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一鸣 罗必良：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经验证据研究

    一、引言
    自1949年至今的60年里，中国农村土地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初的国家有限管制的产权结构到人民公社时代的国家全面管制的产权结构再到改革开放后的以家庭为单位的产权结构这三种不同的产权管制状态，这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产权管制变迁现象。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国家对农业产权管制显著的放松性政策安排早就发生在1970年代末期，国家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默认就意味着国家从对农村土地自由无所不在的管制状态大幅退却，以此交换稳定的税收和低成本的管制体系以及农民的政治拥护。国家解除人民公社产权管制的动机缘于国家深入乡村社会所面临的财务难题，维持全面管制的费用上升速度快于收益上升速度，此时国家无力追加开支，产权管制放松就开始了[1].另一方面，1983年，控制乡村社会达28年之久的人民公社终于被国家彻底舍弃，取而代之的是家庭承包制，农民以保证对国家上缴税收和承担农地经营责任换得土地的长期的自由决策权和剩余索取权，并承包上缴之余资源和非农资源的全部私人产权。谭秋成（1999）对于乡镇企业起源的研究也表明，国家为维持从农业中汲取剩余的速度，在1970年代初期，放松了发展社队企业的严格管制。此外，Liu 、Carter＆Yao （1998）认为国家之所以放松部分农地的财产权利，是因为从集体生产到家庭经营的制度变革是一个帕累托改进，既增加了农民自己的收入，也提高了国家的食物供给[2].
    管制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课题，早期的管制经济学文献仅仅集中讨论特殊产业的价格和进入控制（Stigler ，1971；Peltzman，1976；Becker，1983），而对财产权利的管制问题却少有涉及。但从新制度经济学来看，管制不仅改变了产权结构，还引起经济当事人常常不能预见的复杂经济后果，从而影响某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及整体福利水平[3].Cheung是最早提出产权管制思想的经济学家，在《价格管制理论》（1974）[4]一文中，他提出两个理论命题：第一，当合约一方的收入索取权被完全或部分地剥夺时，除非该权利被完全授予另一个人，否则转移的收入将趋于耗散。第二，给定非专有收入的存在及其耗散趋势，涉及的各方都会努力在约束条件下使资源价值的下降降至最低限度来实现；或者通过形成另外的决定物品使用或生产的合约安排使交易成本增加最小来实现；或者通过这两者的最低成本组合来实现。
    与此同时，另一位产权经济学家Barzel（1974）提出与Cheung（1974）相似的命题：由于交易的复杂性，市场参与者除了价格和数量之外，还有许多可供调整的边际[5].最大化意味着这些边际要被利用，而利用的方法是可以预测的，人们将利用约束条件下他们所能采用的成本最低的方法来获取由管制置于公共领域的价值。这种行为的结果使得由管制产生的浪费减少到最低限度。后来，他在《产权的经济分析》（1989）
    中进一步指出，要使管制生效，必须贯彻到底，并为此付出代价。因此，是否需要实施管制，还要看交易所涉及的价值的大小。交易的价值低，进行管制所花费的成本就得不偿失。可以想象的是，随着交易价值的增加，管制条款也增加，为执行这种管制所投入的资源也将增大。
    在此基础上，Demsetz （1988）在《所有权问题的研究框架》一文中正式界定产权管制的核心范畴[6]：当产权受到管制而又不能买断时，就应该强调竞争方式而不是强调价格机制。
    管制所有权的各项权利，使人们无法尽量追求货币报酬最大化，所有者会因此更加放纵自己（或为确保生存空间而竞争，或为控制租金）以求尽可能地满足自己的个性偏好。他总结道：对人们行使所有权的各项具体权利的能力施加限制，会使产品配置及其背后的财富配置格局的改变。因此，对一组私人权利的一部分施加管制，使之失去权能，就说明这部分权利已经被政府接管或分配给政府。
    Pejovich在其专著《产权经济学》（1990）中则进一步认为政府通过对所有者选择用其财产做什么的权利或对其以共同商定的价格将之转让给他人的权利进行干涉和管制而削弱了产权。
    在国内，罗必良和何一鸣（2008）在“管制—产权—绩效”的RPP 理论范式下，利用一个简单的博弈论模型分析政府放松对资源配置权利的管制所产生的制度绩效，从而得到基本结论是：产权管制放松既是一个产权集合中的全部或部分真子集从被剥夺或删除到被部分或全部地重新赋予并界定的动态过程，也是一个租金耗散不断减少的过渡阶段，更是自由协约构成的价格机制对政府配置资源安排的一种替代，因此，这是最小化交易成本的理性选择结果。若产权束被部分或全部地重新赋予拥有如何最佳运用资源的信息的分散决策个人，则停留在公共领域里的租金耗散将会相对减少。外部权威放松对国有企业产权管制后，国有企业因而能够拥有日益增多的剩余产品（即边际上或增量上）的产权，从而能够保证其中的某项资源投入它们能发现的最有价值的用途上去，节约了过去因资源权利扭曲配置所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人力资本产权管制放松意味着价值偏好、资源禀赋和生产技能各异的个体可以通过契约集聚在一起构成组织，为实现合作效率各组织成员又专业化其比较优势，从而形成一套高效的分工网络。因此，人力资本产权管制放松其实是放松对劳动分工的限制，分工与专业化在解除管制之后通过市场的协调而不断深化，分工与合作的全部利益也能够得以实现，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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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总结性述评
    产权管制程度的差异从而导致不同租金耗散的产生，相同的行为动机在不同的管制结构下将产生不同的制度绩效。
    如果要提高制度绩效的话，则应该放松产权管制，因为当产权束被部分或全部地重新赋予拥有如何最佳运用资源的信息的分散决策个人时，停留在公共领域里的租金耗散将会相对减少。同时，得到关于产权管制的若干基本命题。产权管制放松是新中国农业经济绩效提高的动力来源。加快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步伐，进一步下放农业剩余财产权利，在保持农村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把农业资源的使用权、转让权（剩余控制权）和收益权（剩余索取权）赋予分散决策的农户个人将有利于中国农业经济的长期增长。
    作者简介：1.何一鸣（1981—），男，广东广州人，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农业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助理；2.罗必良（1962—），男，湖北监利人，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广东省特聘教授（珠江学者）。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BJY100）
    原载《河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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