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的制度变迁

    受访者：盛洪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采访者：张春海 出版商务周报
    《出版商务周报》：在我印象中，国内较早介绍科斯和新制度经济学，比较早的是20世纪80年代张五常先生的《卖橘者言》。而您和陈郁先生译校了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这部经典，当初您接触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科斯的论著是怎样的感受?
    盛：国内学者接触科斯的思想，最初是通过1985年出版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本书是一个叫做勒帕日的法国人写的。最早翻译科斯文章的是张维迎，他翻译了《企业的性质》，1988年发表在《中国：发展与改革》(高尚全主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编)。科斯的论文本身有征服力，对问题有精准的把握，巧妙的构思，严谨的推理，给人很有冲击力的结论。科斯的理论本身就是很有魅力，可以说我是偶然看到的，但是你一看到它就会喜欢它。当时，我们觉得眼前一亮，觉得这个理论太好了，它有解释力、说服力，它还很美。
    《出版商务周报》：我在读科斯的文章的时候感觉他是在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比如关于英国灯塔的《经济学中的灯塔》，还有《社会成本问题》中的牛栏和诉讼案例。科斯能够把很精深的东西，用像讲故事一样很浅显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是这些文章一再读每次都能读出来新的东西。包括周其仁和您在内的经济学家都是这样。
    盛洪：是这样。一个理论的成功，除了解释力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的表达，它的表达力、表达方式。有些理论原理很好，但是如果表达不好话，也可能不成功。古往今来，那些成功的理论，特别是文化理论，很重要是它的表达。仔细观察一下人类接受的道理，很多是靠讲故事讲出来的，而不是靠高深莫测的表达。中国的经典，比如《论语》是问答的形式，《庄子》则主要是小故事;西方的如《圣经》也都是一个一个的故事。用讲故事的方法表达思想、理论，能够通俗易懂，很吸引人甚至引人入胜。可以说科斯的风格是讲故事的风格，但是讲故事的风格不是他发明的，它是古往今来一种很成功的表达方式。人类所领悟的道理，很多是从看似浅显的故事中挖掘出来的。
    《出版商务周报》：您后来到芝加哥大学作访问学者时见到了科斯老人并且在他的指导下研究。科斯对“中国奇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还专门召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学术讨论会，张五常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就是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您怎样看这个问题和张五常的这项研究的?
    盛洪：实际上，中国奇迹的根源，还是产权制度和市场制度这两者加起来的结果，这是很朴素的道理。这个道理几乎能够完全解释中国的奇迹，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张五常一方面是对的，中国的奇迹可以用科斯的制度经济学理论解释，张五常的这本论著是那次研讨会的主题发言，作为一个主线是对的。
    张五常的解释侧重于制度角度，比简单的产权制度加市场制度更进一步，他强调地方的县级政府之间的竞争。但是这种解释还有一点偏差，就是他只把地方政府看成企业这样的竞争性的组织，实际上忽略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竞争不仅仅在地价上，为投资者提供便宜的地价，同时也在制度上有竞争，不断改进本地的制度;另一方面忽略了较低的地价其实也是有问题的，这就是地方政府在侵夺农民。这一点张五常没有太仔细的观察。要以比较低的价格拿到土地，才能够以比较低的价格去竞争，去吸引企业。这也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缺陷。张五常说“平生没见过这么好的经济制度”，可能有点说过了头儿。虽然县级竞争这个角度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不全面，把中国的改革说得太好，这是他的一个问题。
    《出版商务周报》：您在博士论文《分工与交易》中使用科斯的方法，强调交换方式，认为过去的经济学过多地注意生产，现在需要注意交易活动，这是一种纠偏。科斯等人的对交易费用的强调，也是对我们传统的经济学思维的纠偏?
    盛洪：可以这样说。对社会经济活动，过去大家比较注意的是生产，生产出具体的东西来。另一方面，生产的形式，是分工的、专业化的形式，又必须以交易为条件;交易虽然不直接体现为生产，但是通过交易可以实现对生产不同产品的资源配置，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由于生产的作用比较直观，而交易的作用并不直观，所以以往的经济学家更看重生产。虽然他们也讲市场制度这只“看不见的手”，但是更多地去研究生产，包括亚当·斯密，到了马克思更是如此。虽然他们也关注了流通，但是或者认为流通不重要，或者认为流通是一个负面价值。而制度经济学开始关注交易，比如康芒斯，他说交易是制度的基本单位，研究制度就要研究交易，交易是核心。但是康芒斯没有办法直接去分析交易，因为他没有关于交易的成本-收益概念。而科斯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而且用这个概念就能够对交易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得出交易是不是有效率的判断。科斯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引发了一场革命。事情一下子就搞通了，大家就可以直接对制度进行分析了。过去的康芒斯对制度经济学贡献很大，但是不能对制度进行分析，在应用上有问题;科斯并不是首先提出重视交易，而是首先解决了分析交易的方法问题。
    《出版商务周报》：我也注意到您近些年来，在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乃至人类文明问题，感觉受到道格拉斯·诺思的影响比较大。这是不是新制度经济学本身发展的一个方向?而这种方法的使用是不是本身也有一定的边界?
    盛洪：经济学是分析成本和收益的，在分析时有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分析值得不值得、有效还是无效。一旦时间-空间变大变长，可以看到在小的范围内被认为有效的，在更大范围内是无效的，所以经济学的分析会丢掉一些因素，这些因素会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外，是看不到的，故而有时会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比如说战争是有效的，可以对一场战争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比如，美国很快占领了伊拉克，损失很小，表面看非常有效。但是拉长时间就不一样了，占领之后的成本是很高的;再拉长时间会发现，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对抗、敌对在增长。所以就涉及一个在什么样的时间范围内看待有效性的问题。所以只用经济学的方法，必然是受到局限的，因为必须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中分析。有些行为，短期看起来是无效的，但是它有指导它的文化，而这种文化有相当长的时间视野和相当宽的空间视野。传统文化经历了千百年来世世代代的人试错和提炼的，所以是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出版商务周报》：这是中国文化中的伦理金律。
    盛洪：它是经过相当长的考验的。但是，如果换一个人，他是武装到牙齿，对方手无寸铁，他就问，我为什么不抢他?不抢是无效率的。但是从更大的时间-空间维度来看，这样的事情不能持久，也不普适。所以，经济学的东西都受到时间-空间的约束。所以要解释人类社会、研究人类社会的前景，就要超越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比如，有些东西有它赖以形成的文化传统，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有宋儒的义利之辩中，只问“义与不义”，不问利害。不去计较这件事对自己有利无利，只管对错。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对”、“义”是大智慧。你做事是“义”，符合正义的原则，从长远整体看就是有利的，但是就目前处境去计算是亏的，所以有些时候超越了经济学的文化传统或者宗教传统，所形成的原则，对于人类行为、人类前景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有远见、有悟性的经济学家都会走到这一步。包括道格拉斯·诺思、詹姆斯·布坎南这些大师，他们发现有些问题实在不能单靠经济学进行解释了，那就看是否用文化来解释。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都会走到这一步。
    《出版商务周报》：我看到诺思在美国已经出版、今年要在中国出版译本的《暴力与社会秩序》(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从题目和简介看其视野越来越远大。
    盛洪：我在新版的《现代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中加入了一篇诺思的论文，“经历时间的经济绩效：知识的有限性”，他想用文化去解释用经济学解释不了的历史现象;加了一篇詹姆斯·布坎南的文章，“宪法秩序的伦理学”。宪政是基本的文化原则，布坎南发现无法用经济学解释宪政是怎么来的，所以要加上伦理学。
    《出版商务周报》：经济学大师走得更远的话，就会超越单纯经济学的范畴。我也注意到您近年来，也包括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工作，是在从新制度经济学出发思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盛洪：实际上这涉及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支，叫做宪政经济学。它研究社会的基本框架应当是什么样的。社会的治理应该有一个制度结构，就像一个工具箱一样，干什么样的活用什么样的工具。对不同的社会问题处理需要不同的制度，各种制度应当有自己的范围、边界，它们共同形成一个结构。制度间应该有良性的关系。社会中肯定有一个制度叫政府。政府的作用是提供公共物品，解决外部性、市场失灵的问题。但是它一旦超越了自己的边界，进入别的领域，比如到竞争性的产业中，提供私人物品，就是不当的扩张，其行为就有问题。如果出现的话，就会导致很多负面结果，一个是无效率，政府提供私人物品就会无效率;一个是不公正，一旦它进入的话就会和民营企业竞争，甚至会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修改规则，从而有利于国有企业。最重要的是一旦这样做的话，政府的经济合理性就不存在了，从而政治合法性也不存在了。如果进入一般性的领域和老百姓争夺利益，反过来也不可能扮演好自己应当扮演的角色。
    《出版商务周报》：从《企业、市场与法律》引进中国之后，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论著纷纷被翻译为中文，新制度经济学也成为学人们接受的主流甚至最受推崇的经济学流派。您觉得在中国语境中新制度经济学的兴盛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怎样的一种内在关系?
    盛洪：新制度经济学能够在中国成为主流的经济学派，和它本身的特点密不可分。它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表达的形式也很好。另一方面它也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非常合拍，改革开放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术语表达，就是“制度变迁”。中国正经历着这样一场制度变迁，学术界需要研究这样的变迁，就需要研究方法，新制度经济学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张维迎、周其仁等为代表的经济学人都比较年轻，大家都二三十岁，都在苦苦探寻、思索，从古今中外挖掘各种各样的经济学的思想资源。突然看到新制度经济学，大家都是眼前一亮。当时有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增长经济学等，大家都读过一遍的，在新制度经济学之前，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也非常流行。那时，出一种什么经济学都可以时髦。80年代末，大家发现了新制度经济学，发现它“是个好东西”。它的特点是，第一是它采用西方主流的经济学方法，表现为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概念、逻辑和形式，而这套方法发展得相对比较成熟、简洁，大家容易接受。用这种方法解释制度，令人感到是非常简洁的，可以应用比如边际、效用、最优等概念，又如成本-收益等分析方法。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把制度当作分析对象加以解释，这样的解释简洁、具有说服力，又和现实贴得很近。
    同时，中国的改革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也走到了那个阶段。经过十年的改革，一方面要探究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和具体方案;另一方面，也要总结改革相对成功的经验。十年改革，已经显现出初步的成果，中国的面貌大变，到了大家觉得应当适时地总结一下的时候了。中国改革的经验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总结呢?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是非常好的。可以说，那时候新制度经济学到了中国如鱼得水。这与它本身的优越性自然有关，更主要的是中国学者当时如饥似渴地需要一种理论去分析改革、总结改革经验，提出改革方案，所以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迅速兴起了。
    《出版商务周报》：不过我个人觉得，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在于对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解释，本身并没有强烈的制度建构的色彩。而哈耶克等学者，非常强调自发秩序原理，制度应当是演变的结果。但是在中国，新制度经济学实际上参与了制度的构建、设计，这是不是有些超越了它的边界?
    盛洪：这个问题我们也有过讨论，涉及到具体的人来提制度改革的方案，是不是叫做“建构”。实际上在微观层次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层次，制度改革、创新的方案是竞争性的，谁都可以提，实际上这就是自发演进。自发演进中包含了各种方案的竞争，所以这谈不上建构。而更高的层面，比如国家层次，假如提出的方案是诸多方案中的一个，也不能完全叫“建构”，这时应把人的努力看作自发演进的一部分。那什么是建构呢?有些人提出了一个方案而且排他地实行这个方案;别人实行竞争性的方案的时候，
    他用强制手段制止别人实行。这才是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宪法是不是建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可以说美国这些人提出了一个国家层次的制度方案。这方面的讨论很多，我自己也回答过。关键在怎么去看，只要方案是竞争性的，不是排他的，而且它是自愿接受而非强制性的让人接受的话，就不是建构。建构的含义是，认为某个方案就是最优方案，因为是最优，就要实施，而且要强制性地实施。这才是建构。否则就不会出现国家层次的制度了。国家层次的制度，都应当是试错的，有些地方不好了、被证明是错误的，就需要纠正。只有宣称自己是唯一真理、绝对正确，才是建构。
    《出版商务周报》：您主编的《现代制度经济学》下卷收入了中国学者的论文，反映了中国经济学人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成就。中国的改革开放给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和丰富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在这种契机下，加上中国学人的努力，会不会形成新制度经济学的中国流派?
    盛洪：这个问题我曾经讨论过。我原来讲过经济学的中国学派问题。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有一个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在中国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对其进行思考、参与制度变迁甚至提出方案的学人，他们有独特的经历，这和美国、东欧和俄罗斯的经济学家不一样。中国的制度变迁到现在来说是比较成功的，中国的经济学家更有经验素材，对制度的现实把握更多，而且他们还亲身参与到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他们也会提出各种更深入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在书斋中提不出来的，这些问题不会出现在美国的新制度经济学文献中，因为美国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基本上是学院派的，他们把新制度经济学作为学术来研究。在中国，大家首先也是把它当作学术进行研究，但是他们又不是完全的学院派，比如张维迎、周其仁他们，也包括天则所的学者，又是30年改革的参与者，他们有独特的视角，能够提出不同于美国同行的问题，他们也在尝试着解释它们。所以我认为应该会形成一个独特的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尤其是对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的研究分析、研究，会有独特的贡献。而研究中国的这种过渡，如果不读中国的文献，会有很大的欠缺。不过到现在为止，中国的经济学家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
    《出版商务周报》：没有达到这种高度，是不是因为我们实践的时间、中国学人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时间还不够长?
    盛洪：还有一个原因是要逐渐走到摆脱美国的语境和美国的视角，从中国的语境和视角去提问题。因为新制度经济学发源于美国，所以很多问题是美国的问题、出自美国的视角。有些问题他们认为是问题，在中国可能不是问题，而他们认为不是问题的，在中国可能是大问题。
    还有就是文化的差异，从而导致的文化视角的不同。美国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他们对世界历史的理解是有西方的文化视角的。像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不会全面地解释这种兴起，只是说了一半，说由于产权制度的改进导致了西方的兴起。但是他不会解释这一过程中出现了暴力、出现了对外扩张和殖民奴役。这些对于西方的兴起难道没有影响吗?所以如果只解释一半的话是不够的。作为西方人很难正视这个问题，但是中国人可以正视，因为在西方世界的兴起过程中中国是受害者，所以不会回避这个问题，不会欢呼鸦片战争打得好;但是西方人不会提这样的问题，甚至可能不知道有一个“鸦片战争”。
    所以，这就需要有一个超越，如果只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作为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的延伸，在他们的语境中，永远提不出新的问题。而现在，很大一部分经济学家、经济学的学生主要还是以英语文献为主研究经济学，养成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认为这才是正宗，其他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所以难以提到超越。
    还有很多具体的制度现象，在西方从没有出现过，在中国的历史中却大量存在，这是有别于西方的传统，比如中国古代讲“礼”，孔子讲“克己复礼”，礼是一种制度形式，但是西方人大多不知道什么是礼，他们那里不存在这样的制度形式，所以也不会去分析它。
    再比如，西方从近代开始是个人主义社会，一直以个人为单位思考问题;而中国的传统社会一直到很晚近的民国，都奉行我称作是“家庭主义”的文化传统，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这两种不同的基本单位思考问题，结论可能完全不同。比如家庭要延续，生育是很重要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家庭看来是很合理的;但是要从个人主义角度去思考，这是很荒诞的，因为有没有孩子和孝顺不孝顺父母有什么关系呢?
    有很多具有中国特点的制度现象，在西方是没有的，所以要以西方制度现象为基础的经济学作为自己的思考框架，也就无法研究超出西方范畴的问题，就谈不上超越，就不可能有更大的贡献。而如果一个一般的经济学理论不包括中国的经验，怎么能被看作是“一般的”呢?
    2009年12月13日在《出版商务周刊》以“理论推动改革，改革升华理论》为题刊出，刊载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