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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单靠消费拉动增长是自掘坟墓——林毅夫在深圳市委党校演讲侧记

http://www.newdu.com 2018/3/9 爱思想 林毅夫 参加讨论

    经济增长本质上就是技术创新带来了新产业、新产品和更高的附加值。拉动经济增长必须依靠投资推动创新和技术进步,而不能靠消费。消费是目的,投资才是手段。中国目前人均年收入6000美元,其所代表的产业附加值,与美国人均50000美元年收入所代表的产业附加值存在巨大差距,有着发挥后发优势的巨大空间。中国不缺钱,不缺高回报的投资领域,当前的经济下滑是周期性的,只要运用反周期的手段,通过投资推动技术改进和创新,中国还可保持年均8%的经济增长20年。
    人物档案
    林毅夫,原名林正义,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52年10月15日生于台湾宜兰县。1982年北京大学毕业,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经济学大师舒尔茨,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代表作之一“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1992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评为1980~1998年内发表于美国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之一,获颁经典引文奖。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届满。世行归来,林毅夫以提出“中国经济还可以保持年均8%的高速增长20年”的著名观点,而备受瞩目。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5月12日,在深圳市委党校第二报告厅,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世行原高级副行长林毅夫就“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作了专题演讲。在为时近两个小时的演讲中,林毅夫就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未来的发展潜力、以及实现高速增长的路径进行了全面阐述。对于国际上流行的“中国崩溃论”老调新唱,林毅夫给予否定,认为中国相对于世界顶级发达国家,差距甚大,存在巨大的增长潜力和后发优势,未来20年只要方法得当,仍然具备实现年均8%的经济增长的可能。对于实现这种高速增长的路径,林毅夫认为,应该依靠投资拉动而非消费拉动,因为依靠消费拉动,最终会陷入危机,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只有依靠投资拉动,引导产业升级转型,提高生产力水平,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增长。
    实体经济还没有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
    对于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林毅夫认为,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局面: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会相对较慢,而其政府债务积累会非常快,为了降低政府还本付息以及再举新债的成本,各国必然会维持非常低的利率,坚持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国际资金全球泛滥。这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利,不管是出口市场,还是宏观管理,都会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中国“需要有长期打硬仗的心理准备。”
    众所周知,2008年,由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引爆的一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为1929年经济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由于吸取了上次大危机的经验,20国集团及时采取措施,避免出现了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后的最糟糕局面,特别是中国启动的4万亿元的积极财政政策,令中国率先全球复苏。中国是在2009年第一季度复苏,其它新兴经济体像巴西、印度、俄罗斯,在2009年的第二季度复苏,欧美发达国家在2009年下半年开始出现复苏。到现在五年过去了,虽然经济出现了复苏,但是2008年那场危机的冲击并没有完全过去,发达国家失业率还相当高,实体经济还没有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并且政府债台高筑、财政赤字快速积累。尤其是南欧发生主权债务的那些国家,经常地拉警报。可以预见,国际经济将长期维持低增长、高债务、宽松货币的局面。
    当前国际经济关注的焦点依然是欧债危机
    林毅夫认为,当前国际经济关注的焦点依然是欧债危机,如果欧债危机真的爆发,那么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冲击,甚至会比2008年9月份雷曼兄弟倒台以后所带来的冲击还大。当然,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会让这种局面出现,但欧债危机的存在,却是世界经济的一个噩梦。
    由于欧债危机主要国家在高失业率背景下,无法推行结构性改革,害怕因此引发社会动荡政权不稳,又没有独立的货币可以贬值,以推动出口,来对冲内需之不足,只能依赖欧元的整体贬值获得竞争力,但欧元区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是美国、日本,抢的是美日的市场,当然美日不愿意看到欧元贬值,也竞相推出量化宽松,导致国际热钱泛滥。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政府开支庞大,政府债务急剧上升,维持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既可以降低还贷成本,又可以方便再举新债,但低利率实际上鼓励了套利热钱全球快速流动,引发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大起大落,动荡不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困扰。今年第一季度,我们的外汇占款新增量相当大,实际上这里面有大量短期套利的资金。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持续下滑中国经济真的会崩溃吗
    从2011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连续七个季度持续不断下滑,到2012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才7.4%,相比改革开放33年我国经济增长平均值9.9%来说,下滑了2.5个百分点,下滑了四分之一,这是非常显著的下滑。2012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升,达到了7.9%,但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又下滑到7.7%,比2012年第四季度又少了0.2个百分点,而4月份的指标,也不乐观,PPI仍有下行压力。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持续下滑?通行的观点是,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增长已经走到头了,过去之所以高增长,是因为有外需拉动,但现在发达国家发生危机,外需减少了。投资呢,经过4万亿大投资之后,中国实际上已债台高筑,无力再持续推行低效的政府投资。而过去由于长期推行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加上近些年的国进民退,以及税收过高,国民收入长期维持较低水平,造成内需严重不足,三架马车倒掉了出口和投资两架,还有内需一架,也是疲马拉破车,难以应付。
    与这种通行观点相呼应的,是“中国崩溃论”老调再起。美国纽约大学有一个著名教授叫努里尔.鲁比尼,因为准确预测了2008年的金融经济而变得非常有名的,被誉为“末日博士”,他在2011年、2012年就不断地写文章,认为中国经济在2013年必然崩溃,还开咨询公司,到处给人家提供咨询,怎么样回避中国经济崩溃可能带来的冲击波。
    对于“中国崩溃论”,林毅夫的看法是,33年不绝于耳,这次老调新唱,一样站不住脚。林认为,之所以“中国崩溃论”盛行不衰,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按照西方主流理论来实施的。
    根据林毅夫的解释,西方主流的转型理论就是华盛顿新自由主义,即把计划经济时代所有的扭曲一次性地都取消掉,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然后一步到位,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体制。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当时有一种说法: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最糟糕的经济是像中国那样的双轨制的经济,政府一方面保持控制,一方面放开市场。林认为,这种在西方经济理论家口中“最糟糕的经济”,很可能是我们最好的选择,我们幸好没有实施主流理论所讲的“休克疗法”,如果我们真的推行那样的话,那就像苏联那样面临经济的崩溃、停滞。我们走的是双轨制,走双轨制必然导致很多扭曲的情况。然后从这些主流理论来看,既然有扭曲,效率就会非常低,那就不可持续,这是国际上“中国崩溃论”盛行的原因。
    最近“中国崩溃论”的调子又有了新内容: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你过去有那么多扭曲,没崩盘是因为维持了高增长,一俊遮百丑,高增长把问题都掩盖了。现在经济增长慢了,问题就会爆发,崩溃不可避免。
    中国近年消费增长正常经济下滑属于周期性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林毅夫认为,关键是我国近年的经济下滑,究竟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如果是结构性,问题就比较棘手,“中国崩溃”的论断实现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是周期性的话,就可以用反周期的方式让经济继续维持比较高的增长。
    那么,这一轮经济下滑究竟是什么性质呢?林毅夫肯定回答:是周期性的。林也认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有两架慢下来了,首先,作为我们主要出口市场的欧美发达国家,进口需求减少。2012年,我们出口的增长率只达到7.6%。改革开放以来,从1979~2011年,平均的出口增长率是17%,现在减少了10个百分点。其次,2008年以后,采取4万亿的积极财政政策。从2009年年初开始,三四年的时间,高速路已经建成并且快收尾了。再往前走的话,如果没有新的项目,投资的增长率面临下滑。三架马车慢了两架。
    但在内需消费上,林毅夫与流行的观点不同,他认为,中国最近几年消费增长还是比较正常的。尽管从比重上讲,消费相对于投资是下降的,但是从增长率来讲,还是比较快。三架马车当中只有这一架跑得还是比较正常的。林认为,本轮经济下滑是周期性的而不是结构性的,还有一个明显的证据是:经济下滑不仅仅是在中国,从2011年以后,发达国家以及其它新兴经济体,像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都在下滑,而且这些新兴经济体的下滑幅度比中国还要大。这显然是周期性的。中国经济下行是周期性而非结构性问题。
    单纯依靠消费拉增长几乎等于自掘坟墓
    既然中国经济下行是周期性问题,怎么来解决呢?显然林毅夫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与国内许多经济学家不同。
    国内经济学界目前有一个较为广泛的的意见认为,启动中国经济或叫给中国经济增长一个合适的动力是扩大内需。他们举例说稳健的经济体中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大体应该是,投资占GDP的三分之一,消费占GDP的三分之二。2008年,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美国是70.1%,印度是54.7%。而中国是投资占GDP的50%,消费占GDP的35%。同为出口导向的韩国、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消费占GDP的比重也都超过了50%。
    如何靠内需来解决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原则上,林毅夫不否定启动消费是中国未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不二法门的看法,也在演讲中强调了内需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但他对内需作了区分:一块是消费需求,一块是投资需求。也就是他没有把投资和需求简单归为两块,而是看到了中国的投资也创造需求的特殊性和发展经验。
    作为一个在世界银行工作过有全球经验比较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批判了那种寄希望单纯依靠消费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观点。
    林认为:经济增长不能以消费需求作为主要的拉动力,不仅中国不能,任何国家都不能。“哪个国家想用消费需求作为经济增长主要的拉动力,那是自己给自己掘坟墓,因为前车之鉴--美国的问题、欧洲的问题都是因为消费拉动造成的。”
    林毅夫提出,拉动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永远必须是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靠的是技术创新,靠的是产业升级。“所有的活动都是以投资为载体的,靠消费,技术是不会创新的;靠消费,产业是不会升级的。只有靠投资,技术才能够创新,产业才能够升级。如果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了,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了,收入水平就能提高。在提高的收入当中,有一部份当然是用于消费的,消费可以增长;另外的一部份可以作为投资,生产力水平可以继续提高;提高的生产力水平促进收入增加了以后,又会支持消费的增长,继续支持投资的增长跟生产率的增长。”
    林毅夫说,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目标,消费也应该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在概念上,要把目的跟手段分清楚。消费可以作为目的,但是要发展,手段还是必须靠投资来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中国不缺钱,也不缺高回报的投资领域
    众所周知,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经济,一直为经济学家所诟病。这是因为,一般说来,政府主导的投资,都会低效,而且扭曲资源配置。特别是2008年4万亿投资启动以来,地方债务飞速增长。据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的统计,中国非金融机构的负债率已经达到GDP的125%,债务增长已经变得非常危险。而另一方面,由于出口的萎缩,围绕出口和基建所配置的产能已严重过剩。
    不过,林毅夫的观点非常不一样。首先,林在演讲中认为,中国政府的债务还处在一个健康的范围,目前我国政府积累的公共负债,加上地方债,也不过就40%多一点,同欧美的超100%以及日本的230%相比,我国的负债率还是比较低的。其次,老百姓有钱,我们的储蓄率高达50%,这是前年的数字。再次,投资要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要进口。而我国有3.4万亿美元的外储,全球第一。发展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双缺”概念:一是缺国内的资金,一个是缺外汇。中国这两个缺口都没有。
    钱不是问题,好的投资领域也不是问题。林说,政府所投资的基础设施领域,
    还是有很多经济和社会效益都比较好的项目。1998年和2008年两轮积极财政政策,主要的投资就是基础设施,比如说高速公路,1998年全国只有4700公里的高速,跟我们国土面积差不多大的美国是95000公里,我们差得很远。经过这两轮的积极财政政策,去年的高速公路已经达到了96000公里,比美国的还长。美国没有高速铁路,我们还有9600多公里的高速铁路。这是代表中国在基础设施上已经没有投资的空间吗?不是。过去那两轮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我们广修铁路和城际高铁,但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严重不行,尤其是地下管网严重不足,污水处理也严重不足。这些实际上都有很高的投资回报率,它的回报率不仅是经济的回报率,而且是社会的回报率。除了这种内层的基础设施,还有环境。环境治理要钱,新的机器、新的设施、新的技术都要投资,这些投资回报率很大。所以说,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投资的回报率很高的领域还有很多。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尽管林不否认现在很多产业存在产能过剩,但他认为,产能过剩不代表没有投资领域。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处在全世界的产业链低端,有很大升级创新空间。林对创新和升级的解释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创新不一定就是你要发明出最新的技术和产品,只要你新一轮技术比现在好,哪怕你是从发达国家拿来,和发达国家处在同一水平,你也是创新。同样,只要你产业的附加价值未来比现在高,那也叫升级,是不是全世界最领先的不是最重要。林认为,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实际上这种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空间还是相当多的。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政府的资金、老百姓的资金做比较好的投资,相信在未来五年十年或是更长的时间维持8%的增长速度的潜力是存在的。
    中国经济还有20年年均8%的增长潜力
    中国经济未来20年还有年均增长8%的潜力,是林毅夫的一个重要观点,这个观点自去年发表以来,一直是媒体议论的焦点。5月12日,林毅夫在演讲中重提这个观点,并认为,他过去一直在讲中国经济到2030年都会有8%的增长的可能,但以前没人反对,而现在反对者众,说明现在很多人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感到悲观。
    林分析了悲观者的理由,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认为中国过去33年年均增长9.9%,世界史没有过这种奇迹,即使像东亚经济,它们维持8~10%的增长速度也不过20年,20年以后都降到7%、6%以下,中国已经超过人家十几年,不可能还会继续下去。另一种说法是,那些发展非常好的国家,像日本和德国,人均收入达到5,000~10,000万美元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都在下滑,都跌到6%以下。中国去年是6,000美元,不可能不慢下来。更何况世界上大部份的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以后,都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有这么多体制性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你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才怪。
    作为以研究发展经济学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在经济发展的问题上,有着与众不同的视角和分析框架。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林毅夫不是简单的将人均收入放到某个绝对数值上来说明问题,而是置入一个分析框架之中:
    首先,林毅夫探讨了经济增长本质,认为经济增长本质上就是技术创新带来了新产业、新产品以及更高的附加值。从经济史的角度看,经济增长是近两百年的事,在十八世纪之前,发达国家如德国、英国,平均增长率长期处在0.05%的水平,人均收入翻一番需要1400年;而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的100多年,突然间经济增长速度翻了20倍,从0.05%变成1%,人均收入翻一番仅需要70年。十九世纪中叶到现在,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翻一番需35年。人均收入翻番所需要的时间之所以能一再缩短,是因为十八世纪中叶出现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经济增长的本质其实就是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新的产业不断地产生更高的附加价值,而资源也不断地配置到更高的生产价值上。
    其次,从新技术、新产业和高附加值的角度看,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在发达国家已经是现存的技术和产业,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还没有,它还是新的,因此,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含义是有所不同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意味着绝对的创新,从无到有研发出来,这不仅需要大量投入,而且风险非常高,成功概率低,常常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成功的一本万利,但不成功的死掉的成千上万。因此,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通常是相对缓慢的,平均3%就很不错了。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则不一样,存在后发优势,因为他不需要从无到有地研发,它只需要采取拿来主义,引进、消化、吸收就可以了,成本和风险都很低,因此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高2倍,高3倍。实际上,过去33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这样发挥后发优势的,而未来中国经济还能否高增长,要看的不应该是过去,不应该是过去究竟持续多长时间的高增长,要看的是未来,未来咱们与发达国家之间还有多少发挥后发优势的空间。
    这就涉及到第三个问题:我们不应该把我国人均收入6,000美元这个数字看得太绝对。现在的6,000美元跟50年前的6,000前美元是不一样的。以日本为例,日本达到人均收入10,000美元是在1971年,但当时美国的人均收入也才15,000美元,两者相差不大。现在我国人均收入达到6,000美元的时候,美国的人均收入是50,000美元,两者差距很大。人均6,000美元所代表的产业附加值相对于目前美国人均收入50,000美元所代表的产业附加值,中间有太多的增长空间。我们目前的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计算是美国的21%,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现在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相当于新加坡在1967年,相当于台湾在1975年,相当于韩国在1977年。日本从1951年开始维持20年人均9.2%的增长,新加坡从1967年开始,20年平均每年增长8.6%,台湾1975~1995年20年平均每年增长8.3%,韩国从1977~1997年20年平均每年增长7.6%,这些东亚经济体的发展方式跟我们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式是共同的。他们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实现年均8个百分点的增长20年,所以如果中国后发优势发挥得好,那么应该还有20年8%增长的潜力。当然这个增长要花时间,前面讲的,要靠投资,必须靠有效的投资。这需要我们不断地深化改革,不断地发挥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
    比如深圳去年的人均收入是20,000美元,全国是6,000美元,如果到2020年,全国是12,000美元,深圳的人均收入是多少?如果深圳的发展与全国同步,到2020年翻一番达到40,000美元,应该走何种路径去实现?
    按照林毅夫的看法,经济增长就是技术的更新、产业的更新,就是不断地从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业往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业。其路径一个是升级,一个是转型。深圳有一些产业,实际上已经处在世界的最前列,或者已经接近世界最前列了。那么深圳就必须去创造新技术,创造新产品。研发必须要有人,要有钱,要承受得起可能的失败。深圳作为一个人均20,000美元的收入的经济体,有能力承担风险,所以应尽可能去尝试创新。深圳的华大基因,裸眼3D,还有信息设备等等,都有可能变成非常高端的产业。只是政府在产业扶持和协调方面,应该有所作为。
    来源: 香港经济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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