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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考虑到我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本部分利用CHNS于1991年、2000年和2011年调查得到的居民职业和工资数据，对不同技能职业就业份额变化的典型事实进行描述。CHNS关于个体职业类型的调查主要有职业、职位类型和工作单位类型三个方面。本文综合考虑，将职业、职位类型和工作单位类型作为划分个体职业的依据，也即若个体主要职业为1（高级专业技术工作者），职位类型为3（为他人或单位工作的长期工），并且工作单位类型为7（私营、个体企业），则定义其职业类型为137，表示该职业为长期在私营或个体企业工作的高级专业技术工作者，依此将职业类型进行细分。Goos和Manning（2007）在职业分类的基础上，运用职业对应的中位数工资作为职业技能的度量指标。参照他们的做法，本文在利用所在省市区的CPI对工资进行调整后，计算每一细分职业的中位数工资，将其划分为十等分组，并对每组的就业量进行计算。图1给出了我国加入WTO前后1991-2000年和2000-2011年不同技能职业的就业份额的变化情况。其中，1991-2000年和2000-2011年的就业份额变动的测算分别以1991年和2000年的技能分类为基准。
在1991-2000年期间，技能水平低于4的职业就业份额减少，技能在5-9的职业就业份额显著提高，而最高技能职业的就业份额则呈现略微下降的趋势。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就业状况较之以前发生较大变化。技能水平低于4和高于9的职业就业份额明显增加，而处于中间4-8的技能水平职业就业份额明显减少。尽管不同技能职业的就业份额增加或减少的幅度不同，但反映出来的趋势却基本相同：不同技能职业的就业份额出现非单调增长的态势，也即职业就业状况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
另外，考虑到运用中位数工资水平度量职业技能尽管简单，但往往会忽略职业内部较大的工资差异，因此本文借鉴Juhn等（1993）的研究思路，运用反事实方法对不同技能职业就业变动的事实作进一步佐证。该反事实方法是通过计算起始年份各职业在不同工资区间上的就业份额，并假设就业份额不随时间改变，结合结束年份的总就业水平，推算各职业的反事实就业量。随后利用各区间上的真实就业量，计算两者的差值，依据得到就业份额的变动情况。图2中的点状虚线描绘的即是以2000年不同工资区间度量职业技能并以2000年不同区间上的就业份额为基准，计算得到的2000-2011年不同技能职业的就业份额变化情况。由图可见，在工资区间的前半部分，各职业的就业份额上升，在中间部分则有所下降，但在工资区间的高位，就业份额又有所提升，表明上述经验事实同样成立。
同时，为了反映职业就业变动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动关系，图2在描述职业比例变动的基础上，还绘制出了与职业技能对应的贸易开放度在不同工资区间上的变动情况。由图2可见，职业比例变动与贸易开放度具有较强的协同趋势。具体地，比例变动较大的职业所对应的贸易开放度也较高，而比例变动较小的职业所对应的贸易开放度则比较低。结合上述经验事实，本文提出假说：贸易对不同技能职业的就业具有非单调影响。具体地，贸易促进了低技能职业和高技能职业就业，但对中等技能职业就业具有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