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货币超发是中国消费结构失衡最深刻根源

    （11月10日，在国际金融论坛2011年全球年会上的讲话：）
    金融危机根源
    我想中国对于全球金融危机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不是哪一个国家或者是哪几个国家的事情，而是一个影响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我们应该共同应对这个挑战。
    中国要为全球经济稳定发展做出贡献，我想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办好自己的事情。我们要来对应全球金融危机采取的措施，首先我们要对全球金融危机做出诊断，特别是要知道这种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它是由什么原因产生的。
    在中国，大致上在2006年、2007年，在金融危机还没有爆发以前一两年内时间内，中国的经济学界就多次讨论过全世界经济结构出现了什么问题。当时主要讨论的主要是中国的问题，同时也涉及了全球的问题。现在看来，当时我们这种讨论对于理解后来在08年前面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有意义的。
    当时我们相当一部分中国经济学家认为存在着一种情况，就是在世界上存在着两类的经济结构失衡。在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失衡，它主要的表现就是过高的储蓄率，过低的消费率。这里所说的储蓄率，刚才成思危先生已经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在中国的情况之下，特别对于中国媒体来说，常常把储蓄率看成是储蓄存款。其实我们这里讲的储蓄率是说的可支配收入中没有消费的部分。
    中国的储蓄率一直处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而且21世纪以来越来越高。西方国家、发达国家，它的经济也是失衡的，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正好是跟中国的情况相反的，就是过高的消费率和过低的储蓄率。美国居民储蓄率在危机爆发前，我们在06、07年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降到了负数。这两种结构失衡都有失衡，但是正好相反，于是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就形成一个世界这样的经济格局，就是两种失衡正好是相反的失衡，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
    这两类经济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通过国家贸易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我把它叫做镜像互补，就好象照镜子一样，一个人照镜子，他的影子和他之间，正好什么事情都是相反的。这种镜像互补下的世界经济运行，它的特征就是通过国际贸易，使得发展中国家过高的储蓄率的一部分借给了发达国家去用。这样一种镜像互补的经济结构，在某些时间段，它对于发展中国家还是有利的，比如说东亚国家，日本、韩国、台湾以及后来的中国，东亚经济都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利用西方国家的结构失衡，在一段时间里面实现了高速度的增长。西方国家利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特别是美国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国际贸易货币这样一个地位，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松驰金融监管，西欧国家因为它没有这样一个货币的条件，所以就用大量的借债的办法来支持经济的繁荣。
    在一段时间里面，这两类国家都维持了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维持了高的消费和高的福利。但是这种均衡是不能持续的。特别是到了21世纪以来，这种经济结构，它产生的问题已经造成了爆发经济危机的基础。不管是哪类国家，在这个运转中间，都出现了一些相同的经济现象，这就是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虚拟资产的大量积累和资产负债表的高杠杆化。
    上个世纪末期，1997年爆发的亚洲地区的经济危机和这次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在我看来都是由此产生的。所以，要应对现在的仍然没有脱离全球金融危机隐隐的重大的灾变，我们要针对这样一些问题来采取措施。从短期应对来说，现在各国政府都正在采取措施，比如说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一些大而不能倒的会引发系统性危机的金融企业进行救助，对于某一些发生了还贷困难的国家进行救助等等这样一些短期措施。中国在用短期措施应对金融危机，它所采取的态度已经在最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国集团峰会上清楚的表明了中国的态度。中国的态度是坚持“同舟共济，合作共赢”这么一个方针。胡锦涛主席也提出了一些中国的具体做法，最重要的就是三条：一条是积极稳妥的推进国家货币体系改革，致力于建立公平合理、非歧视的国际贸易体系。第二，挖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带动全球总需求的扩大，当然中国属于这样的国家。第三，推动建立更加平等、更加均衡的新型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这是讲中国对于短期应对的态度。我觉得更加重要的还是解决长期问题所应该采取的措施。为了从根本上摆脱危机，世界上每个国家必须首先办好自己的事情，铲除危机的根源，最重要的要消除泡沫、去杠杆化和实现再平衡。刚才成思危先生已经对于实现再平衡做了全面的论述。我认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需要克服由于消费主义和高福利政策所导致的高赤字、高负债、高货币发行和高信用膨胀的问题。这样才能解决发达国家的失衡问题。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效率，要改进增长的质量。
    中国要做什么
    下面讲一下中国应该着重做什么？中国经济再平衡的症结，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大致从50年代中期以来，就采取了一种依靠投资驱动的高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在50年代、60年代很快就造成了经济上的灾难。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用了一个出口导向政策来克服由于投资驱动的这种高增长所造成的一个严重问题，因为靠投资驱动，因为投资回报递减，所以投资率不断提高，投资率不断地提高，它就引起了消费率的相对的降低，造成了最终需求不足和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不能得到提高。
    用了出口导向政策，增加了进出口，就使得我们可以用进出口的需求来弥补我们内需的不足。进出口还使得我们大量需要就业的劳动力可以得到就业的机会，能够使得他们从事城市的非农产业得到的收入水平比过去从事农业劳动，处于一种低就业状态下的农业劳动的收入水平能够得到提高。所以出口导向政策，缓解了某些矛盾。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支持了中国经济高速的增长。但是这个也不是一个可以长期持续的一种增长的模式。特别到21世纪以来，首先出现的就是我们的资源发生了短缺和环境遭到了破坏。这种低附加值，以加工出口为主的这么一种出口经济活动受到了资源和环境的限制。
    接着来的问题其实由于成功的实行了这样的出口导向政策，它造成了像东亚许多国家都碰到过的问题，就是因为外汇节余的增加，外汇占款造成的货币超发以及它引起的资产泡沫、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和流动性泛滥，造成了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
    我们现在的状态，我们货币对GDP的比率是世界第一，超过了180%，流动性大量泛滥。造成的金融体系受不了外部或者是内部的冲击。这样一种经济增长的模式，它就是储蓄消费结构失衡最深刻的根源。因为投资率不断提高，当然消费率就会不断地下降。而且对于分配发生了一种消极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分配是由生产的结构决定的，由于在生产中，资本要素的作用越来越大，所以作分配中，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就越来越高，而劳动者的收入越来越低。而劳动者是社会主要的消费力量。这样一来，它就造成一种恶性的循环。
    所以要解决储蓄消费结构失衡的问题，就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如果不转变这种靠投资和进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就无法解决我们的经济失衡问题，实现经济的再平衡。
    中国正式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很长时间了，在第九个五年计划中，1995年到2000年这个五年计划就规定了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但是直到现在，这个转变进行的不是很顺利，没有达到原来预定的要求。那么是什么原因呢？从1995年、1996年以来，曾经有过反复的研究，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我想这个结论是准确的，原因是因为体制上的障碍。
    怎么才能消除这种体制障碍呢？那么就是靠改革，只要坚持改革，才能消除经济发展模式的体制性障碍，建立有利于创业的经济体制。“十二五”规划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的保证。我们改革已经有30多年了，这个中间最关键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我们现在的经济体制，经过30年改革，有了很大的进步，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基础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在很多领域，旧的体制，政府的行政命令来配置资源，来干预微观经济生活这样一些旧体制的遗留，依然顽强的存在，而且在某些时候还有回潮，还有增强，这样一来就不能够完成中国政府在80年代已经决定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或者是后来说的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样就不能实现了。
    一定要弄清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政府和企业是什么关系？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哪里？我们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在过去几年，每年向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都提出来，说现在政府做了许多不应该做或者自己做不好的事情，而有一些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又没有做好。那么政府需要在今后改革中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应该由政府做的事情，让市场去做，要有所不为。另外一方面，政府需要进行监管，在提供公共产品，提供基础的社会保障，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体系等等方面，应该尽自己的责任，应该加强自己的工作。如果我们改革工作做好了，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能够进行的更快、更好一些，那么我们解决这个失衡问题就能够做的更好了。这样不管是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都会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