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金融发展

    
    
    4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展现出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鲜明特色，其中最显著者，当推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同时出现且内洽地持续数十年。这一现象与发展经济学的传统范式不尽吻合，因而又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之谜”。
    我们认为，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工业化、由农村向城市(城市化)、由国有向非国有(市场化)持续转移，是我国经济能够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而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长期并存、互相支撑，既是劳动力得以持续转移、城市化得以稳步推进和市场化得以不断深入的前提条件，也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构成这种发展模式得以维持的基础。
    中国发展道路的实践经验及其揭示的理论逻辑具有全球意义，因为它在一个曾以“一穷二白、人口众多”为基本国情的发展中大国里，有效地冲破了长期困扰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致命瓶颈——发展资金短缺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奇迹之关键之一，就在于创造出了有效的动员和分配储蓄的体制机制；这也正是中国金融改革发展40年的最大贡献。
    中国发展道路的实践经验及其揭示的理论逻辑具有全球意义，因为它在一个曾以“一穷二白、人口众多”为基本国情的发展中大国里，有效地冲破了长期困扰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致命瓶颈——发展资金短缺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奇迹之关键之一，就在于创造出了有效的动员和分配储蓄的体制机制；这也正是中国金融改革发展40年的最大贡献。
    一、市场化改革：金融发展的前提条件
    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那时，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微不足道。准确地说，对于国民经济运行而言，金融无非只是一个大“出纳”。那时，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都是由中央计划部门由上而下、根据领导者的偏好和以实物量的平衡对应关系安排好的；金融在整个过程中的作用，无非只是计算标准、支付中介和结算手段。所谓“钱跟物走”，形象地刻画了那个时代金融与国民经济的关系。
    这种状况，自1978年改革开放有了改变。改革开放作为一个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过程，当然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值得探讨。但是，就金融发展而言，最重要的因素有二，一是经济主体多元化，二是资源配置媒介化。经济主体多元化，使(经济主体间)交易成为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资源配置媒介化，则使所有交易都必须经由货币来媒介。如此，货币作为价格标准和支付中介的作用，便急剧凸显出来。此时，金融与国民经济的关系被彻底颠覆，“物跟钱走”，成为新的资源配置机制。这时，大至宏观经济运行，小至企业的经营、居民的生活，均离不开货币的作用。
    在中国，这种经济主体多元化、经济运行媒介化的进程，是通过一系列不间断的改革实现并逐步深化的。大致说来，这一进程，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前，主要通过推进渐进式分权改革和大力发展金融体系实现；1993年之后，则全面蕴含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过程之中。
    中国的分权改革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政府向企业和居民户分权，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转向大众创业、企业主导的市场经济。这是一种“经济性分权”，它代表了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转向分散的市场经济的改革，旨在赋予广大微观经济主体明确的产权，激发其储蓄、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第二，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这是一种各级政府间的“行政性分权”，它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重新配置，旨在大规模激发各级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不同，中国的经济性分权和行政性分权改革采取的都是渐进而非“大爆炸”的步调。这不仅表现在对改革目标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而且还表现在改革的措施也是分步安排，并尽可能沿着帕累托效率改善的路径来实施。
    现在已经可以确认，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当时普遍存在的希望从计划经济一步“跳跃”到市场经济的幼稚想法相比，渐进式的分权改革无疑是务实、稳健和成功的。分权的过程向微观经济当事人赋予了产权，为其开展经济活动创造了激励相容的框架，从而刺激了储蓄投资的动力；而渐进的方法则让包括决策者在内的所有经济当事人都能够有一个对新事物不断探索、试错、总结和逐步熟悉的过程，而新机制也就在这种渐进的过程中建立和完善起来。
    中国40年的改革进程，以1994年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这一方面指的是，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终于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明确目标，因而此后的改革举措与此前存在着巨大差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宏观经济运行中最具基础性的一对关系——储蓄和投资的关系——在此前后存在着方向性的区别。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明确之后，“计划”和“市场”的争议基本结束。在改革的重点上，1994年之前重点讲“放权让利”而不注重改变产权制度，只关注“给好处”而不强调建立微观经济当事人激励约束机制的简单做法也得到纠正，企业改革开始强调明晰产权、完善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财政体制也开始了影响极其深远的“分税制”改革。从那时开始，不仅企业逐渐成为自我决策的市场主体，而且，通过“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改革，地方政府也获得了很大的经济管理权力——后来被国内外学者称作中国经济发展又一“密钥”的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主动性以及基于此展开的政府间竞争，自此拉开了序幕。
    改革的不断深入，无疑从制度层面推动了我国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上升。
    首先，市场化改革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投资主体从以国有经济单位为主向国有、非国有、外资等多元化主体转变。投资主体的这一转变，意味着市场经济机制逐步发挥作用。这不仅极大地刺激了投资的上升，提高了投资的效率，而且也大大激发了广大微观经济主体的储蓄积极性。因而可以说，企业的“企业化”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是支撑我国高储蓄和高投资，进而支撑我国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基本制度因素之一。
    进一步看，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使就业人口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逐步减少乃至消失。在需求侧，这些改革使需求向市场转移，必然要求居民预先增加储蓄，以便储备支付能力。此外，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就业和福利、养老一体化的体制相比，市场化改革可能还会造成劳动人口对未来预期不确定性上升，因而会额外地增加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在供给侧，供给主体的转变和市场机制对计划机制的逐步取代，极大地刺激了全社会的投资。制造业投资激增自不待言，住宅、养老、医疗、教育等长期被屏蔽在政府投资、购买清单之外的广大“民生”领域，也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进而，当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进入我们的视野之后，中国的投资更是进入了长期高增长时期。
    二、金融“大爆炸”：鸟瞰40年
    与经济体制改革中资源配置的权力由政府计划转向市场主导的取向一致，自改革开放开始，“大一统”于中国人民银行一家的金融体系，便被渐次分拆为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日益复杂的金融组织体系。同时，一大批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其他金融机构，如信用社、财务公司等，和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基金市场在内的各种金融市场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金融资源的配置越来越多地由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非金融部门的分散决策共同决定。
    这个被国内外研究者称作解除“金融抑制”的改革进程，首先触及的是资金的价格。长期被扭曲地压抑在低位上的利率水平，随金融改革的深入而逐步提高，并成为刺激中国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因素。不过，与一般教科书的简单结论不同，影响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的因素十分广泛且复杂，其中至少包括：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居民倾斜；随着中国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居民的货币化收入水平快速上升；制度变迁迅速与不确定性的增强，引致广大居民预防性储蓄比重提高；中国一直采取抑制消费信贷抑制的政策，导致居民负债率极低；等等。
    然而，中国储蓄率不断提高的主要动力，无疑归因于金融体系的迅速发展：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不断丰富，为广大微观经济主体提供了日益宽广的“摆布”自己储蓄的渠道。
    1978年，中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金融机构。该行独揽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全部职能，同时，它还是政府的一个部级行政机关。
    1978-1984年，与经济主体的多样化和经济运行的市场化进程相适应，中国的金融体制也开始了多样化的进程。此间最令人注目的事件，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后改名为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相继恢复和建立。
    随着金融管制的松动，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信用社也开始发展起来。1979年10月，中国第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1980年，为了满足迅速发展的城市集体和个体企业的资金需求，第一家城市信用社在河北省挂牌营业，并很快在全国引发了组建城市信用社的高潮。同时，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相对应，从1953年便已存在中国农村之中的农村信用社的数目也迅速增长。1981年4月，中国东方租赁有限公司成立，标志着融资租赁业也开始进入中国的金融体系。
    1985年，随着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一个新的被分离出来的承接商业银行功能的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宣告成立。这样，在中国的银行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形成了基本框架。
    以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为契机，中国进一步启动了大规模的金融机构创新热潮。
    在商业银行方面，1986年，中国第一家以股份制形式组织起来的商业银行——交通银行重新开业。1987年，第一家由企业集团发起设立的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宣告成立。继之，第一家以地方金融机构和企业共同出资的区域性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也开始营业。其后，又有民生银行、海南发展银行等十余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北京、深圳和上海等数十家城市商业银行成为中国商业银行体系中的新成员。
    随着城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城市信用社在中国的城市中迅速普及，在最繁盛时期，总数曾达3000余家。农村信用社适应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也飞速扩张，
    
    
    最繁荣之时，总数曾高达4万多家。
    非银行金融机构也迅速成长。信托投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以企业集团为依托的财务公司从1987年开始出现，并很快就达到数十家的规模。投资基金也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破土而出。1991年以后，随着股票市场的兴起，证券公司在全国迅速发展，最多时曾多达近200家。
    以上述发展为基础，从1994年开始，根据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相分离，以及银行业、信托业和证券业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的原则，货币当局又对中国的金融机构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长期被包含在国有商业银行之中的政策性贷款业务被分离出来，交给了新成立的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三家政策性银行；同时，国有银行也按照商业银行的方向开始了又一轮“商业化”改革。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等长期被人们讳言的金融市场也从20世纪80年代初登堂入室。1981年开始，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苏和浙江地区，就出现了一些“地下”的以调节资金余缺为目的的资金拆借活动。1986年1月，拆借市场正式被纳入中国的金融体系。1982年，人民银行倡导推行“三票一卡”(即汇票、本票、支票和信用证)，可谓中国票据市场的发端。1982年，中国恢复国债发行，资本市场发展开始发动。1991年，在已有相当程度发展的国债市场基础上，国债回购业务开始试点。更应当大书特书的重大事件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此前全国企业股份制试点的基础上，上海和深圳两地的证券交易所分别于1990年底和1991年初开业，标志着股票市场正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概言之，1978-1994年短短的15年中，中国的金融机构从人民银行一家独享天下，爆炸式地分蘖成为包括中央银行、(全国性和区域性)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财务公司、城乡信用社、非银行金融机构(证券、信托、租赁、基金等)和政策性银行等在内的门类齐全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等等也逐渐成为人们熟悉的投资场所。正是这种空前绝后的爆炸式发展，为中国储蓄率的提高奠定了可靠的体制和机制基础。
    统计显示，从1994年始，我国储蓄率和投资率便双双走上稳步提升的道路。
    1978年之前，如同发展经济学的经典论断所述，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始终受到“储蓄缺口”(储蓄率低于投资率)的约束。在开始改革的1978年到改革进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阶段的1993年，16个年份中，中国储蓄率高于投资率和储蓄率低于投资率的情况分别各有8个年份。
    1994年之后，情况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储蓄率高于投资率，成为中国经济的常态。这种状况表现在国内，就是银行存款的长期高速增长；表现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则是经常项目的长期、持续顺差，以及由此导致的外汇储备高速增长。
    1978年，我国储蓄率仅为37.9%，1994年便上升到42.6%，并超过了当年的投资率(41.25%)。自那以后，我国储蓄率一路攀升，2008年便上升到51%左右的高点，2017年略有下降，但仍然保持在49%左右。与之对应，我国的投资率(资本形成)也稳步提高：从1978年的38.22%上升到1994年的41.25%，2008年达到44%，2017年稳定在46%左右。平均而言，近40年来我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分别达到38%和36%左右，远高于同期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历史上高速增长时期的发达国家。正是如此之高、持续如此之久且相互支撑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为我国近40年GDP年均增长9.5%左右的奇迹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三、金融发展与“人口红利”
    讨论金融在媒介储蓄/投资过程中的作用，我们还应将分析深入到金融发展同诸种实体经济因素，即劳动、土地、人口、科技和企业家等变化的层面上。其中，人口总量和结构同金融发展的相互作用，就是各种理论一直语焉不详，但尤其值得深入探讨的领域。
    在短期内，投资和储蓄主要是资本利润率和利率的函数；而在长期内，投资率和储蓄率的高低则主要决定于人口结构。我以为，这就是人口与金融发展之关系的基本线索。
    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长期并存，导致“人口红利”出现。人口红利产生于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在一波“婴儿潮”之后的数十年里，通常发生的现象是，经济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增加，而儿童人口比重(少儿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比重(老年抚养比)则相对下降。在人口发生这种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如果适龄劳动人口能够同时获得就业，则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上升。由人口结构变化引致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高经济增长率同时并行并内洽地相互支撑现象，就是“人口红利”。
    研究显示，人口红利是一种普遍发挥作用的经济现象。只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口红利发生的时间有先有后。而且，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也有深浅之别。
    同其他国家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在我国也产生了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高经济增长率同时并行的“人口红利”现象。在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增加的同时，我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就业率一直维持在98%左右的水平，这导致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递增。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我国的总人口参与率只有42%，到2004年，总人口参与率已经达到近58%，2010年更高达74.2%。自那以后，中国人口参与率开始下降。尽管如此，我国的人口参与率目前仍显著高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以中高速增长为基本特征的新常态，人口红利成为各界热议的主题之一。多数人说的意思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收获了几种红利，其中，人口红利最为显著也最持久。但如今，大约从2009年开始，人口红利将逝，我们急切需要为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规划新的支撑。
    这一思路正常而且合理。然而，我们特别想指出的是，如果把将逝的人口红利仅仅视为人口问题，因而对未来的规划主要围绕人口而展开，那可能是一个误区。仅仅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事实就够了：如今人人扼腕的作为人口红利产生之必要条件的总人口增长和人口参与率上升，在改革开放之前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期中，却是人人必欲除之的负担。同样一个人口，它可以是谈之色变的负担，也可以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红利。个中分野，显然需要联系其他社会经济条件及其变化方能说得清楚。我以为，通过改革，创造出将人口从负担转化为红利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条件，正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沃土，这主要归功于持续不断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从各国的经验看，人口红利产生的必要条件，是适龄劳动人口能够就业，尤其是在经济增加值较高的非农产业中就业。在这里，将人口引导到非农产业就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因为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所以大量农业人口进入非农产业就业，将导致就业人口的收入显著上升并带动总人口的收入上升，进而引发一个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同时，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由于减少了农业就业人口，从而亦会产生提高农业就业人员收入水平的效果。于是，全部人口的收入上升必将带来储蓄增加的效应，而储蓄的增加又为投资的增加提供了条件，从而形成一个非农产业就业增加、收入上升、储蓄上升、投资上升和非农产业就业进一步上升的良性循环。
    非农产业就业率的上升，首先同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
    最近，国际计量史学界推出了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认为：就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工业化是3000余年来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其他事件虽很有趣，但不重要。因此，人类历史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因为，从大的方面看，世界人均GDP在公元1800年前的两三千年里基本没有变化，只在工业革命之后才逐渐上升。微观方面，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形态以及文化内涵都有本质性的大变革。在工业化之前，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经济增长都服从马尔萨斯定律。即，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自然灾害或战争导致人口死亡，继而人均收入增加，为下一轮生育率上升、人口增长提供条件；可是，人口增长后，人均土地和人均收入又会减少，生存挑战越来越大，进而导致战争或瘟疫发生，并使接下来的人口又减少，如此循环不已。工业化打破了这个循环，因为工业化使得人类可以进行“迂回生产”。因为有了“迂回生产”，大量的科学技术就能对象化，财富才可能不断积累。所有这一切，都导致生产率不断提高。
    这是一个极有趣味、充满挑战，而且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论题。按国际标准，中国的传统工业化已接近后期，但我们显然走的是与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道路。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步步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我们实行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这与西方的宪政存在重大区别。在推进工业化的早期，我们的政府发挥了主导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既有类似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推广“承包制”等的体制变化，也有维持集体所有，通过乡镇企业的成长壮大而取得重大进展，等等。归纳而言，政府的积极作为、人民的自主创造、多元的产权结构、集体组织的转型等等，构成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动力。
    中国工业化的模式及其效果在改革开放前后显然存在极大的差异。在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和不顾客观经济规律的重工业化冲动抑制了中国的正常工业化进程；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工业化进程开始遵循经济的客观规律而顺利展开。
    就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进程及其效果而言，一个有意义的指标就是非农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比重逐渐上升。若以非农就业人口的变化为线索，我国1978年后的工业化进程显著经历了四个阶段：1978-1990年的轻工业发展阶段；1991-2000年的出口导向的加工业和一般制造业发展阶段；2001-2012年的重工业阶段；2012年以后服务业高速发展阶段。这一发展轨迹告诉我们，不仅我国非农就业占比在不断提高，就是在非农就业内部，其优化过程已经展开。
    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改革开放之前，全民所有制企业(后改称为“国有企业”)曾在我国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刀也就是指向国有企业。为什么要改革国企？因为国企政企不分，效率低下，管理混乱，
    
    
    人浮于事，正向激励不足，约束机制不强，依托它们来从事生产，十几亿人的基本生活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国家长期难以强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长期难以显示。回头来看，国企改革无非走了几条路，一是发展民企，二是改革国企，三是国企与民企相互促进、相互竞争、合作共进。
    回顾历史，中国国企改革的道路十分曲折而且痛苦，我们曾经历了多少企业倒闭，多少工人下岗，处理了多少不良资产，40年下来，方才积累了一点成就。如今，由于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我国经济出现了上游企业好于下游企业、垄断企业好于竞争性企业和国企好于民企的情况，这不过只是极端扭曲条件下的阶段性现象，如果因此而得出“民企退场”“新公私合营”等等虚妄结论，那不仅是对40年改革开放历史的歪曲，用之治国，则可能让改革开放的成果付诸东流。
    四、金融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
    进一步讨论，非农就业比率的上升，不仅反映了经济的工业化进程和市场化进程，也清晰地记载了城市化的步调。事实上，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同一件事物两个不可分割的过程。所以我们看到，伴随工业化的进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也迅速提高。1978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之比仅为17.9%，1993年城镇人口占比上升到27.99%，15年间上升了约10个百分点。1994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城镇化进入快车道，城镇人口占比由1994年的28.5%跃升到2017年的58.52%，24年间上升了约30个百分点。
    城市人口和就业人口的增加，同样推动了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上升。首先，由于城镇就业集中在人均收入较高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的增加和收入的提高，必然导致储蓄率上升。其次，城市化过程不仅直接推动了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上升，而且，通过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还导致了投资的增加。虽然由于存在收入分配差距等现象，我国依然存在贫困问题，但是对于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来说，住房、汽车、休闲和旅游等正在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以消费信贷扩张为主要内容的金融结构的调整，有效纾缓了当期收入及储蓄的积累对居民消费大宗消费品的预算约束，更好地平滑了消费者生命周期内的收入，给予人们预支未来收入的便利。所有这些，无疑为我国居民尽快实现第三次需求结构的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说到工业化和城市化，还有一个关于两者关系的问题需要讨论。由高投资引发的城镇化进程，必然与工业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国的实践显示，我们的城镇化显然是由工业化引致的。城镇化跟随工业化而展开，造成了我国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的现实。这一点，曾引起很多研究者的诟病。我们认为，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不仅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弊端，相反，工业化先行，产业发展先于城镇发展，恰恰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之处，也正是中国发展道路的主要经验之一。因为，它遵循的是“投资增加——产业发展——就业增加——人口集中——储蓄增加——城市发展——投资增加……”的自然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路线，保证了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获得了就业的支持，从而大规模避免了一些发展中国家过早出现大城市无序膨胀、贫民窟遍地的严重社会问题。
    五、未来展望
    以上我们以金融改革和发展为主线，着重探讨了高储蓄、高投资、人口红利、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因素如何“风云际会”，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30余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我们表达的分析逻辑是：从机制上说，上述诸因素“风云际会”，并共同为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正能量，以储蓄率的提高为必要条件和基础；而储蓄率的提高，则归因于我国金融体系在改革之初的爆炸式扩张，归因于我们形成了对居民、企业和各级政府的正向激励机制；而金融体系的扩张和正向激励机制的形成，显然是中国渐进式改革智慧的结晶。
    经历了长达30余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如今的中国已进入了以中高速增长为外在特征的新常态。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人口红利式微、资本积累效率降低、资源环境约束增强、产能过剩、杠杆率飙升以及金融领域“量宽价高”悖论等同时出现，既是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原因，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挑战。
    中国经济新常态绝不仅仅意味着增长速度下滑，其深刻的内涵则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提高和效率改善；综合的结果，便是中国经济将迈上新的台阶。所以，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转折期。
    在我们看来，新常态区别于常规经济周期中的衰退和萧条阶段，它是经济发展脱离常轨，另辟蹊径的新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另辟蹊径意味着供应链的重组、经济结构的转变、治理体系的重塑和大国关系的再造；在国内，除了上述全球共性，另辟蹊径还意味着对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增长方式的脱离，对质量、效益、创新、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并由此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迈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简言之，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浴火重生”。
    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中国金融业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未来的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目前，我们只能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对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一基本原则，对未来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做一点鸟瞰式预测。
    我以为，未来10年甚至更长一点的中国金融发展，应当不脱如下两大内容。
    其一，管理金融风险。
    早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上，习近平主席就曾高瞻远瞩地对未来经济金融发展的形势和任务做了概括：“我国经济金融经过上一轮扩张期后，进入下行‘清算’期”。这是一个基于经济发展长周期理论、针对中国未来10至20年发展做出的判断。这句话告诉我们，经过近4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自2008年开始，同全球经济同步，进入了可能长达10~20年的下行期。在这个时期中，由于水落石出效应，金融业将面临严峻的风险高发多发局面，因此，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特别要防止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将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
    鉴于金融风险的源头在于高杠杆，所以，去杠杆将成为我们今后金融业的长期任务。正因为如此，中央才在去年底确定了用三年时间，打好三大攻坚战的战略安排。其中，位居第一的便是打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攻坚战。从2016年以来的情况看，高杠杆的风险远比我们想象的高，去杠杆的艰巨性远比我们预想的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仍在增大、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断增大，加大了管控金融风险的难度。
    其二，补上我国金融结构之“短板”。
    具体说，中国金融经过40年的发展，如今已经堪称规模庞大，体系齐全了。但是，形势的发展，也暴露出我们若干“短板”来。面向未来，我们应当根据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反观我国金融服务的“缺口”，缺什么补什么，由此不断完善我国的金融体系，增强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这大致涉及七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健全市场化的金融体系，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
    第二，更为切实地推进资本市场发展。根据中国的情况，我们不仅需要巩固、发展现有的以直接融资为主体的资本市场，更应当注意，以银行和长期信用机构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在筹集长期资金和权益性资金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以为，后者或许更为重要。统计资料显示，我国银行资产中，有超过60%为中长期贷款。正是这些中长期贷款，从金融上支撑了我国长期高投资。在规划未来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此类“中国特色”。
    第三，完善以国务院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为统领的金融监管体系。有效防止政策叠加、政策空白并存，防止“政策共振”，引发金融风险。
    第四，扎实发展金融科技，防止出现新的“科技泡沫”。要用最新的科技成果彻底改造我国的传统金融，以积极应对全球挑战。
    第五，发展普惠金融，最广泛地服务普罗大众。金融科技的高速发展，为发展普惠金融提供了现实可行的科技基础。
    第六，发展绿色金融。习主席曾经对绿色发展进行过深入阐述：“我们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如果两者严重冲突，则我们“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最终，我们要通过体制创新和技术发展，让“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这层层递进的指示，将指导我国绿色金融走在世界前列。
    第七，继续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但应以“积极有为、水到渠成”为原则，防止拔苗助长；要使人民币国际化与国内改革和发展相辅相成，统筹安排，防止“单兵突进”。
    总之，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然而，当我们说新的发展观开拓了通往新繁荣的康庄大道，那也指的是它为我们创造了新的战略机遇，为我们发展的新阶段提供了新的要素、条件和环境———机遇要变成现实，还有待我们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去积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切实完成转方式、调结构的历史任务，切实完成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