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贸易与文明——2019年1月9日在“2018年度好书颁奖礼”上的演讲

    
    
    贸易与文明，这两个主题非常重要。我们现在正处在贸易战背景下，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最近刚到北京来，大家都在关注能不能达成一项双方都满意的协议。
    为什么“文明”非常重要？因为人类文明来之不易。大家知道，人类是从黑猩猩演化而来，我们身上带着非常残忍的基因。经过数万年、尤其是近几千年的发展，人类才逐渐发展出一种文化，来克服我们人类身上跟黑猩猩类似的残忍基因——当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发生利益冲突时，我们经常会倾向于使用暴力。
    但文明就不是这样。大概是20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就叫《什么是文明》。我当时给“文明”下了一个定义：文明就是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我们过去用武力解决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虽然这句话非常简单。
    在人类早期，人类的暴力死亡率大概是15%，这是非常高的；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降到了3%到5%；到今天，人类的暴力死亡率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在1%以下。为什么？是人类发现了一些文明规则。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明规则就是交易，也就是贸易。那么，贸易是什么？贸易就是不要通过暴力来和别人争夺财富，而是通过和平的方式。用暴力的方式，一方面是一个零和游戏，这个游戏结果没有让整个社会增加什么，另一方面还使其中某些人遭受损失甚至失去生命。但贸易非常伟大，贸易的伟大之处在于，贸易双方用和平方式平等谈判，最后达成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它的后续结果不止如此，因为达成这个交易，会带来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更广泛的、超出一个动物群的联系，这种联系形成了人类社会之间的分工，这种分工到今天是全球分工——这不是一个很小群体的分工，是全球的分工。
    今天，我们不知道身上穿的、或者我们戴的一些产品产自哪儿，地球另外一端有一个人跟我们可能就有关系，但是我们不知道。但是大家知道，一个黑猩猩和其他黑猩猩的关系不会超出一个自然群。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由此，贸易带来了人类财富的增长。这种增长是通过分工、通过专业化，通过人和人之间合作推进了技术的创新、制度的创新，产生了巨大的财富的涌流。贸易实际上是一个最基本的文明规则。由于有这个规则，人类才走到了今天，才不会因为想要拥有更多的财富而采用过去那种残忍的手段来达到目的，而完全可以通过和平的手段。从这个意义讲，贸易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明规则。
    人类的历史，这几千年、尤其是近几百年，由于贸易的发展、由于贸易的全球化，人类财富越来越多的涌流出来，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比以前生活得更加幸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所以，我们非常珍视这个规则。这个规则就是中国和美国都强调的市场规则，就是人和人之间平等的进行谈判，自愿达成交易，最后忠实的履行合约。这种规则几乎成为了金科玉律，也被经济学教科书非常凝练地概括、总结出来。
    经济学者都坚信这一点：只要给人以自由，那么人和人之间平等谈判、自愿达成交易，我们就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我们也会在和平的情况下获得更多财富。
    但是应该说，这个规则还不是非常完善。大家要知道，经济学在讨论自由贸易的时候，其实做了很多假设。一个假设就是人和人之间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别，国与国之间没有太大差别；第二个假设就是自由贸易同时要包含其他的条件。比如还要有资本的自由流动、人口的自由流动。只有同时具备这三种自由，自由贸易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但事实上，在现实社会当中，这些假设条件不一定同时存在。经济学假设，人和人交易的时候，人都是基本差不多的；但在现实当中，人和人还是有区别的——人在拥有资源禀赋上，在力量上等等各个方面还是不同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男性和女性就不一样。
    后来，经济自由主义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们如果只是简单的讲经济自由主义，简单假设每个人同等的平等，那是不够的——如果只是假设这一点，那么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努力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就可以了。但是很多人发现并不是如此。经济学有一个学派叫圣塔菲学派，做过对人类社会的计算机模拟：假如这个社会都是经济学假设的那种“经济人”，那么最后会崩溃掉的。所以，他们就发现一个问题：这个社会还需要有一类人，这类人不仅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且从整个社会利益出发，从维护整个社会的文明规则这个角度出发，当规则受到侵犯时需要挺身而出，去保卫这个规则，为此不惜损害个人的利益。
    圣塔菲学派管这种人叫“强互惠者”，其实这就是社会的精英。任何社会之所以凝聚成社会、之所以形成结构，和社会精英是有关的。一个社会就要有这样一些人：一方面要作为“经济人”，努力为自己利益而奋斗；另一方面还要站出来为这个社会而努力，为维护使这个社会更加富裕的文明规则而努力。同时还有一个特点，他不见得是“经济人”，他可能要约束自己，这一点非常重要。
    胡适有一句话非常好：“怕老婆是一个男人的文明标志”。为什么？我刚才讲过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男人在暴力资源上比女人有优势，但是如果他不约束自己，可能会经常打老婆，这就不是一个使家庭能存在、使婚姻能存在、使社会能存在的文明规则，所以他要约束自己，所以“怕老婆”就是男人文明的标志。
    茅于轼老师是经济学家，后来他创办了人文经济学会。这是令大家很奇怪的。后来我仔细观察过他的这种转变，我发现一个问题：茅老师原来是工程师，他的数、理、化是比较好的，他完全可以从数学角度进入经济学，但是后来走到人文经济学，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一个问题——跟我刚才发现的问题一样：如果你假设每个数字后面都是没有灵魂的一个单位，那么你作为数理经济学家，你可能走向一种构造主义的方向，那么你其实不是真正懂得这个社会的。这让他明白了，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人，这些不同的人并不是像经济学假设的那样都是同等的。
    茅老师发现这一点后，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自由主义是一种个人修养，是不干涉别人应有自由的自我约束。”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是要自我约束的，那么这是一种道德修养。就跟刚才我讲的胡适说“怕老婆”是一样的道理——“怕老婆”就是男人的自我约束。所以，我说这是第二个文明规则。第二个文明规则，我有一个总结：“文明的真正含义并不是作为生产工具的技术的优越性，而是当人们具有资源、技术和制度优势时，不滥用这种优势的道德力量”。这第二种文明规则，才真正使我们社会、我们这个世界走向文明。
    把这个话题放得更远一点，就是国与国之间。人和人之间不相同，那么国与国之间就更不相同了。在经济学里，有很多自由贸易的教条，其实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一个教条是说，通过自由贸易可以实现要素收入的均等化；换句通俗的话说，只要我们通过自由贸易，我们就可以使各国工资相等、各国人民都有同样的收入水平。这句话应该是错的，为什么？刚才说过了，因为国际贸易跟国内贸易是不一样的，国际贸易是有国家之间的边界，国家之间边界有一个障碍是没有办法克服的，就是人不能自由流动，不能自由移民。一国之内的市场经济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在国内可以自由移民。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中国的情况：为什么中国40年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没有地域间矛盾呢？因为如果哪个地方富了，其他地方的人可以去那儿去打工。我们这些年经历了一个非常显著的城市化。什么叫“城市化”？就是低收入地方的人走向收入高的地方。假如中国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西部、一部分是东部，那我们会发现，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边界就会出现美国和墨西哥边界那样的情况。这种国界对自由移民的限制，使得自由贸易不能达成各国人民皆大欢喜的结果。
    这个结论也被另外一个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所强调。他是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贡献就是“新贸易理论”。他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理论：“假如两个国家一大一小，其它条件相同，那么在自由贸易中那个大国就会更有优势”。当然，这个理论后面有很复杂的理论，我只讲一点，就是说大国会有较大的市场，较大的市场就会有较多的需求，然后会带来较大的企业，较大的产业，就会带来一种“规模经济”，会带来平均成本的下降，就会带来国际市场竞争当中的优势。
    从这个理论出发，全世界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国家都有，那么根据这个理论，不同国家之间竞争力肯定就不会相同。更何况国和国之间还有其他的区别，有的更发达，有的发展不够等等。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在讲自由贸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直到今天，全世界都没有达成经济学家所说的“理想的自由贸易的结果”，是因为有很多具体的情况。所以，自由贸易会导致有些国家获得更多的收入，有些国家可能获得更少的收入，不会有皆大欢喜的结果。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但是应该说人类几千年都在发展，我们今天看到的国际贸易这种格局其实是历史上没有见过的。可以发现历史上有很多由于贸易不平衡导致动用国家力量，动用暴力和武力、甚至产生国家间的战争。只要回顾过去几百年，我们能看到很多战争是因为贸易而起的，因为争夺贸易垄断、争夺对于贸易线路的控制，或贸易的不平衡。比如中国过去的丝绸之路，是一条非常富裕的路，但是经常会受到强盗抢劫，所以这条路是需要受到保护的。那么这条路也可能要置于某些军事集团的控制之下，这都是要互相争夺的。
    近代以来的西方，很多战争也是由于贸易而起。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在海上的争霸，实际上是争夺贸易的垄断权和贸易线路的控制权。东西方国家之间，有动用国家力量影响贸易的现象，甚至东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其实都和贸易不平衡有关。
    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有悠久的经商传统。我们很早的祖先叫“殷商”，那时候的人叫“商人”，那个词就流传下来。为什么叫“商人”，就是因为他们做贸易，我们其实有非常悠久的贸易历史。中国在历史上非常特殊，确实是幅员辽阔的“最大国家”。在周、汉、唐、宋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变成了一个生产相对比较领先、国家比较富裕的地方。所以在大概16至18世纪的时候，中国的贸易实际上一直是出超。而西方当时没有可以跟丝绸、茶叶、瓷器等大宗产品相匹敌的产品，在工业革命以前它是没有的。所以16世纪到18世纪时，中国一直有非常大的贸易盈余。当时西方所能够跟中国进行贸易的主要产品就是白银。这是因为欧洲人发现美洲，开发了美洲的白银，当时的国际贸易大概有一半白银流向中国。
    但在贵金属货币时代，这一局面其实给其他国家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贸易逆差同时带来了货币流出，通货紧缩，限制了经济发展。比如说英国，因为英国是没有白银的，顶多是靠海盗船去抢西班牙商船的白银，
    
    
    但是他们发现了一种东西——鸦片。大家都知道鸦片战争，英国人说这是贸易战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对。因为鸦片使得英国扭转了贸易逆差，中国的顺差就转过去了。总之，历史上因贸易而起的战争是非常多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回头看，人类一直走到20世纪，走到今天的WTO体制，确实比以前要文明多了，我们要珍惜这样一种文明的体制。
    在贸易历史当中有一个特别特殊的现象，有一些比较领先、富裕的国家，或者规模比较大的国家，可能在某些时候、因为某些原因，把国内市场作为其它的新兴国家的市场，哺育了这些国家，包括18~19世纪的中国和印度都是这样，它们的市场哺育了当时的工业国。当然只是在一种暴力手段压低关税条件下的哺育。
    当然这件事对中国是不利的。反过来讲，一个国家入超过大也是不利的，这样的国家不仅是失去了很多企业的发展，同时失去了货币。因为刚才讲到，在过去的国际贸易当中，贵金属作为货币，如果从中国流出，那么中国就减少了货币供给——经济发展很重要一点，就是货币供给的增加——贵金属如果流出，那么这个国家就要陷入通货紧缩。这也是一个矛盾。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在20世纪应该说还是有一种解决的办法，就是美国的办法。美国的办法非常有意思，美国处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已经不是贵金属作为货币的时代了，所以它是用纸币来支付贸易逆差。大家都知道，现代货币最后变成了纸币，这个纸币当然由中央银行发行，用控制利率、控制发放数量保证币值稳定——这跟贵金属一模一样，只因给你带来了某种让你去相信它的信任。但同时这一点也很好——如此一来，这个国家就能承受更多的贸易逆差。大家要知道，美国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是贸易逆差，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应该说，这一方面为中国崛起提供了市场，另一方面又没使得本国经济衰落下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说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模式。但这个模式仍然存在问题：今天我们看到的中美贸易战就是这样的问题。
    我们人类要继续走向文明，怎么解决国际贸易上出现的问题——就是这样一种国际贸易苦乐不均，不同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优势、劣势，好处、坏处不同的问题，确实要由新崛起的这些国家去思考。其中一点很重要，就是我刚才强调的文明的第二个规则——你不能仅仅以自己的利害去决定你的行为，必须要跳出单方面的利害，要从维护一个使全人类都能获得好处的规则、要从全世界的角度思考问题。这时候就不能简单的作一个“经济人”、只遵行当下贸易规则就行了；而是要成为一个非常负责任的、推进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国家。如果这样做，那将会对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本文为作者于2019年1月9日在“经济观察报书评2018年度好书颁奖礼”上的演讲，经本人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