未用尽时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前的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低水平的、发展极不稳定的、建立在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上的经济体制。与苏联、东欧国家的计划体制相比，这种体制在其框架空间内尚有潜力可挖。这与中国计划体制的后进性有关，也与新中国成立前30年“左”的错误对计划体制的扰动有关。“左”的错误对原计划体制的冲击和扰动，一方面进一步降低了体制的效率(第二、三、四个五年计划均在执行过程中因政治运动的冲击半途而废)，另一方面又放大了其原有的弊病，其最终结果是缩短了这一体制的寿命，促使这一体制的变革提前到来。
    客观地说，1978年以后十余年间中国经济发展推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改革释放出的新经济因素导致的增长；二是通过完善计划经济体制，改善经营方式，提高效率实现的增长。从表1可以看出，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无论在国内生产总值(GDP)、工业产值还是在零售商业销售总值中，市场经济比例虽有快速增长，但计划经济创造产值的销售额仍占主要地位。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发展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已经逐渐为全社会所认识，另一方面计划经济由于过去发展水平低而尚有潜力可以发挥。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奇异现象：一方面市场经济因素已经萌芽并迅速发展，另一方面计划经济继续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完善。两个方面在发展方向上相互对立但在当时具体条件下却又并行同存。改革开放初期，从1978-1992年，围绕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完善计划还是发展市场的问题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争论，这不仅是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决定的，更是当时复杂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
    这种内在对立而又并行同存的现象，也同样反映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政策和指导方针上。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确立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2]。“改革”的内在含义是对旧体制的破除，而“调整、整顿、提高”的内在含义是对旧体制的完善。这种政策方针上的内在矛盾性在改革开放最初十余年的探索过程中始终存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上又重申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原则。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要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3]。直到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才明确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4]。
    增量改革为市场经济成分的发展赢得了时间和空间，从而避免了改革过程中两种经济体制过早地迎头相撞。从利益角度上讲，增量改革使社会多数人都成为受益者(这在改革初期尤其如此)，而将失利者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这个意义而言，增量改革的确起到了减少改革阻力、积蓄改革力量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增量改革意味着对原有体制下既得利益的承认与保留，形成新旧并存的双轨制。这也就注定了改革过程的渐进性和长期性。新旧体制的摩擦必然会相对降低改革的效率，增大改革操作的难度。同时，这种双轨制造成了广泛的寻租环境，为腐败的蔓延提供了空间。
    中国经济转型是在不改变根本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实现的。因此，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相比，如果说后者的转型在体制上呈现出一种历史的断裂，那么前者(中国)的转型则在体制上带有明显的历史继承性和延续性。这不仅表现在原计划经济下的管理机制与形式在变换内容和功能后在很大程度上继续沿用(如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这两个计划经济时期最主要的中央经济管理机构，在转型后改为国家发改委和国资委；计划经济下以“五年计划”为基本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管理模式在改为“五年规划”后，继续担负着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功能)，而且表现在国家行政权力对经济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巨大主导作用。中国的经济改革主要是由国家行政权力机关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政府在改革过程中，拥有从宏观到微观的全套经济调控手段，不但在战略和政策上掌握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方向，而且控制着国家金融、能源、交通等经济命脉和强大的国有企业集团，从而主导着各类产业的投资与发展方向，甚至还直接主导着某些重要产品的研发与生产。
    这种行政主导的改革路径必然使政府职能与改革的最终目标发生内在矛盾。市场经济本身需要转变政府职能，限制和缩小政府权力。但推动经济转型既然由政府主导，要保证这种转型的顺利进行，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和强化政府权力。“政府本身也是利益主体，跟社会争利益。政府有更强的能力，一方面我们说市场经济改革要转变政府的职能，要缩小、限制政府的权力；但是由于经济能力和其他管理制度的变革，实际上政府的能力在提升。”[5]
    因此，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计划经济作为一种体制虽然逐渐淡出了，但其影响(思维方式、操作方式)却融入了中国市场经济的调控过程中，并继续发挥着作用。无论转型前后，国家行政权力始终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并非西方意义上的“自由的”市场经济，而是一种国家行政主导下的市场经济。
    二、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变革的双重变奏
    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建立在工业化、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否拥有这一基础，对于保障体制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而中国是一个产业发展落后的国家，旧中国是一个贫弱的农业国，尽管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发生于19世纪末，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真正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期，大约比工业化国家晚了100至200年的时间。[6]根据罗荣渠先生的估算：1949年，中国工业生产水平还不及1800年英国和法国的水平[7]。到1952年中国开始建立计划经济时，中国现代产业的成分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4%[8]。中国的工业基础残缺不全，很多方面几乎是空白。因此，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国家工业化基础。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对中国的封锁禁运，使中国无法从国际市场获得实现工业化所需的资源供给，而只能立足于国内积累。毛泽东曾坦率地承认，“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9]。为保证工业化的资金来源，只能在一定时期内通过行政手段对农村和农业进行强制性汲取。为此形成了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隔断了城乡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使大批人口滞留于农村，从而延迟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不仅是经济现代化的结果，而且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基础。这种社会结构的发展滞后必然降低了计划经济的效率，反过来又进一步延长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进程。
    与苏联、东欧国家相比，他们大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苏联是在20世纪30年代基本完成了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其城市化比率1961年已达到50%，1981年更达到65%。其他东欧国家，如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城市化比率均超过了50%[10]。而中国由于发展起点低和计划经济体制效率低(较苏联、东欧国家)，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工业化发展水平只达到工业化中期是第一阶段[11]。而城市化的进程则相比更为滞后，1978年改革开始时中国城市化比率仅为17.92%，到1985年也只达到23.71%[12]。这样，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任务就不得不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继续完成。由于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农村和农业不得不继续充当工业化成本支付者的角色，因而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在经济转型时期也就继续延续下来，由此形成了产业结构滞后于经济体制的发展，而社会结构又滞后于产业结构发展的格局。因此，中国是在产业结构上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在社会结构上还没有实现城市化的情形下开始经济体制转型的。
    中国的经济改革不是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而是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经济产业结构变革的双重变奏(后一变革过程并非从1978年开始，而是从1949年后一直延续的过程)。体制变革与结构变革这两个不同发展过程形成的双重叠加，犹如一辆汽车在加速行驶中转弯，无疑大大加剧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复杂性和操作难度，这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三、改革与开放并行
    对外开放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对外开放不仅是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改革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同时，还是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改革与开放并行，成为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另一个双重变奏。
    首先，开放本身就是改革，是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方面。
    新中国前30年经济发展的不顺利，除了起点低、“左”的错误影响以及经济体制效率低下等原因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外在环境的严酷。与中国相比，苏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工业化建设时的国际环境要有利得多，他们可以在很少限制的情况下，从西方大量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成套设备。据有关资料统计，1929-1932年间，苏联从国外购买的机器设备达23.5亿卢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机器设备进口国。到1931年底，苏联共利用外资达14亿卢布。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大约有2/3的大型企业是由美国提供技术援助建成的，其余1/3是由德、法、英、意等国帮助建成的。此外，到1932年苏联从国外聘请的专家和技术工人有两万多人[13]。即使在冷战时期，苏联也与西方国家维系着正常的国家关系与经贸关系，并可以通过“经互会”等形式与东欧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分工合作，为自己的发展赢得必要的国际空间。而新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却不得不在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经济建设，虽然在此期间也曾得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但苏联、东欧国家本身在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上都落后于西方，
    因此，这种援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必然是有限的。即使这种有限的援助，随着60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也最终断绝了。中国的经济建设不得不在极端孤立的国际环境中独自前行，这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发展艰难的重要原因。1960-1970年期间是新中国对外最封闭的时期，也是新中国对外经济联系最少的时期。在这期间，中国外贸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59年的1.9%降至1970年的0.7%，到改革开放前的1977年，更降至0.6%(见表2)。也是在这期间，中国工业化水平发生了倒退。中国工业增加值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从1960年的41%下降到1968年的31%，1970年才恢复到40%；工业劳动力的比重也从1960年的16%下降到1965年的8%，1977年才恢复到15%[14]。这两条下降曲线在同一时间段的吻合足以证明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关联度。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与西方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后，才有可能通过国际市场获得发展经济所需的资金、技术与资源。
    正是有鉴于此，邓小平得出结论：“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15]因此，实行对外开放，打破国家的封闭状态，就成为改革最重要的任务和内容之一。
    其次，开放是改革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国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开放性的经济。不实行对外开放，没有生产要素与资源的自由流动，市场经济体系就无法形成和运转。“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内在要求。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使生产环节日益增多，导致产业链条的不断延长和生产分工的细化。企业内部的分工变为企业间的分工，进而形成地区间、国家间的分工，而国家间的分工又由产业间的分工变为产业链内的分工。这种分工使各国经济都成为整个世界产业链条上的一环，形成了世界各国经济的一体化，使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自外于世界。因此，邓小平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肯定不可能。”[16]不与国际市场实现经济对接，不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无法得到必要的资源供给与发展空间，就没有出路。从发展的角度讲，中国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处于落后地位，要实现经济发展上对先进国家的赶超，就不可能不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资金和人才，不可能不向发达国家学习一切必要的文化、知识、经验及管理制度。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对外开放。
    第三，开放还是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对外开放为中国的改革与经济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外部环境，沟通了内外市场，激活了被原有体制压抑的各种生产要素，使外部资金、技术和各种新知识、思想与信息源源不断流入中国。自1979年实行对外开放以来，1979-2007年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为9545.65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FDI)7602.19亿美元。2002年后，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17]。
    实行出口导向战略是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逐步打破计划经济下的外贸垄断制，大力推动外贸出口。时至今日，对外贸易与投资、消费并列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之一。2010年中国出口已跃居世界第一位。随着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的贸易依存度也不断提高。1978年时，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仅为9.8%，其中出口依存度仅为4.6%；到2008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58.3%，出口依存度达到32.5%。在外贸出口导向战略实施的同时，经济特区及以后各地开放区的建立则从横向上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经济特区充分发挥了外引内联的功能，成为中国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试验场，着力探索新的经济制度和政府管理经济的新体制，为全国性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意味着中国走向全面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300多条款中，只有三十几条是针对企业，其余主要是针对政府。为了使中国涉外政策法律体系更好地与世界贸易组织接轨，国务院有关部门加紧清理了相关法律法规文件2300件，其中拟废止的830件，拟修订的325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加入WTO形成了开放“倒逼”改革的新形势。这一举措直接促进了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而政府职能的转变正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方面。
    如果说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那么对外开放则引入了促进发展的外部动力。这股动力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推动了改革本身。开放每扩大一步，就相应地把改革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了开放与改革并行、相互促进的局面。对外开放是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成果，反过来又成为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总之，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推动一场旨在实现现代化的经济变革绝非易事，其间必然经历一连串的摩擦和碰撞，需要触动和解决多种社会矛盾，调整和平衡多种社会关系，所有这一切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变更，而是体制变革与社会转型、改革与开放、市场驱动与行政主导的一曲双重变奏，中国经济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就体现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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