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30年改革就是变相补贴企业向居民征税

    中国经济走了30年其实不是一个彻底市场化的过程，而是一个不对称的市场化改革。中国30年改革的政策的核心就是变相的补贴企业，向居民征税，或者从居民向企业的一个收入再分配过程。
    “中国30年改革的政策的核心就是变相的补贴企业，向居民征税，或者从居民向企业的一个收入再分配过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在9月23日召开的“2013·中国金融改革国际论坛(北京)”上如此表示。
    黄益平认为，过去30年增长的主要特征是高增长和严重失衡。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走了30年其实不是一个彻底市场化的过程，而是一个不对称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产品市场，农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几乎已经没有政府干预，产品的价格多多少少都是由市场的因素，供求关系来决定。但是，投入品的市场，要素市场，从劳动力到资本，到土地，到能源，到水几乎没有一个市场看不到政府的干预，而且干预其实是相当严重。那么，这个干预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压低了我们过去投入品的价格，实际上压低了生产成本。抽象概括，中国30年改革的政策的核心就是变相的补贴企业，向居民征税，或者从居民向企业的一个收入再分配过程。
    我们30年在做的就是在变相的补贴投资者，补贴生产者，补贴出口商，而居民的相对收入不断的下降。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增长越来越强劲，但是失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以下为演讲实录：
    黄益平：谢谢主席，感谢交大安泰邀请我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题目其实不是我选的，是潘教授选的，拿到了以后，我想了很久，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答案，到底低成本路径是什么？但是，一定意义上来说，甚至我觉得有可能我们过去相对比较低成本的路径已经走的差不多了，所以也许有可能我们面对的下一步成本可能会高一些，但是这可能是我们躲不过去。因为就像做一个事情，1、2、3都要做，我们的习惯是把简单的都给做了，下一步可能面对的挑战。也就是在我们改革的力度，我们的决断力，包括在我们可能要面对的风险上面，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变化。最近我们都在等待三中全会会不会有一些相对面比较广一些，力度比较大一些的改革，我觉得跟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有关系。
    我们今天面对的什么问题，经济改革30年以后，当中有各种概括的方式，一个概括的方式就是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的人均收入从改革初期200美元左右，去年已经达到6000美元，这在中等收入水平里面应该比较高一些。这样我们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均收入到6000以后能不能成为高收入国家，也就是我们讨论的中等收入国家问题，在世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了很好的研究。简单来说，大部分国家在过去半个世纪，面对中等收入挑战的时候结果不是特别好。在亚洲，比较乐观的来看，周边的国家都已经走过来了，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但是，我们看南边的一些邻居做的不是太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都是四五十年一直是中等收入国家，到现在还没有跨越过去，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第二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其实是我们自身的增长模式有关系。过去我们的高增长，加上结构性的失衡，有可能到今天持续不下去，我觉得这个是温家宝总理过去很简单的总结过一条就是我们的增长模式是不协调、不均衡，低效率，是不可持续的。这里头有很多具体的问题他列举，但是像过去依赖外部出口，依赖投资，依赖资源消耗，等等增长的模式可能很难持续下去。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今天讨论金融转型可能要面对的一个最大的背景因素。对于以后会怎么样？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预测，大家知道我的同事林毅夫老师对经济增长的前景比较乐观，他认为我们再持续增长20年，保持8%的GDP增长率问题不大。我有很多同事，大多数也比较乐观，但是对于这个数字，到底是8%，还是6%，我觉得是可以商榷的，但是对中国经济可能会保持比较快的增长，似乎没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或者是说太大的风险。
    但是，有很多专家，或者是学者其实是提出不同的看法，我在这上面列了三个。最上面MichaelPettis是北大的一个同事，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他认为中国下一步转型如果能够平稳的过渡，中国经济增长率在今后将会达到3%，他自己不是很悲观。但是，如果我们GDP在2010-2020年是3%，中国就不可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因为我们的速度不会超过美国，甚至低于美国。
    第二个就是GordonChang，他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即将崩溃》，预测2011年年底的时候中国会崩溃，十年过去了，发现中国还没崩溃，后来又写了一篇文章，说我把我的时间预测推后了一年，觉得中国还是要崩溃，不是在2011年以前，而是在2012年，2012年过去了还没崩溃，所以某本杂志把他列为全球最糟糕的十大预测之一。但是，他说的一些问题是值得引起我们关注，他说中国很有可能变成像日本那样的多年经济不增长，他的预测是不对的，我也不同意他的预测，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第三个就是DarenAcemogu，就是今年出的一本书，它的结论也很简单，不管你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高速的增长，你的制度不改，你的增长很快就会失速，增长会持续不下去。他的结论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悲观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过去的增长模式这要持续其实是有困难的，对我们的金融体系是一个什么样的挑战？我个人过去对我们的增长模式有一个简单的分析，如果看过去30年的增长，它的主要的特征是什么？我觉得最突出的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高增长，这个毫无疑问。第二个就是严重失衡，这个我刚才说温家宝总理已经说过了，投资占GDP的比重很高，经常项目顺差很大，收入不公平，污染严重，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地方政府的腐败等等。那么，这个看起来似乎是很矛盾的经济现象，乐观的就很乐观，说中国能保持10%，保持30年，那么再保持30年，为什么不可以呢？高增长。如果是这样，21世纪就是中国世纪。悲观的人说，你这样靠污染，靠收入分配不公平，靠腐败，靠投资，靠资源消耗全世界没有这么多的资源来支持你的经济增长，你怎么可能继续下去。所以，前面说的几个悲观的观点也有道理，我觉得他们说的都有道理。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我们30年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增长模式？我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假设，是我们过去的特定的改革措施，改革的方式有关系。中国30年改革的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大多数经济学家当然会说是市场化了，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描述可能不是特别准确。为什么说不是特别准确，因为你看今天的中国经济走了30年其实不是一个彻底市场化的过程，我觉得是一个不对称的市场化改革，就是你看中国经济今天产品市场，农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几乎已经没有政府干预，产品的价格多多少少都是由市场的因素，供求关系来决定。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的投入品的市场，要素市场，从劳动力到资本，到土地，到能源，到水几乎没有一个市场看不到政府的干预，而且我觉得干预其实是相当严重。那么，这个干预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压低了我们过去投入品的价格，实际上压低了生产成本。我把它作为一个简单的结论，抽象概括，我觉得中国30年改革的政策的核心就是变相的补贴企业，向居民征税，或者从居民向企业的一个收入再分配过程。
    如果大家同意这一点，那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我们过去发展出这样一个独特的发展模式，因为我们30年在做的就是在变相的补贴投资者，补贴生产者，补贴出口商，而居民的相对收入不断的下降。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增长越来越强劲，但是失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接下去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包括消费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为什么？我们有很多的分析，我的理解很简单，GDP增长每年10%，可是我们的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的下降，居民的收入赶不上GDP的增长，你的消费占GDP的比例当然会下来，这个是不言而喻的。这个可能是理解我们过去经济改革和成功问题的一个角度。
    当然，在这个角度里头，资金成本的扭曲和金融市场的扭曲可能是在所有要素市场的扭曲当中最为严重的一个体现。有的人换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改革有一个特殊的现象，从金融改革的特殊现象来看，就是增长很强劲，但是金融体系没有像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的高速全面的放开。这样的话就引出一个悖论，很多人说，是不是说以后我们都应该像中国这样的，其实金融体系不要开放太多，经济反而是增长了，而开放的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它的增长的结果反而不如中国这么好。能不能说金融改革在早期的时候其实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当然，我觉得不能这么简单的来说，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过去30年的金融改革，有几点是比较明确的。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做了一个金融抑制的指数，右边的这个指数，这个指数越高，说明金融扭曲的程度越高，指数越低，金融扭曲的程度越低。
    我们观察中国过去30年金融改革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第一、虽然中国金融自由化的步伐不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么快，但是往下走的趋势是很明显的，现在大概是0.5多一点，如果把改革起点定为1。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我们金融改革已经走过了超过一半的路程，因为我们最终的重点，目前来看不会是零，没有一个国家的金融抑制全部到零，可能是一个很低的数字，0.1，0.2我不知道，但是这么来看，一大段路程已经走过去了。
    第二、金融改革到底做了什么？其实金融改革，或者从金融经济改革的初期来看我们当初的金融体系和今天的金融体系相比较，很显然，我们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基本上就一个银行，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庞大的体系，现在M2的规模不但相对于GDP来说在全球已经是非常高，我们的总量也超过美国，就是从规模上来说我们做的非常好。但是，另一方面来看，我们的市场其实没有真正放开来，我们的治理结构还有很多问题，很多国有银行都是上市公司，但是它有没有真正按照上市公司的机制来做，其实现在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把它做一个简单的概括，过去30年金融改革强于建立体系和发展规模，短暂开放市场和改善机制，所以，规模都做起来了，金融看起来非常庞大。我们现在的银行都是全球最大的银行，但是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全球最先进，最有效，最能控制风险的银行。而且从经济本身来看，包括中央银行，其实中央银行现在的规模，过去我们一直讨论美联储的量化宽松的问题，日本中央银行的量化宽松的问题，如果看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是全球没有任何可以跟它相提并论的国家。我们现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已经远远超过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而且我们的扩张是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现在可能很多人比较关注，但是一旦资本项目开放开来，可能会有很多人，可能不是首先把矛头指向美联储，而是问人民银行过去十几年这样的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金融改革的方法到底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做的一个简单的分析，我不是要让大家看数据，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结论，结论是什么呢？金融抑制在过去30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不同的阶段是不一样的，我们发现在1979年到1999年那20年间，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有正面的贡献，但是到2000年到现在变成了一个负面的贡献，为什么会这样？这跟我们前面提到的是不是在早期的时候可能不开放有一些管制，有一些干预可能反而是好的？这个其实是在多年前提到过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过去30年全球金融市场，金融危机的频率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为什么？它认为很多国家不适当的，或者是条件还不成熟的时候开放了金融体系。因为我们开放金融体系的主要目的是为什么？要提高效率。但是，开放的同时本身也是降低了你的控制。那么，实际上它的风险也会加大。也就是开放金融体系的直接结果，第一是会提高效率，第二是会增加风险。那么，对于所有的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决策者怎么样平衡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的结果实际上也证明了在早期的时候如果我们有适度的管制，它是有效率损失，但是总体来讲对经济增长是有益的，为什么是有益的？我可以想出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因为你在早期没有一个很好的金融体系，如果完全把它放开，可能还没有把储蓄转化成投资，你已经有一个金融危机了。那么，像我们的国有银行，像我们的金融体系，起码保证了很快的，很有效的把储蓄转化成投资。这样的话，它实际上是直接支持了经济增长。第二个很重要的特征也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常见的，
    就是国有体制，往往经济学家不喜欢。但是，它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是支持金融稳定的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举个例子，我也不喜欢很多国有的银行，不是不喜欢中国银行，但是一个很客观的问题，每个人都说我们的国有银行做的并不好，但是没有人认为国有银行会倒闭，这对我们的金融稳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
    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谨慎开放，或者不要大力开放其实是有的。但是，问题是管制到后来它的成本会越来越大，任何事情都是一个成本效益分析，经济发展到今天，比如说我们现在民营经济的规模已经越来越大，但是没有得到相应的金融支持。比如国有银行一直这样做下去，会不会隐含着很多跟地方政府的软硬约束，地方平台的问题，等于这些问题放大，可能会变成一个负面因素。所以，我们的分析发现在头20年比较谨慎，甚至速度比较慢的金融开放对增长是有利的，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负的因素。
    我们甚至还做了另一个研究来看，在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当中，什么样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刚才胡永泰教授讨论了一些广义的制度问题，我们当初提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一般的中等收入国家什么样的因素最有利于支持他们的高速经济增长，我们看了三个因素，第一个是法治与秩序，第二个是民主化，第三个是金融抑制，我们发现民主化对于那个阶段的经济增长本身贡献不明显，但是我并不是说民主化是不重要的，但是只是说民主化可能还有更重要的其他目的，而不是为了支持经济增长。但是，秩序和法治是很重要的，刚才胡永泰教授也提到这一个。这里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金融抑制，在低收入国家的时候，金融抑制用全球各个国家的数字放在一起，对增长的贡献不显着，但是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影响非常显着，也就是负的。
    到今天中国这样一个发展水平，用全球的经验来看，进一步的发展已经是不能避免。而且有很多的后果，还有一个重要的后果就是过去一直支持高增长，养了一批增长速度一下去，就活不下去的企业。在日本很多经济学家研究所谓的“僵尸企业”，其实他们在正常情况下生存不下去，但是银行给他们贷款，让他们生存着，一批“僵尸企业”，中国把它称之为温室企业，增长速度一到8%他们就叫的很厉害，但是8%在全球都是很高的增长，为什么生存不下去？因为你一直在保增长，保在8%以上，这样有一批企业8%就到生命线边上，下去就不行了。但是，看全球的经济状况，经济周期是我们改善经济质量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最后我们的金融风险会越来越大，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广义的选择的问题。
    那么，我想的下一个问题是说经济结构的问题确实越来越突出，但是其实我们已经看到经济结构已经在变化。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增长模式已经发生变化，很可惜这一点大多数人不太赞成，或者没有看到。我说的已经在改变，第一方面中国的增长模式特征是什么？高增长和严重失衡，高增长已经在开始慢慢下降，不管现在政府愿意接受多高的增长，这个增长速度已经低于8%，似乎大家觉得8%以下也是可以的。我觉得可能底线可以更低一些，但是这个可能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大家来接受。但是，我们的增长潜力已经不断下降，大家已经在接受低增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增长速度不断下降，原来一直担心的大面积失业的问题没有出现。最重要的原因是15年前我们提出保8%的时候，我们劳动人口以每年800万的人口上升，去年劳动人口已经减少350万，其实这个低增长是应该到了必须接受的时候，除了刚才说的“温室企业”以外。
    结构也开始调整，看三个方面的指标，第一外部帐户的经常项目顺差已经从最高的超过10%，占GDP的10%，现在已经在3%以下。第二是看收入分配，今年年初的时候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在08年见顶以后，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回落。第三个是我们自己做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可能已经在回升，为什么出现这样一些比较有利的改善？我觉得跟我前面说的成本有很大的关系，短期内，我们看到一个根本的变化就是劳动工资的大幅度的上升，劳动工资的上升，可能跟劳动力短缺，或者经济学家叫刘易斯拐点有关系，今天我们不讨论劳动力是不是短缺，但是工资在大幅度上升，工资上升对经济模式的转变已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工资一上升，利润率就削减，而且工资上升的一个最根本的变化就是把我们过去从居民到企业的这种收入再分配给逆转了，居民的收入增加了，企业的利润受到挤压了，收入分配改善了，因为穷人靠工资，富人靠利润，工资上升对我们收入分配改善有效力，对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速度有效力，但是这个只是因为我们市场的条件发生变化，我们的转型还远远没有结束，下一步的转型，关键恐怕还是要靠经济改革。
    那么从经济改革来说，金融改革是一个核心，而且是我前面提到的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这个金融改革和其他结构性的改革的推进，可能会引起我们把它称之为中国的下一个经济转型，从过去的经济奇迹，向常规发展，这个我们以前说下一个转型，今天我可以说已经在进行过程当中的一个转型，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大部分的路程我们接下去还要走。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根本性的变化，在中国经济当中，简单的我列了六条，增长速度会下降，通胀压力会上升，经济结构会变得相对平衡，收入分配会有所改善，产业升级会加剧，最后一个经济周期会变得越来越大。
    所以，最后回到我们最后一个，就是金融改革怎么样支持这样一个转型？我自己的看法是第一我觉得低成本的路已经走完了，下面要走的不能说很危险的路，但是接下去走的必然会带来一些新的风险。但是，我非常同意刚才胡永泰教授说的一句话，不改革已经不是一个选项，并不是我们改革了以后可能会有金融危机的风险，事实上你不改革，可能会有更大的金融危机的风险。更重要的我们今天看到影子银行是什么？影子银行就是市场再也不能接受你的当局对于利率的严厉的管制。热钱是什么？就是你资本项目管制的有效性已经在不断的下降。所以，开放已经不是说我们效率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说你过去很多做的现在已经做不下去了，你没有选择了。选择只是你主动的去开放，还是市场推着你开放，我们已经看到影子银行发展到今天，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监管，接下来的后果可能就非常的严重。
    所以，最后我的结论，其实当然就是说改革是下一步的金融体系的变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但是，我想我们过去那样光靠规模扩大，机构建立，这样的一个数量上的变化，这个已经快走到劲头了，下面要做的是我们在机制上，在价格上，在治理上要做很重要的改革，核心问题其实可能已经不再是低成本，还是高成本的问题，是尽量减少在往前推进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控制这个风险。怎么样控制风险无非就是三条，第一、改革要有决断性，如果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政治决断，接下去金融危机自己就会跟着来，而不是说你动什么，它就会发生。我们现在看到的比如说地方政府负债，比如说影子银行，很多其实就是因为一直管着，市场已经管不住了。第二、开放的过程当中还是要讲一个秩序，金融开放它是有自身的逻辑，比如先开资本项目，还是先开利率，先开银行管制，还是先开汇率，有自身的内在的逻辑在里头，不是说你想开放了，一开就行。第三、恐怕还是要有一些预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简单的看国际经济的经验，就是开放了之后绝大部分国家都发生了金融危机，到今天为止可能中国是唯一一个还没有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的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这个会有什么变化？说实话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有一些措施，万一金融市场波动，我们有一些办法，有一些措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