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一鸣 罗必良：产权管制放松与中国经济转轨绩效

    [摘要]基于信息成本约束的政府放松对分散决策单位的产权管制会带来资源配置的激励机制和行为角色的重大变化。由于市场分散性决策的信息成本过高成为政府资源权利配置的约束条件，所以政府应逐渐放松对配置资源权利管制的范围，并让位于分散决策单位进行产权运用和调配。产权管制放松对经济转轨绩效的影响显著，是提高中国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产权管制；管制放松；制度绩效；经济转轨；中国奇迹
    [收稿日期]2009-05-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合作机理、交易对象与制度绩效”（07BJY100）
    [作者简介]何一鸣（1981-），男，广东广州人，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罗必良（1962-），男，湖北监利人，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意见，笔者已做了相应的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一、引言
    在转轨经济学中，渐进与激进模式的孰优孰劣，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并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斯蒂格利茨（St ig litz）、麦金农（McKinnon）、钱颖一和罗兰（Qian and Ro land ）等人为代表的渐进派，强调渐进转轨的稳定性和社会成本最小化的绩效提高路径；[1][2][3]另一种是以科尔奈（Kornai ）、李普顿和萨克斯（Lipton and Sachs ）、威廉姆森（Williamson ）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派，但俄罗斯近十年的经济衰退表明，激进派的解释乏力，他们更难以解释中国的事情。[4][5][6]但这些模型从不同维度加深了人们对经济转轨的认识。
    一般的，只要对财产权利集合中的任何一个或多个子权利的运用实施限制甚至删除，则属于本文“产权管制”定义的范畴。该定义同时也可以作为区分计划经济系统、市场经济系统和转轨经济系统的一个标尺：当排斥他人使用资源并自由协约（转让或交易）而从中获取收入的权利被外部权威剥夺时，则是计划经济系统的情况；相反，如果财产权利均由分散决策的个人所控制，那么便构成了所谓的市场经济系统；至于转轨经济系统，从其字面意思理解它介于前面两个经济系统之间。总之，计划经济系统的产权管制程度最强，转轨经济系统次之，而市场经济系统最弱。这样，产权管制放松既是一个产权集合中的全部或部分真子集从被剥夺或删除到被部分或全部地重新赋予并界定的动态过程，也是一个产权管制程度不断减弱从而是计划经济系统向市场经济系统过渡的阶段。若产权束被部分或全部地重新赋予拥有如何最佳运用资源信息的分散的决策个人，则停留在公共领域里的租金耗散将会相对减少，制度绩效因而得到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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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总结性述评
    从产权管制放松的角度出发，本文利用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分析了政府放松对资源配置权利的管制所产生的制度绩效，从而解读出？？中国奇迹事实背后的内在机理和制度逻辑。笔者认为，分散性决策的信息成本过高成为政府产权管制的约束条件，所以政府逐渐把配置资源的权利下放给分散决策单位。这些分散决策单位比政府更加了解自身的需求，因而它们在市场中的信息成本要远远低于政府搜寻信息的成本，政府放松对分散决策个体从事社会经济事务和自由协约权利的管制，不但使分散决策单位获得从事生产决策和自由运用资源的权利以实现经济绩效提高，而且使政府因而获得财政收入的增加。从经济效益的角度看，在产权管制放松后，那些不仅拥有资源不同用途的信息的分散决策单位有动力把资源配置到对其评价最高价值之处，过去因产权管制而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也得到缓解。换言之，中国经济转轨绩效的提高内生于政府对要素最优用途配置权利管制的放松。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主要思想是强调产权管制放松对中国经济转轨绩效的正效应，即把1978年作为产权管制放松的时间界线，在此之前是产权管制结构，之后是产权管制的放松。通过产权管制放松前后的绩效对比得出中国奇迹的答案是产权管制放松。事实上，对于像中国这样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经济体而言，不管是改革（国家放松对国有资产权利的管制）、开放（国家放松对商品和资本的进入和流出管辖权的管制）还是分权（中央放松地方的财权和事权管制），其实质都是产权管制放松。所以，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如果要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家就必须加大产权管制放松的力度和步伐。在所有权不改变的前提下，当国家已经把产权（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完整地下放给分散决策个体，让它们完全支配产权进行配置资源之后，就是产权管制放松的极限空间和临界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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