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少安 陈屹立：宏观经济因素与犯罪率：基于中国1978－2005的实证研究

    内容摘要：本文对中国1978－2005年间收入分配、教育、失业以及城市化和贫困等宏观经济因素对犯罪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发现，全国、城市内部、农村内部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对犯罪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教育水准的提高则能够有效的减少犯罪率，失业和农村贫困也对犯罪率产生了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则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犯罪率。
    关键词：收入差距；国民教育；犯罪率
    经济学认为犯罪也是一种理性行为，是对成本收益算计之后的选择，惩罚的确定性与严厉性、非法收入（机会）与合法收入（机会）等都会对犯罪产生影响。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大量利用计量方法对犯罪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广泛考察了各种宏观经济因素如收入分配、失业、教育等对一国犯罪率的影响，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与此同时犯罪率也急剧上升。1978年全国的犯罪总数为五十多万起，到2005年犯罪总数达到了四百六十八万多起，是1978年犯罪总数的8.7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因素变化对我国的犯罪率到底是否造成了影响？如果对犯罪造成了影响，不同因素的影响各自有多大？哪些是影响犯罪的关键？国内对这些问题的定量研究还是比较缺乏的。本文试图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国民教育状况、城市化等对犯罪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第一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二部分是模型设定及变量的描述，第三部分是实证检验及结果的分析，最后为结论。
    一、文献综述
    现代经济学的触角伸入犯罪学领域是从Becker（1968）发表其《犯罪与惩罚》后开始的，他认为犯罪也是一种理性行为，犯罪者被惩罚的概率和被惩罚的严厉性构成了犯罪的成本，犯罪人只有在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才会去犯罪，因此，惩罚的确定性和严厉性能够威慑犯罪。这构成了著名的威慑理论。在此后的20世纪70和80年代大约20年时间里，大量实证研究都集中于检验Becker（1968）所提出的威慑理论，结论几乎一致认为，惩罚的确定性和严厉性的提高都具有非常显著的威慑效应（Ehrlich ，1973；Witte ，1980；Fajnzylber，Lederman and Loayza，1998；Corman and Mocan，2000）。
    在对威慑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之后，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经济学对犯罪的研究开始逐步更多的来关注犯罪率的决定因素，特别是各种经济社会因素对犯罪率的影响。他们广泛的考察了收入分配不平等、教育水准、失业、劳动力市场环境、贫困等对犯罪率的影响。
    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犯罪。社会学的紧张理论认为，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容易造成社会紧张，穷人产生严重的挫败感，对社会产生不满，地位的不公平感导致穷人可能通过犯罪来提高自身满足度，由此可能引致低地位的人犯罪。从经济学视角看，穷人犯罪的机会成本低，而同时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富人的财富给穷人创造了非常多的机会，如果穷人将时间更多的配置在非法活动上，其收益可能会更高，因此，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鼓励了穷人从事更多的犯罪活动（Kelly ，2000）。在经济学上，Fleisher（1966）首次研究了收入不平等与越轨行为的关系，并发现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犯罪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之后大量的实证研究也都支持收入分配不平等将导致犯罪增加的观点（Ehrlich ，1973；Fajnzylber，Ledermanand Loayza，1998；Imrohoroglu ，Merlo and Rupert，2006），而且，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既可能导致财产犯罪的上升（Chiw and Madden ，1998；Imrohoroglu，Merlo and Rupert ，2004），也可能导致暴力犯罪的上升（Kelly ，2000；Fajnzylber，Lederman and Loayza ，2002）。不过，结论也并非完全一致，有研究就发现收入不平等对犯罪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Doyle ，Ahmed and Horn，1999；Neumayer，2005）。
    国民教育与犯罪。提高国民教育水平通常能够提升人们的人力资本，使得他们收入增加，也更少失业，由此提高了他们犯罪的机会成本，从而减少犯罪；受过越高教育的人可能过着更为体面的生活，如果他们受到刑事惩罚，则会对他们的名誉、地位、心理等造成更大的伤害，进一步抑制这些受到高教育的人犯罪；教育也可能使人变得更文明，改变他们的偏好，减少犯罪（Lochner and Moretti，2004）。许多实证研究也都发现，学校教育可以显著的减少犯罪率（Wite andTauchen ，1994；Wong，1995；Lochner and Moretti ，2004）。不过，不同类型的犯罪受教育水准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实证研究发现，街头犯罪一般受其影响较大，而白领犯罪则不明显（Lochner ，2004）。
    失业、劳动力市场环境与犯罪。失业和劳动力市场环境密切相关，失业率就常常作为衡量劳动力市场环境好坏的指标之一。失业率低表明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合法劳动机会多。除失业率之外，工资水平也是反映劳动力市场环境的指标。这二者都可能对犯罪率产生显著影响。失业率越高，导致失业人口收入减少，犯罪机会成本下降，尤其可能引发更多的财产犯罪；失业也可能引起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诱发犯罪。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合法劳动机会越多，工资水平越高，则犯罪的机会成本越大，有利于减少犯罪。大量实证研究都发现，失业确实对犯罪产生了显著的影响（Wong，1995；Freeman ，1996；Raphael and Winter-Ebmer，2001）。不过，在对德国的研究中却发现，失业对犯罪率的影响是模糊的（Entorf and Spengler，2000）。对劳动力市场环境和犯罪率之间的关系也有大量的实证研究，他们的结论也大都表明，更多的合法劳动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水平能够有效的减少犯罪（Myers，1983；Wite and Tauchen，1994；Doyle ，Ahmed and Horn，1999；Gould ，Weinbergand Mustard ，2002）。不过，也有研究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对犯罪的威慑效应虽然存在，但是比较微弱（Witte ，1980）。
    除了以上被关注最多的因素外，贫困、城市化、人口结构等都可能对犯罪率产生影响。贫困人口犯罪的机会成本更小，犯罪倾向更高，尤其和收入不平等并存的贫困人口更容易实施犯罪，实证研究也发现，贫困不仅可能导致财产犯罪上升（Kelly ，2000），也可能影响暴力犯罪（Corman and Mocan，2000；Fajnzylber，Lederman and Loayza ，2002）。经济发展常常伴随着城市化现象，在城市中常常有更多的犯罪机会，而且犯罪有着更高的预期收益，由此吸引了更多的人到城市犯罪，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种状况的存在（Glaeser and Sacerdote ，1999；Entorf and Spengler ，2000）。在许多国家，青少年犯罪常常都是整个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年轻人有更充沛的体力，更充裕的时间，更小的机会成本，更可能受到同伴的不良影响，因而以年轻人占总人口比例表示的人口结构会对犯罪率产生重要影响，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Grogger ，1998；Doyle ，Ahmed andHorn，1999；Entorf and Spengler ，2000）。另外在对美国的犯罪率研究中，一个有新意的观点是，有研究者认为美国70年代的堕胎合法化对犯罪率产生了重要影响（Donohue and Levitt，2001）。
    在国内，胡联合等2005年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贫富差距对犯罪的影响，认为贫富差距对于犯罪总的来说有显著影响。谢旻荻等则通过2004年省级横截面数据研究了GDP 、地区差异等对于犯罪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贫富差距、开放程度都对犯罪率有明显影响（谢旻荻等，2006）。但是这些研究要么考虑因素单一，要么只分析了某一年的犯罪状况。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通过对中国1978－2005年犯罪率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因素确实对中国的犯罪率产生了重要影响，收入分配不公、教育、失业以及城市化和贫困这些经济因素能够很好的解释中国1978年以来的犯罪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全国范围内的收入差距还是城市内部以及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都对犯罪率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也显著的影响了犯罪率；国民教育水准对中国的犯罪率同样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提高国民教育水准，提高初中生升学率能够有效的降低犯罪率；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犯罪率的影响非常显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犯罪率；城镇失业率的增加会增加犯罪率；农村绝对贫困对犯罪率也产生了影响，减少农村的贫困能够减少犯罪率。
    在讨论本文的政策含义之前，关于城市化与犯罪率上升这一点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本文的结论和一些对其他国家犯罪率研究的文献相同（Glaeser and Sacerdote，1999；Entorf and Spengler ，2000），发现城市化影响了犯罪率。但是，我们很难由此而认为应当减缓甚至人为限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减少犯罪率。首先，对于中国而言，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城市化本身就会带来犯罪的上升，但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和转型过程的深刻体现，而这会带来犯罪的大量增长。实际上，就世界各国的经验而言，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标志的现代化过程中都带来了犯罪的增长（谢利，中译本2002）。
    因而，我们模型中城市化较大的弹性系数可能就并非仅仅是城市化本身所能带来的，而更是由于它代表了中国现代化初期阶段和转型过程对犯罪率的提升的巨大作用力。其次，城市化是现代化的结果和必然，而犯罪也是现代化过程尤其是现代化初期所带来的成本之一，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而犯罪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一个代价。
    其实，现代化的这种代价并非是中国独有的，对全球众多类型国家现代化过程的考察就揭示了，犯罪的上升是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面临的最明显和最重要的代价之一（谢利，中译本2002，第200页）。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和不可阻挡的趋势，由此城市化将是一种必然。因此，我们不可能仅仅为了降低犯罪率而人为压制甚至降低城市化水平，而强行降低城市化水平、阻碍现代化进程以降低犯罪率，反而将会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的。最后，虽然以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化在初期会带来犯罪的增长，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完成和社会的稳定，犯罪率的持续高速增长会得到减缓。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发展进程的成熟会带来犯罪率的稳定，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犯罪率增长就低于发展中国家（谢利，中译本2002，第203页）。因而，对中国而言，我们不是要减缓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而是反而要使得我国现代化进程尽早实现，使得社会更加稳定和和谐，从而减缓犯罪增长甚至减少犯罪率。
    如果希望采取一定的刑事政策来减少中国的犯罪率，那么前述的实证研究结果提醒了我们，从一些社会经济因素入手，采取一定的社会经济政策将会是一种良好的刑事政策。据此，本文对中国刑事政策的建议就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减少全国范围内、城市内部、农村内部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减少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公是一种有效的降低犯罪率的社会政策。减少收入分配不公不仅具备经济学的意义，也对减少犯罪有着重要的意义，减少收入分配不公不仅能够通过减少犯罪为社会稳定做出贡献，也能够为社会节约应对犯罪的成本以及避免犯罪给社会带来的成本。也正因为此，改变收入分配不公现状不仅是平等和公平的需要，也是减少犯罪的需要。
    大力提升国民教育水准。提高初中生升学率能够有效的降低犯罪率，而且提高初中生升学率甚至比减少收入分配不公对犯罪的影响更大。我国2005年初中生升学率接近70％，仍有提升的空间，由于教育的弹性系数较高，因此初中生升学率提高1％能够从总量上减少很多犯罪，从而为社会节约很多成本，因此加大对教育尤其是中等教育的投入对减少犯罪的贡献将是显著的。加大对教育的公共投入将是一种非常好的刑事政策。
    减少城镇失业，千方百计增加城市就业机会，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能够降低犯罪。降低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率，增加贫困农民的收入，对于降低犯罪率也是有帮助的。
    作者简介：
    黄少安，男，湖南洞口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院长，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产权理论、制度经济学、农村经济等。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27号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250100.
    陈屹立，男，湖北恩施人，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2005级博士生，研究方向：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27号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2005级博士生，250100.E-mail ：yililiting@yahoo.com.cn；yili77@mail.swufe.edu.cn
    *本文为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现代西方产权理论比较与中国改革实践"的成果之一。项目批文号：04JZD0007，首席专家：黄少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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