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必良：基要性变革:理解农业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摘要：小规模、分散化的农业家庭经营格局阻滞现代生产要素的采纳与农业生产效率的改进，这意味着衔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需要突破传统农地规模经营思路，探寻中国道路。农业分工与专业化发展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开拓出新空间。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即由专业化的服务供应商为小农户提供部分或全部生产环节的生产要素支持或者托管服务，可弥补小农户的禀赋局限，促使其以迂回投资的方式采纳现代高效的生产要素。这是不同于美国与日本“资本型农业”的“第三条道路”。由社会化而引入的现代生产要素、企业家能力与组织方式，可视为“大国小农”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基要性变革。文章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研究”的专栏文章做了简要介绍，并对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基要性变革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小农户；农业分工；社会化服务；基要性变革
    小农改造与存续问题，一直是农业经济学家与发展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话题。小农是中国农业经营的核心主体，如何将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使其成为推进农业转型以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是中国农业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重大议题。
    一、农业转型的理论回顾
    关于小农改造及其存续问题，分别受到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实体主义、新古典/新制度经济学、生计框架和后结构/后现代主义等不同理论维度的检视与探讨。其中，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小农经济可凭借其“农民生产方式”抵御资本主义的渗透，有效应对外在力量；以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一派则判断，小农终将被消解或被资本主义农场替代，农民会成为雇佣劳动者。相较而言，恰亚诺夫关注于小农的延续，马克思则关注于小农的转型，二者分别表达了小农命运的非此即彼的两个极端。显然，传统经典理论尚未顾及小农与现代农业的融合发展问题。
    在经济学领域，应该重视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理论”与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众所周知，舒尔茨认为，引进新生产要素并诱导现代农业发展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核心要义所在。这一主张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重视。舒尔茨指出，在生产要素和技术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形下，受限于相对较低的投资收益率，农户难以内生出投资冲动。唯有通过外生干预引进新要素，打破原有生产均衡，才能改造提升传统农业。
    无疑，这是标准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但可能存在的缺陷在于：第一，静态思维。新要素的引进或投资，一定会改变投资收益率，所以“生产要素和技术状况不变”的假定与“投资冲动不足”是自相矛盾的。第二，破坏“均衡”。放弃内生性的决定机制而转向外生性的人为干预。显然，既认可小农的理性及其“穷而有效率”，又倡导凭借“外力”引入现代生产要素，在机理上无疑是难以逻辑自洽的。“外力”干预也是与新古典的“自发机制”与“马歇尔均衡”相悖的。第三，忽视分工。局限于直接投资与要素投入，小农无疑难以衔接现代农业。将农户视为一个同质的主体，忽视了其参与分工的可能性与能动性，尤其忽视了农业经济增长中的迂回投资效果。正因为如此，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理论，虽被众多发展中国家作为农业发展的政策指南，但却并未取得被寄予厚望的成功。
    有必要重温发展经济学先驱张培刚先生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他将“工业化”界定为“一系列基要的或战略性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整个社会”。“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能够诱致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在农业国走向工业化的进程中，农业不仅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而且也包括农业自身的现代化转型（农业本身的“工业化”），农业经营也同样要受到基要生产函数的影响与控制。所以，工业化与农业改造，可以认为是一个问题的互相连接的两个部分。工业化是一种过程，并以报酬递增的形式创造出经济进步。与已有的普遍看法不同（即认为农业领域存在的“报酬递减法则”会抑制农业进步），张培刚认为农业同样能够因生产函数的变化而获得报酬递增，基要的工业部门的技术变迁对农业有着重要影响。工业发展是农业改革的必要条件。
    张培刚强调，“要使得现代的农业得以继续运行，归根到底就必须依赖工业的各个部门提供机器、肥料、动力、储藏设备及运输工具”。这显然与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庞巴维克提出了“迂回生产”，并由Young发展为报酬递增的重要解释机制。迂回生产是指为生产既定最终产品，事先生产出某种形式的中间产品，再使用中间产品生产最终产品，则生产效率将得以提升。由此，农业通过购买机器等，从工业“进口”分工经济与迂回生产效果，有助于改造传统农业。
    可见，舒尔茨将农业视为封闭且被动的部门来引进新的生产要素，而张培刚则将农业纳入国家工业化的开放体系来讨论农业改革。如果说工业化是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那么传统农业改造就可理解为由分工经济和迂回生产所决定的基要性变革。由此，基要性变革可以视为农业现代化的本源理论与转型发展的核心线索。
    二、中国农业的道路选择
    必须进一步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工业部门创造的现代生产要素引进农业，如何将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众所周知，中国农业的经营主体是由独立经营的2.2亿个农户组成的。小规模、分散化的农业经营格局不仅导致了效率空间的有限性，而且也必将引发采纳现代生产要素的内生性约束。不能跨越进入现代生产方式的基本底线与门槛，小农户必然难以融入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中国为改变这一局面做出了持续性的努力。其中，通过土地流转和集中，开展农业规模经营，被认为是关键所在。其基本指向就是便于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并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空间。可实际的情形是，虽然2020年全国家庭承包经营土地的流转率已经达到34.08%，但经营规模达到30亩以上的农户占比不足3.78%（50亩以上的规模农户占比仅1.48%）。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尽管有了明显的进步，但仍然远未达成预期的政策效果。事实上，当人地关系紧张时，农地经营规模并非驱动农业增长绩效的核心因素；旨在通过扩大农地规模以获得规模经济性的主张，都未能在发展中国家获得充分的证据支持。对于大国小农的中国来说，对于农业的土地规模经营，应该抱有足够的历史耐心与务实态度。
    美日的经验教训值得记起。美国农业以大规模著称，但家庭农场的比例依然高达97%。其中，小规模家庭农场（销售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下）呈现出投资内卷并持续强化的趋势。一方面平均每个农场的设备现值在1996-2017年从26222美元增至50557美元；另一方面外包服务支出则逐渐减少，同期从690美元减至463美元。日本农业以小规模闻名，但小而精的机械装备制造力，使其小农户通过自行购置家用小型农机装备，逐步走向了“越购买小型农机-越缺乏外包服务-越购买小型农机”的过密化投资的正反馈路径依赖。因此，无论是美国抑或日本，家庭农场的直接投资与自我服务，均具有内卷化特征。美国可视为“大农场病”，日本可视为“小农场病”。中国如果选择类似的模式，将会因为农户数量更多、土地规模更小，付出更为高昂的代价。
    亚当·斯密最早发现了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指出“劳动生产力更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同时强调“农业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也赶不上制造业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从而揭示了农业生产力滞后于制造业的原因。农业生产领域的分工深化有着天然的内生性障碍，所以农业并不是一个存在显著分工经济空间的产业。这就是著名的“斯密猜想”。
    显然，“斯密猜想”隐含着将农业视为被动部门的封闭思维。有必要厘清几个关键性问题。第一，正如张培刚所说，工业与农业并非是两个独立的部门，从迂回经济的角度来说，农业分工深化可视为工业尤其是涉农制造业分工深化的函数；第二，农业的生命性特征及其作业的复杂性，恰好表达了潜在的分工空间及其可拓展性，并与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智能装备与工程技术的进步紧密关联。所以必须用动态与发展的眼光看待农业；第三，农业直接投资的确是高成本的生产活动，由直接投资所形成的资产专用性也会引发高昂的交易成本。所以，将农业的分工活动由农业内部延伸到外部，由直接投资转向迂回投资（如工厂化育苗、代耕、代种、代收）与迂回交易（多环节甚至全链条的服务外包与生产托管），就可以把一系列投资费用与交易费用极高的活动卷入社会化分工。这将是农业生产函数的基要性变革。
    对此，可以提出一个拓展性的未来猜想。长期以来，人们普遍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即使是主流发展经济学，尽管将农业的重要性延伸为产品、市场、要素与外汇四大贡献，但依然是将其定位为国家工业化与经济增长函数的一个变量或“重要”变量，是一个被动的部门，在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不再具有任何特殊的功能。但是，一旦超越“为增长而增长”的物质导向的传统观念，直面后工业化发展进程中人们对生命与生态、环境与健康、人文与社会等多重福利功能的需求扩张，那么，农业就可以视为未来发展阶段转换的引领性部门，现代农业就是工业化进程中生产函数的革命性转换,农业甚至反过来能够成为“以人为中心”的后现代化发展的基要性生产函数。
    回到现实，可以认为，农业的现代化既在于农业本身，更在于农业外部。必须将农业置于开放的经济社会体系中进行战略考量。事实上，中国已经探索出农地与服务相结合的多种规模经营形式，并致力于健全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路径。这是不同于美国与日本“资本型农业”的“第三条道路”。数据表明，2016年全国经营耕地的农户的农机装备水平十分低下，其中，户均拥有拖拉机0.13台，耕整机0.02台，旋耕机0.04台，播种机0.03台，联合收获机仅0.005台。但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国农作物生产的综合机械化率却高达66%，三大主粮作物（小麦、稻谷和玉米）更是尤为突出。可见，机械化作业率显著超出农户自有农机水平，表明农户已普遍通过服务外包参与了社会化分工。截至2020年，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多达95.5万个，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超过49.6万个；托管服务面积达16.7亿亩次，为小农户托管服务面积为10.7亿亩次，为粮食作物提供服务面积为10.6亿亩次。
    农业生产性服务，可为小农户提供部分或全部生产环节的生产要素支持或者托管服务，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融合架设起了新的桥梁。效率来源于分工，而分工的本质是专业化与服务经济。因此，已有实践的昭示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第三条道路”。其核心是“为小农户服务”，即通过生产托管与外包服务引入技术资金、企业家能力以及交易组织方式，由此将小农户卷入分工经济。从这个角度来说，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发育以及由此诱导的迂回投资、迂回交易与组织变革，可以视为农业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核心。
    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特征决定了土地经营规模的有限性。衔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就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型农业”的道路，即在诱导农地流转促进土地规模经营的同时，加快推进以服务托管为核心的农业服务规模经营。为此，作为对张培刚理论的应用与拓展，本文将中国“第三条道路”的核心因素，即由社会化而引入的现代生产要素、企业家能力与组织方式，视为“大国小农”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基要性变革。
    三、专栏设置背景与文章简介
    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进程加快，
        
    留守务农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出现结构性失衡，从而诱发农业生产者的生产环节外包服务需求，激励了农业社会化服务蓬勃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指专业的个人或机构为农业生产者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全过程配套综合服务，涉及信息提供、资金保障、技术支撑和机械服务等多方面内容。最近几年，中国农经学界对农业分工以及与之相关的生产托管与外包服务的议题，已经给予了广泛的热情与关注。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决策和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自身比较优势，农业经营主体倾向参与社会化服务，将任务复杂程度高或交易频率高的生产环节外包给专业的个人或机构。但由于农业生产环节的可外包性存在区别，农业生产经营者在不同生产环节的社会化服务需求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各主体社会化服务需求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从生产者和生产经营视角出发，决策主体个人资源禀赋和规模化的经营方式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从市场供需视角出发，社会化服务供给市场价格和高附加值农产品需求是重要影响因素；从经营组织视角出发，专业化的农业经营组织以及明晰稳定的土地产权是重要影响因素。
    第二，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作用机制和效率效益研究。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相关专业农业生产服务的市场购买，重新优化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配置。农业社会化服务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农业生产者的福利提升：一方面，引进大型农业机械或先进生产技术，降低农业投入成本、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率；另一方面，由农业文化水平更高、生产技能更专业的个人或机构从事农业生产，将小农户从农业劳作中解放，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平。
    第三，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组织发展和体系构建研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是社会化服务主要供给者。从内部结构来看，农业社会化组织是由主要提供农业气象、动植物防疫等的公益性农业服务组织，提供农机推广、人才培训等的准公益性农业服务组织，提供农业金融、农业机械服务等的经营性农业服务组织构成。上述三种服务组织共同有机构成了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公益性及准公益性组织的服务功能具有强公共品属性，因此有必要建立起政府与市场机制分工耦合的机制，构建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新的研究成果层出叠现，体现了学界的现实关切、责任担当与理论勇气。
    为此《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特开设一期“农业社会化服务研究”专栏，希望有助于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本专栏共选用了四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各有侧重的深入研究。
    洪炜杰的文章《农业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与均衡：一个演化博弈的理论模型》认为，已有关于农业外包服务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的分析框架，因而难以解释外包服务绩效的地区差异性与各类实证研究结果不一致。文章试图构建一个逻辑一致的理论模型，以完全竞争市场为逻辑起点，然后通过假设条件的逐步放松，并结合进化动力学相关模型和演化博弈理论，揭示农业服务外包市场生成的动力机制，分析不同阶段市场的特征以及相关参数变化对市场发育和均衡点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农业外包服务市场发育的不同阶段，其稳定程度、均衡点和影响因素各不相同，应区别对待。（2）农业外包服务市场可以通过政府补贴进行培育，也可能是工业化城镇化发育到一定程度的自然产物，关键在于如何诱导供给双方同时进入市场。作者认为，在农业外包服务市场发育较为落后的地区应重点通过补贴或修建基础设施以降低服务商的进入成本；在外包服务市场发育较好的地区应鼓励外部资本进入或跨区作业以扩大市场规模；在农村劳动力劳动生产率或非农就业工资较低的地区不适宜发展农业外包服务市场。应该强调的是，该文结合经济学和生物演化方法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是一次跨学科方法运用的初步尝试，值得点赞与包容。
    哈里斯与托达罗将传统的两部门模型拓展至三部门，从而实现了对刘易斯模型“革命”性的修正。但该理论及前期文献均先验地否定了农村对劳动力的“吸力”，忽视了传统农业卷入分工经济所形成的吸引劳动力留农或返乡的潜在空间。这与中国现实存在明显的不一致。为此，耿鹏鹏等的文章《“挤出”抑或“吸纳”：农机服务如何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强调，农村与城市部门具有同等的经济地位，伴随着农机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的引入以及对传统农业的改造，考量要素流动问题必须细致观察农业自身的变化并深入考察农村部门内生的优势。一个农业经济不断增长、农业业态不断丰富、农业经营日益高尚的农村部门，正在成为农业劳动力和优质人才集聚的洼地。该文研究表明，农户参与农机外包服务将有效替代务农劳动力，但并未诱发劳动力外出务工规模的扩大，农机社会化服务对于农村劳动力具有挤出效应的主流观点并不成立。机理分析发现，农机外包服务将显著提高农户在农村部门的务工收入；统一提供机耕服务的村庄更可能发展非农产业，从而验证并以此回答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去向之谜”。进一步证据表明，相比于传统农耕，农机社会化服务具有成本低、收益高的优势，因此使用农机外包服务替代劳动力成为农户农业经营的优选策略。该文基于中国故事，对话主流理论，反思、修正并拓展经典模型，其理论勇气值得赞赏和鼓励。
    在农业发展领域，诱致技术变迁理论占有重要地位。诱致技术变迁理论强调了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对技术进步的导向性作用。就农业机械而言，以往研究关注机械投资与劳动的要素比价及其替代，但很少涉及农机服务要素的引进。张丽等的《要素相对价格、农机服务与技术进步偏向——以粮食生产的机械化进程为例》一文，注意到机械作业服务与劳动的相对价格对技术进步的偏向性将发挥重要的诱导作用，从而弥补了相关文献的不足。文章采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算了2004-2018年中国26个省份粮食生产的技术进步偏向指数，分析表明：（1）农机具购置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对技术进步偏向机械的直接诱导作用并不显著，农机服务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则产生了明显的诱导作用；（2）农机服务诱导技术进步偏向的叠加效应，是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重要机制。文章的政策含义是明确的。该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作者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机械要素使用方式，从农机服务的视角探讨了要素相对价格对技术进步偏向的形成机制，一方面拓展了诱致技术变迁理论的内在含义，另一方面也为小规模经营走向机械投入偏向型技术进步路径提供了学理支撑。
    在大国小农格局中，如何将小农户融入农业绿色化与高质量发展进程，是中国农业基要性变革的重大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印发的《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强调，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对保障国家食物安全、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维系当代人福祉和保障子孙后代永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张露等的文章《小农户融入农业绿色发展：外包服务的考察》，认为相较于农地规模经营，服务规模经营可以兼容小农户的多元农业经营目标，而且可以克服小农户开展农业绿色生产的要素禀赋局限。而服务供应商受成本压力、市场竞争和声誉资本驱动，具有开展农业绿色生产的内生动力。文章进一步以化肥减量为例，结合千余户稻农的田野调查样本，实证考察服务外包对小农融入绿色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农户采纳外包服务，能够显著减少化肥的施用量；第二，较之于规模户，服务外包对小农户的化肥减量效应更为显著；第三，伴随连片规模的扩张，农户采纳外包服务的化肥减量效应也显著增强。文章的研究结论进一步证实，在农业绿色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深化农业分工、发展外包服务，是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三条道路”。
    四、进一步思考与拓展
    1 农业变革：深化研究的重点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第三条道路”，本质特征是：（1）鼓励小规模农户参与横向专业化进行连片种植，诱导农业生产环节的多样化托管外包服务，由此将土地规模经营转向农业分工的服务规模经营；（2）培育新型农业服务主体，鼓励服务组织进行专业化投资，化解农户投资约束，从而将先进适用的品种、技术、装备和组织形式等有效导入，形成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迂回投资通道；（3）通过农地经营权的产权细分与盘活，以代理经营的方式引入企业家能力进行农户土地的全程托管，以代理作业的方式引入专业化组织进行农业的外包服务，形成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迂回交易通道。由此推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促进农业节本增效、农民增产增收，以服务过程的现代化实现农业现代化。可见，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模式，核心是强化农业分工，发育多样的服务市场，拓展服务领域，综合匹配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推进技地结合、技种结合、技物结合、技服结合，从而形成“农户专业种地、社会迂回投资、能者托管服务、市场竞争交易”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将小农户卷入分工经济并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进程。
    农业外包托管服务及其迂回经济效应，必然诱导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融合的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为此，一系列的研究议题应该予以关注，包括但不限于：
    （1）改变相关的农业补贴方式，鼓励连片种植。目前各地鼓励农户种粮或者撂荒地复耕，基本上采取资金补贴的办法，缺乏内在激励与可持续性。应该改变相应的激励策略：一是将农机（以及贮藏、烘干等设施）购置补贴调整为事前购置补贴与事后服务补贴结合，形成购置与服务的双向激励。二是将撂荒耕地复耕复种补贴调整为连片种植补贴，从而将撂荒治理、农田整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机装备与购置，以及种植结构调整与布局，进行统筹安排，集成推进。对此，相关的政策研究应该及时跟进。
    （2）培育专业化多元化服务主体，组建行业联盟。鼓励各类服务主体开展合作，构建服务联盟或服务协会，塑造产销全链条覆盖的服务组织体系；搭建交易平台，促成农业综合服务集成，深化综合性农业社会化服务。明确实施主体尤其是农业企业服务农户的机制和指标体系，构建绩效考核标准。通过设备支持、金融支持、用地支持、服务补贴等方式，就地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村集体等从生产到生产、托管、服务的转型。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实际的行业发展标准规范，推动各类生产托管与外包服务主体协同发展。强化委托代理机制的研究设计，加强行业自我管理和监督，发挥行业自治组织在行业规范、有序发展方面的组织引导作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3）推进农业组织化规模化经营，聚合服务需求。优化龙头企业、村集体、农民合作社组织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机制和路径，有序组织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进一步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结合土地整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项目实施，通过土地股份合作、村集体领办合作社、生产托管等形式，将农户有序组织起来，形成集中连片规模化的服务需求，诱导专业化服务经营主体导入服务项目。探索“土地整治+集中连片组织+生产托管”“订单农业+生产托管+标准化生产”“服务主体联盟+专业户+农户”等服务模式，促进业态创新。
    （4）健全市场化运营为基础的服务体系，实现供求对接。建立以市场化运营为基础、政府支持和有序管理为辅助的县镇村三级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在服务范围上推进“三维拓展”，从大宗农作物向经济作物拓展、从种植业向养殖业等领域拓展、从产中环节向产前产后等全链条拓展；在服务平台上强化“三级网络”，搭建与县镇村三级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对接的农业服务数字化平台，提供服务交易、生产资料交易、农场管理、服务组织管理等多种服务，有效对接供求撮合交易；加快农技、农机、植保等公益性农业服务机构的改革，鼓励农垦、供销、邮政等农业社会化服务惠农工程。
    （5）完善顶层政策设计，优化发展环境。以培育农业生产性服务战略性产业为目标，强化扶持政策的集成性，着力增强政策支撑的精准性、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坚持服务市场化取向，加强服务质量、价格与合同监管。
        
    推进以县为单位的现代农业服务经营体系改革试点，增强党的领导与组织建设，强化部门协同，加强政策衔接，细化任务、落实责任，形成工作合力，并将改革试点纳入各级党委深化改革内容加以推进落实。加大生产托管工作宣传力度，形成社会响应、上下支持的推进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良好氛围。
    2 拓展性变革：促进乡村振兴的线索
    与“谁来种地”的问题一样，中国的乡村也面临“谁来振兴”的难题。事实上，我国城乡关系的扭曲，不仅源于二元结构体制下地方政府的城市偏好的外生制度激励，还在于农村本身封闭的内生性制度约束。农村土地产权的排他性、身份成员权的封闭性以及地权交易管控的强制性，构成了现代要素与生产力进入农业农村的制度壁垒。必须在赋权强能的基础上打开村门，在城乡融合的进程中盘活乡村，在村庄开放的新格局中促进乡村振兴。显然，由服务外包所引入的现代生产要素、企业家能力与组织方式等核心要素所构成的基要的生产函数，同样有助于诱导农村的连续性变革与进步。因此，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基要性的变革包括但不限于：
    一是在城乡融合中促进乡村发展。发展县域经济、做大做优县城、打造小城镇产业集群，形成县城、乡镇与村庄的联动，对于破解二元结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意义重大。构建多样化的社会投资撬动机制、放大机制和可持续机制，拓宽资金筹集渠道加大乡村振兴的投资力度；通过“以产业入园区，以园区扩镇容，以城镇带人动，以人动带地转”，推进土地集约化、产业园区化、人口集聚化，形成“产业聚集、园镇一体、城乡融合”的发展格局；健全县城、中心镇与中心村的生产性服务与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农业高质高效、镇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二是组建多样化的股份合作社。通过合作与联合的方式，共建发展共同体和利益联合体，推进土地（包括“三块地”）经营权和资金入股，发展涉农产业化经营，打造形式多样化、业务多元化、运营组织化的涉农产业经营主体，重构农村产业生态圈；从以农地经营权入股，到以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资产入股，着力盘活乡村资源，在推进农业产业链延伸和农产品高端化的同时，全面立体开发农业景观资源，拓展多样化功能；构建多样且开放的合作组织平台，在发挥农业传统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共建、共营、共治、共享”，在农业农村多元价值（人文、生态、休闲、康养等）的开发中助推农民获得功能性增收。
    三是培育多样化的职业经理人。培育服务多样、形式多元的组织模式，发挥、协调并整合不同服务主体的比较优势，形成互补和合力；培育专业化、职业化、多样化、群体化的职业经理人与企业家队伍，形成竞争性的运营机制，为农业与村庄功能性开发提供代耕、代管、代营服务。尤其是在农业生产之外，通过培育有良好的技术开发能力、市场运行能力以及企业家能力，适应优质农产品的营销传播、生产技术运用以及农业功能开发、村庄运营项目的经营管理。培育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的运营商与职业经理人尤为重要。
    四是发展多样化的社会化服务。鼓励社会资本发展外包服务的同时，促进其发展休闲农业及其周边产业，发挥农业的生态、文化等优势，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和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支持社会资本投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引导社会资本以生态资产或者股权转让等多元方式，盘活农村资源资产。强化农村社会化服务，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让社会资本和农民共享发展成果，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五是构建多样化的市场交易机制。不仅要建立与要素集合有关的各类股份合作平台，而且要构建村庄开放情境下的可拓展有包容性的股份合作交易机制；不仅要建立代耕、代管、代营的经理人市场，而且要构建功能开发与资本运作的竞争性委托代理机制与进入退出机制；不仅要建立各类专业化的社会化服务撮合平台，而且要构建由生产性服务拓展到功能性服务的交易机制。其中，村庄与地域层面的人文与生态功能品的产权安排、价格生成和价值实现是市场设计的重要议题。
    分工经济与迂回生产不仅可以诱致报酬递增，而且能够引发非线性拓展。由组织方式、企业家能力与社会化服务所组成的核心因素，不仅会改变原有农业生产函数的基础变量，而且可能重塑农村变革的“生产函数”，从而为中国乡村振兴提供基准性线索。因此，从农业转型提升到乡村转型发展，从股份制的土地集中机制，拓展到要素流动的产权盘活机制；从职业经理人的委托代理，到多元主体的竞争与合作；从社会化服务的中间品供给，拓展到分工分业的迂回投资与功能性交易，有可能为世界范围内的乡村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与“中国道路”。
    （作者系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转自：《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