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模式还是过渡制？——在第72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上的演讲

    谢谢迟福林院长，我讲演的论文已经发给诸位了，在论文集里面，所以我就讲几个要点。我原来的题目是中国模式还是过渡制？
    第一个要点：去年看起来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几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中国的人均GDP超过了4千美元，中国已经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第二个标志性的事件，中国的GDP总量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第三个标志性的事件是中国的出口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这样的标志性事件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在世纪之交迅速崛起。中国这样一个13亿大国发生了如此剧烈的变化，引起了全世界也引起了我们国内热烈的议论。一部分论者认为，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已成为世界楷模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中国很有希望在今后的20年、30年内成为世界超过美国的经济体，这是一个对所谓的“中国模式”的肯定回答，而且依靠这样的模式，中国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我个人比较同意宋晓梧会长昨天在会上的讲话。他说，他不认为存在什么“中国模式”，我同意他的观点。在我看来，我们当前存在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是一个带有双重性的体制，他的未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双重性的体制可以成熟起来成为完善的、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努力而且努力得到的成功就是这样，但是也不能排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些经济学家和学者认为，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原因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所谓的“中国模式”经济社会政治体制，照这些论者来看，“中国模式”最大的特点或者是最大的优点就在于他具有一个强势的政府和一个具有强大控制力国有经济，这样一种体制的最大优势是能够依靠强势政府和强大的具有强大控制力国有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办一些很大的大事我们称之为奇迹，比如说北京奥运、高铁建设。
    第二个要点，这种看法也引起了一些质疑，比如说，从历史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前30年，中国政府也是一个强势政府，因为当时毛泽东主席还有一些老革命家还健在，所以也使政府表现得比现在还要强势，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比现在还要强，但是当时是国有经济的一统天下，可是，结果怎么样呢？真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可是大事也有好事和对事，也有可能是错事。从现在的情况看，也可以看到，强势政府统一实行的体制，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另一方面也付出了高额的成本，特别是在今天，这些付出的高额成本和一些消极的影响，正在显现。例如，今年来，巨额投资和海量贷款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正在表现出来，比如房地产价格泡沫，通货膨胀压力，征地纠纷等，已经使各级政府难以承受，如果不能改变这样的状态，今后会愈演愈烈。从现实来看，用强势政府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解释中国经济最近30年的迅速崛起，无法令人信服。
    第三个要点，在我看来，最近30年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动因在于市场化的改革和与国际市场的对接。在我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提到四个方面具体的改革开放怎么对我们的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这四个方面是这样：第一，市场开放和对民间企业活动的接近，使得中间民间长期被压抑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精神迸发出来，到20世纪末，中国就出现了三千多万户民间的企业，包括个体的、私营的乡镇企业，这样一些企业是中国经济出人意料发展的基础性的推动力量。第二，大量原来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比如说土地资源，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资源，改革开放30年来，原来没有充分发挥的农用土地转化为城市用地的是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爱尔兰全部国土面积。比如说，劳动力资源，原来在农业中处在一个低就业状态，劳动力有2-2.5亿转为城市的非农产业职工，或者是业主。这样一些资源由于结构性的改善，造成的效率提高，就使得我们在过去30年期间依靠结构调整所获得的全要素生产力提高成为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三，对外开放政策的执行，用进出口的需求弥补了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缺陷，支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第四，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过引进外国先进设备和吸收外国技术，迅速缩小了在几百年期间积累起来的中国产业技术水平对于国外相近技术水平的巨大差距。使得经济的高速增长得到技术进步的有利支撑。从这样一些情况看，改革开放才是中国经济能够保持30年高速增长的真正的秘密所在。
    第四个要点，对于中国模式论提出质疑的人们，虽然认为中国社会在过去30多年改革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改革还有许多大关没有过。所以，中国在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这种不完善性主要表现为国家部门仍然在中国的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具体说起来有三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方面的表现，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是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就是人们所说的制高点。国有企业在一些重要的部门，战略性部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行业里面继续处于垄断地位。第二，各级政府掌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第三，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没有建立，各级官员有着很大的资源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直接干预。这样一来，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既包括新的市场经济因素，又包括旧的统制经济的因素，形成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格局，既可以前进到较为完善的能够实现社会公公正正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也可以退回到统制经济的状态。
    第五个要点，一旦这样一种体制建立起来以后，就出现了两种可能发展的情况，这是我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提出的“在赛跑”，两种倾向在赛跑。有的时候，进步的、前进的倾向在流失，比如说，在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商品价格放开，这个时候利用两轨制价格差的行为就没有制度的基础了，所以八十年代后期，人们极为不满的这种腐败现象就存在，大众是很不满意的。还有在世纪之交，短短的两三年中实现了放手，全国的小企业包括小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基本上都放开了。这就是出现了一个创业精神大发扬，使得我们成功地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反过来，当本世纪初国有大企业改革，触及到一级企业就是集团公司的时候就放慢下来，这就会造成经济效率的下降，更不要说后来还出现某些地区、某些行业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那对于我们的经济发展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打击。
    第六个要点，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完善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如果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经济体制，资源的配置权力主要掌握在政府的手里，有一个问题就很难解决，这就是经济发展方式，或者是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很难得到解决。在这种增长模式或者是发展方式下，虽然短期我们能够靠政府的强制动员和大量投入社会资源，加上从国外引进技术来维持高速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近年来，从两个方面看这个不可持续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是由于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状态已经不存在，再一个是依靠大量的低工资、低成本的劳动力来维持高增长是不可能的。另外，土地资源的短缺和其他资源的短缺和环境的破坏，使得我们也不能够靠大量浪费资源的办法维持经济的高增长。另一方面，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我们作为技术上后进的国家，越是通过改革推动了我们技术水平，越是接近于国际一般的先进水平。再靠一个简单的引进技术已经不行，必须要创造，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总之要靠效率提高才能维持我们的经济继续较快的速度增长。而不管用什么办法提高效率，都要依靠体制的完善。从中国的事例来看这点是很清楚的，讲中国经济增长的改变，或者是把经济发展放在效率提高的轨道上，到现在提出了多少年了，提出了整整30年，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国务院提出了经济改变十大方针，这十大方针围绕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增长，后来到“九五”计划的时候，正式提出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其中一个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九五”期间有所进步，但是“十五”期间有所退步，到“十一五”又一次提出来，一定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主线，但是“十一五”执行的结果不能令人满意，所以“十二五”又提出来，一定把经济发展的转变作为“十二五”的主线。吸取过去的经验，“十二五”再提出这个主线的时候，同时指出改革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如果我们不能推进改革，就很难解决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
    第二个问题，各级政府日益强化资源配置权力和经济活动的干预，使得腐败活动和贫富差距拉大，这样出现了寻租活动的基础。1988年到1998年，我们对腐败的现象进行深入的讨论，讨论的结果大家一致认为通过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基础，防止中国上演上个世纪诺贝尔奖获得者所说的社会溃败的亚洲失去，如果行政权力不断扩大的话，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就会继续保持甚至扩大。如果没有步伐坚定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阻断路径，使得回归市场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的正途，我们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就锁定在这个路径之中。一旦路径被锁定，有可能就会出现大的社会振荡，很难从锁定状态中退出来。
    所以，从上面所说的，最后我说一下我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初步采取坚定而实质的步骤推进改革。改革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的动力，改革要有顶层设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非常正确的决定。顶层设计大家都在热烈地讨论，我想这个顶层设计首先是一个最顶层的设计，这是我们到底要一个什么经济，要一个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是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政府在这个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它要驾驭市场、管制市场、干预企业的微观决策？还是做它应该做的事？他应该做的事是市场做不来的事，也就是说市场失灵的事由政府做，公共产品的提供由政府做。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报告已经提了很多次，政府应该管的事没有管或者没有管好，要改变这种状态，政府不应该压制市场、取代市场、去驾驭市场，而是应该做它应该做的事，提升市场，克服市场失灵，给市场一个好的规则的环境，就是法治的环境，提供一些市场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昨天我听了德国朋友讲德国模式，也就是社会市场经济，现在加了社会生态，因为他讲的几个原则里，要保证平等，我们一般的说法是要求政府保证收入的平等。但是，从德国模式讲政府的职责要保证机会的平等，这个提法我觉得比较妥当。孙立平教授讲的社会分层的共化问题就可以得到根本的限制，如果由政府直接给予补贴保证结果的平等，就出现了你给谁补贴，这里面又出现寻租的可能性。所以，需要认真根据我们30年来的经验把政府的职能划定，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谢谢大家！
    (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