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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上典型事实，本文借鉴Blanchard和Willmann（2016）提出的理论模型，尝试从贸易影响个体技能选择的角度构建模型，从而对我国不同技能职业就业状况的变化进行解释。国际贸易对个体技能选择的影响如图3a所示。图3b描述了各部门就业量的变化。
本文基于目前我国不同技能职业就业的两极分化现象，从国际贸易视角出发，将个体的教育决策纳入分析框架，构建贸易影响不同技能职业就业的理论模型，并利用CHNS数据对理论模型的分析结论进行实证检验。
理论模型发现，在教育成本给定的前提下，初始能力较低的个体会选择接收更少的人力资本投资而从事较为低端的生产，初始能力较高的个体则会选择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而从事技术复杂度较高的工作，因而对中等技能职业就业具有显著不利影响。基于理论模型的分析，本文选择CHNS数据对上述结论予以经验检验。计量结果显示，国际贸易显著促进了我国低技能职业就业，虽对高技能职业就业具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然而国际贸易却对我国中等技能职业就业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分进口和出口、沿海与内陆的异质性分析的结论与上述结论基本一致。此外，本文还从国际贸易对不同技能职业的引致需求视角及其影响个体教育决策的劳动力技能供给视角，分析了国际贸易影响个体职业选择的可能机制。发现在2004-2011年间贸易对中等技能职业工资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但对低技能和高技能职业的工资增长率具有较强的提升作用。另外，国际贸易对个体高中入学决策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对个体的大学入学决策则有显著正向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明显的政策涵义。首先，考虑到我国目前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大多是OECD等发达国家，因此研究结论意味着如果我国能加强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将对我国的中等技能职业就业起重要促进作用，这不仅有利于我国就业结构的合理调整，而且对扩大我国的中等收入者比重，并依此构建橄榄型收入结构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次，分析结论同时还意味着政府在扩大教育支出的基础上，学费减免政策可适当向高中阶段倾斜，依此提升个体高中入学决策的可能性，促进全民整体素质的提高，进而在国际贸易中形成新型的以中等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为主的比较优势。最后，鉴于内陆地区对不同技能职业的两极分化作用较弱，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地区差异、引导外资企业和加工企业迁入内地也是当前的可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