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制度对劳动收入的影响——国际经验及中国启示（三）

3．对失业的影响
    
    学术界关于最低工资政策对失业的影响并没有取得一致的实证性结论，[48]这主要是因为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决定于劳动市场买卖双方的市场力和具体的最低工资标准。
    一种观点认为最低工资政策会减少就业量，尤其对低收入群体的就业造成威胁。阿鲍德、克拉玛兹和马格利斯在研究了法国和美国最低工资变化与就业的关系之后，发现法国和美国最低工资的变化对于获得最低工资的员工影响非常大。在法国，最低工资每增长1%，就会减少男性工人1．3%和女性工人1%的未来就业率；而在美国，最低工资每增长1%，就会减少男性工人0．4%和女性工人1．6%的未来就业率。[49]
    另二种观点是最低工资制度会提高就业水平。例如，卡茨和克鲁格考察了1990年最低工资增长对于相对收入较低的快餐服务业的影响，发现尽管在《最低工资法》刚实施的时候，绝大部分快餐业的工资仍低于最低工资，但是到1991年的时候，只有不到5%的企业工资没有达到最低工资标准；并且研究还发现，大部分德州快餐店没有因为最低工资的增加而减少就业。[50]
    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对实证数据的检验发现，最低工资政策对不同的劳动者的影响互不相同。卡利斯·布朗等研究发现，美国的联邦最低工资每上升10%，青少年的就业率将降低1%～3%，而对于青年（20～24周岁）来说，这个下降的幅度将有所减小。[51]类似的，明瑟以及瓦赫特和金分别发现，最低工资政策对黑人男性就业率的正向影响远远大于白人男性。[52][53]
    （三）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水平
    
    合理的最低工资水平意味着这个水平要足够低，使之成为最低工资，同时这个水平要足够合适，使之能够维持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ILO报告显示，平均而言，OECD国家的最低工资水平占本国平均工资的比例大致维持在40%左右。这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设定合适的最低工资水平的参考点。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认为，采用最低工资占平均工资的比例这一指标来衡量最低工资水平是欠考虑的。例如托尼·罗宾和尼克·洛德认为，政策制定者往往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提高最低工资占平均工资比重的同时，整个工资分布体系的平均工资实际上也随之提高了，因此最低工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经济的通货膨胀。[54]但是，尽管最低工资水平可以影响价格，这种影响已被证实十分有限，特别是在那些制定全国最低工资标准的简单机制下，价格影响更是微乎其微。[55]所以，对于最低工资水平会导致经济整体通胀加剧的担心常常是被夸大的。最低工资应该使得劳动者在面对物价上涨时也能够维持一定程度的购买力，并且对偶然的经济冲击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在如今，食物价格和油价迅速上涨以及对2008～2009年的高通胀预期，对最低工资相应的调整就越发显得重要。
    另外，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还应当与集体谈判制度相协调。过于复杂的最低工资政策往往对集体谈判政策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6]那么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或法律法规的同时，不应该将两者互相对立起来或者将它们与其他政策孤立起来，而是应该在最大限度地减小这种“挤出效应”的同时让两个政策并行不悖，让它们与其他辅助性政策相得益彰。
    五、中国的研究现状
    
    尽管已经有一些国外和国内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集体协商制度和最低工资政策，但是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和政策实施处于初级阶段，有必要对工资政策提供更多研究素材和理论支持。
    （一）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中国目前推行的劳资集体谈判制度是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即国家（以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为代表）、职工（以工会组织为代表）和企业（以企业组织为代表）三方就劳动关系为主的社会经济政策、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等进行相互协商的组织体制、法律制度以及运作程序。引进集体协商制度是为了应对雇佣者、雇员以及国家之间日渐增长的利益分歧，以及大规模罢工和社会抗议活动的增加。该制度也意在缓解收入不平等现象，并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虽然起步较晚，近年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整个中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官方数据显示，签订了集体谈判协议的雇员数量从2000年的6600万人激增至2005年的1．02亿人。[6]
    由于集体协商三方机制与国外施行的集体谈判制度有所区别，所以它的效果与传统意义上的集体谈判有何区别值得研究。但中国的微观层面相关数据非常缺失，目前对于中国的集体协商制度的研究很多聚焦在对工会制度分析。[56]有研究认为，该制度在推进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法律法规不健全导致集体协商制度缺少刚性约束力；[57]其次，企业和职工参与动力不足；[58]此外，国营企业的工会更像是政府机构的一个分支，没有谈判效力，工会和行业协会功能的缺失也使集体协商制度较难贯彻执行。[58]但也有研究表明，中国的工会在处理劳资关系上的作用被低估了。[60]
    现行的集体协商制度是否给工人带来了工资溢价？目前的实证研究虽然缺乏微观数据，但已有企业层面的研究提供了初步证据。葛赢的研究使用公司层面的数据来进行工会对工资影响的实证分析。[61]地发现在控制了公司的其他特征、行业和地域影响之后，有工会的企业中的平均工资要明显高出没有工会的企业。笔者和聂辉华针对集体工资协议对工资、工人福利以及企业业绩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评估。该研究采用的数据区别于以往研究之处在于它包含了企业层面有关集体工资协议的信息。[62]该研究发现，集体工资协议显著增加了企业中蓝领工人的平均工资，而对管理层职工的平均工资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这意味着集体工资协议降低了这两类雇员的平均工资差额，而其他工资的决定因素对这两类雇员的工资的影响没有差别；在保障工人的其他法律权益，如保险覆盖率等方面，集体协商制度的影响不如工会显著。这些研究结果表明，集体工资协议已经开始缓解中国企业内员工收入不平等。这可能预示着中国的集体协商制度将与国际上很多国家的集体议价制度功能趋于一致。
    （二）最低工资政策
    
    在中国，由于人口众多以及相应法律法规的缺失，大部分行业处于劳动力供过于求的非均衡状态，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劳资双方地位不平等的状况。《最低工资法》是对劳动市场的正当干预，它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对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
    中国农村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使得低端劳动市场接近买方垄断市场，而最低工资主要影响的恰恰是那些来自农村地区或在城市中属于低收人群体的工人。在就业效应研究中，罗小兰探讨了劳动力市场买方垄断条件下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无歧视买方垄断下，实行最低工资能促进就业；在完全歧视买方垄断下，实行最低工资对就业没有影响。此外，对上海市最低工资与农民工就业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提高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有正作用。[63]张志勇则认为，最低工资标准的实行，使农民工有能力对自己追加人力资本投资和提升就业能力，则农民工就不会面临着失业。如果政府仅用失业率作为政策的评判标准，可能会容忍资本强权压低工人工资、损害工人福利行为的事件发生。[64]
    最低工资政策的效应首先决定于政策的实施情况，最低工资覆盖率的高低是衡量最低工资实施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即劳动者中实际工资高于最低工资的比例。都阳和潘伟光使用2001年和2005年城市劳动力的相关数据比较了最低工资在外来工人和本地工人之间的覆盖率的差异。结果表明，在2001年，这两类工人中小时工资在年最低工资标准以上的工人比例分别为47．8%和78．5%；而到了2005年，这一比例分别为21．1%和44．6%。这表明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上升，最低工资覆盖率在两类群体中呈下降趋势，特别是对外来工人。他们还指出，最低工资相对社会平均工资的比率也在下降，从1995年的0．44降到2006年的0．28。[65]
    工人对于最低工资政策信息的缺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雇主不遵守这一标准。在中国，低收入工人对于最低工资政策知之甚少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第一，中国的最低工资政策出台得较晚；第二，在中国，外来务工人员通常受教育水平有限且多来自偏远贫穷地区。韩兆洲和孔丽娜在广东省的调研结果显示，52．7%（共1760个样本）的外来务工人员表示他们从没听说过最低工资政策，69．1%的工人表示他们不知道最低工资具体是多少。[66]谢勇对从江苏省抽取的485个样本进行研究，结果也发现，只有24．7%的外来务工人员知道自己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多少。[67]
    外来劳动力的过度供给使得雇主可以利用一切机会来降低劳动回报标准包括工资。因此，研究最低工资政策对于工人福利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针对劳资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笔者以福尔克等人的研究为基础，在中国进行了一场劳动实验，考察企业在工人知情和不知情条件下的行为有何不同，以及最低工资标准的高低对劳动市场的影响。该研究验证了在劳资双方都知情的情况下最低工资会提高工人的保留工资，提高了企业与工人签订的工资水平，并且工资水平与最低工资标准成正比。[68]这是因为最低工资标准对于双方各自认同的公平工资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点。然而，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当工人对政策不知情时，企业对公平的关注减弱，企业支付的工资水平要低于知情条件下，较低的最低工资标准会对劳动市场的工资有负的溢出效应。这项实验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工人获取信息程度不同的劳动市场，受最低工资产生的影响不同。这也对《最低工资法》的实施效果和考察最低工资的福利效应有重要意义。在发展中国家，最低工资标准通常都很低，且低收入工人获得信息的渠道很少，对于一些公共政策完全不了解。因此，政府不应该只关注于最低工资政策本身，也需要对那些可能受到政策潜在影响的工人进行相关的政策普及。
    六、结论
    
    总体来说，国际实践经验和研究表明，集体谈判和最低工资制度在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和收入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集体谈判覆盖率的提高有助于提高总体劳动收入占比，缩小收入差距；而适当的最低工资政策有助于减少低收入群体的比例以及劳动市场中的收入差距。最低工资的标准设定要合理，集体谈判和最低工资制度更需要协调配合。工资政策要达到预期的效果还取决于人们对政策的了解和政策的实施力度。在中国，目前需要改进的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提高协商机制中各方的冲突管理能力，特别是工会代表工人利益进行谈判的能力，有效推动集体协商制度的作用。第二，加强集体协商制度和最低工资标准等政策的信息宣传和执行力度，特别是对于外来打工群体。第三，由于影响劳动收入的因素很多，工资制度的影响和合理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在不断检测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判断。因此，有必要为实证研究而收集准确的统计数据，这对于研究目前中国的工资政策效应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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