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中国改革三十年的得与失
主讲:茅于轼(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时间:2008年8月18日 地点:羊城晚报印务中心
主办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承办单位:广东省私营企业协会、广东羊城晚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改革三十年的得与失”。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刚才主持人介绍了广东省出口企业面临的一些情况:企业成本在上升,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升。其实这些情况不仅仅是广东省遇到了,全国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人民币升值这是全国性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因为有了劳动合同法,也是全国性的,能源、原材料价格涨价也是全国性的。所以广东省的问题很典型地代表了全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是成功了,但是到了今天就出了很多问题了。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纵向和横向比较
在北京就有很大的争论,有人说我们三十年的改革是不是走错路了,造成了现在的困境,我们进一步发展朝什么方向走呢?这确实不光是广东省,也是全国的问题。我们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得看一看过去三十年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要看清这三十年,就要做国际的比较,还要做历史的比较。国际比较就是横向的,中国和外国比,历史的比较就是纵向的,中国的现在和中国的过去比。因为我们自己在改革中,可能反而看不清,你想要看清就得跳出中国这个环境,做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如果你这样一比的话,就会感觉到中国的改革确实很伟大,非常了不起。不但在中国的历史上,在全世界人类的历史上恐怕都是少有的,至少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三十年这么大的变化。
我们看一看全世界,不管是发达国家欧洲、美国,或者是发展中国家,像印度、巴西等,还有亚洲很多国家,或者是转型国家,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的国家,比如原来的苏联、东欧这些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还有越南、蒙古,不管跟哪一个国家相比我们是最成功的,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们这些年比他们增长快,快好几倍,跟转型国家相比我们也是最成功的,甚至跟亚洲四小龙相比,我们也比他们成功,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13亿人口,在30年的时间里平均增长率达到了9%,这真是了不起的事。如果一个人在三十年前睡觉,今天醒过来一看,他就怀疑是不是还在中国,以为是到了外国了。在座年纪稍微大一些的同志,40岁以上的人,你们可以想一想在改革之前中国是什么样子的,没有几个楼房,马路上没有什么车,吃粮食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你要旅游也得要有证明,你要出国连做梦都没有想过,买车、买房没有那一回事儿,做梦都不会想的。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出过国了,所以这个成功确实是天翻地覆的大变化。
但是我们在这其中发生了什么问题呢?一个是腐败,这个问题比较大。第二个就是收入差距在扩大,生活困难的人虽然现在比过去也有好转,过去是吃不饱饿肚子,现在中国很少有吃不饱的问题,但是吃的不好、营养不够的情况还是存在,特别是一生病就困难非常大了,像这些是我们当前社会的一个很集中的问题。我们要看今天所处的环境,跟我们历史的基础有关系,中国是一个有三千多年皇权政治的国家,没有三千多年,也有两千多年是皇权政治的一个社会,从来没有过商品经济,没有过民主制度,我们从一个很落后的自给自足国家,后来搞了一个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我们从一个独裁的皇权结构,走向了民主的、法治的社会结构,这里的困难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中国追求现代化,这是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的,英国人跟我们打了一仗后,清朝政府很快就倒台了。本来清朝以为是全世界国家中的老大,是最强、最好的国家,没有想到打了一仗却打败了。那时开始反省中国要不要学习西方、要不要现代化、是不是自己落后了。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有的人认为要学有的认为不要学,这个要不要学习西方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我觉得今天这个问题差不多解决了,但还不能说彻底解决了,至今还存在不少不同的看法,但是事实证明学西方是必不可免的。
首先我们在技术上学习西方,今天我们所使用的一切新技术,可以说没有一样不是西方来的,飞机、火车、汽车、计算机、音响、数码相机,你说哪一样不是西方来的呢?中国虽然现在很了不起,但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还是差得远。我上个月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开一个会,芝加哥大学食堂的外面挂了很多照片,芝加哥大学得诺贝尔奖有多少人呢?有70多个人。一个大学有70多个人得过诺贝尔奖,而中国13亿人没有一个得过诺贝尔奖的,我们现在生活的是不错,可是我们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差得太远了,你说中国是一个世界强国,别的方面可以讲,但这个方面就不行。
我们160年以来学西方的技术,这个大家都没有意见,谁都认为要学,但是要不要学习西方的制度,这是有很大争议的。很多人认为学技术就行了,制度可以不学,其实制度和技术是有密切关系的,只有在这个制度之下才能够有这个技术,中国为什么没有人得过诺贝尔奖呢?中国没有那种环境,中国的小学生,老师就是让他们爱祖国、守纪律,而不是开动脑筋想问题。小学就这样,一直到大学,大学也不鼓励自由思想了。我在北大和清华讲课,遇到过很多干扰,当然也有很多赞成我去讲的,连北大、清华都是这样的,我们没有自由思想的环境怎么创造学问呢?科学技术的进步靠自由,这是有关系的,不是像超级市场买东西,喜欢就买,不喜欢就不买,技术的进步跟市场制度、政治制度有密切的关系。
今天我们学习了很多西方的制度,首先我们有了人民代表大会,这是过去没有的。我们还有宪法,宪法是干什么的呢?宪法是处理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的,主要是限制政府的权力,政府的权力要受宪法的限制,不能无限制地使用权力,也要保护老百姓,老百姓是主体,政府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是保护老百姓的,这是宪法最主要的内容。以前中国没有宪法,当然国民党的时候有一个宪法,但是那个宪法实际上没有得到实行,今天我们有了一部还算不错的宪法。我们现在有了证券市场,这也是原来没有的,而且有了证监会,这些都是学习西方的,还有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这些都是从西方学习而来的。现在的大学是学习西方,连中小学都是学习西方。但我们早先的教育是私塾,小孩就在家里念书,没有体育、没有音乐、没有绘画,现在小学都会开设这些课程,全面发展。
你们想想这一切的变化都是学习西方的,作为一个标志,我们参加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我们同意国际上的贸易规则,我们修改了一千多条国内的法律和规定,向国际接轨,这就是学习西方。为什么要学习西方呢?因为西方是比较成功的,在全世界我们认为比较成功的国家就是西方国家,就是西欧、北欧和北美,这几个地方算是成功的地方,成功表现在老百姓生活很富裕、政治上很安定,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这就是成功。不成功的是什么呢?老百姓生活很苦,有的连饭都吃不上,政治上有动乱,斗来斗去,像文革的时候,也包括文革以前,我们斗了三十年吧,现在咱们不斗了,情况就改变了嘛。所以老百姓的安居乐业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好的社会就是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社会。现在发展中国家在安居乐业上都有问题,中国这方面有很大的进步。我们看看印度的情况,我到印度去过两次,印度就不行了,印度虽然说是一个民主国家,有议会、有竞选,可以游行、可以写文章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但是印度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拿政治来讲,印度不断的暗杀国家领导人,大家都知道甘地就是被暗杀的,后来甘地夫人也被暗杀了,他的儿子又被暗杀了。
中国财富的增加靠利人利己的市场经济
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它决定了我们方方面面的生活。我们改革三十年最主要的一个成功就是财富的增加,全世界承认中国什么呢?是承认中国财富的增加、经济实力的增加。
现在财富是怎么增加的呢?靠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个什么经济呢?是一个利人利己的经济,如果利人利己就一定会有财富的增加,如果财富不增加我得利你就要遭受损失,财富总量就没有改变。现在要利人利己,财富总量一定会增加。我来画一个简单的图。我请段绍译帮我画一个图吧,因为时间很紧。从这张图可以看出:人的行为后果按对人对己、有利有害的的区分,主要有四种关系:利人利己、损人损己、损己利人、损人利己,四个关系中最好的是利人利己,最糟糕的是损人损己,阶级斗争就是损人损己,对自己没有好处,但让别人倒霉。为什么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得那么惨呢?就是因为损人损己,谁也没有得到好处。恐怖分子就是损人损己,在自己身上绑上炸弹去炸别人,这个社会如果被恐怖分子劫持的话就好不了。这个事其实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但是又是非常的深刻,很多人就是不懂,搞阶级斗争就没有搞清楚这个矩阵,我们把这个叫做矩阵(见图)。
财富是怎么创造的呢?财富靠利人利己的行为来创造。在座各位大多是做企业的,做企业你是为了赚钱嘛,但是你知道跟你打交道的人他也想赚钱,如果你懂得这一点,你就跟一般做企业的不同了,你懂得你的每一个交换,不但对自己有好处,对别人也有好处。怎么能够达到利人利己呢?要有平等、自由的谈判,我是一方、你是一方,我们两方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我想赚钱你也想赚钱,我们两个找到一个机会,你能赚我也能赚,财富就创造出来了。中国这三十年为什么财富那么多呢?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这个,我想赚你也想赚,我们两个找到一个事,这件事你同意我也同意,我们就把钱赚上了,这是最简单的了。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我跟你讨论交换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是平等自由的人,我不能胁迫你、不能控制你,也不能欺骗你。
我举一个例子,我在北京接过一个电话,一个小青年说我到北京来打工三个月了,老板没有给我钱,问我现在该继续干呢还是现在就不干了,不干了三个月的工资就没有了,但如果继续干到年底,老板给不给钱我也不知道。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没有平等、自由谈判的权利了,因为你三个月的工资在老板的手里压着呢,他拿三个月的工资威胁你,你已经不平等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做传销(现在几乎全部叫做“直销”了)也是一个例子,有人骗你投入了一大笔钱,你如果要把这个钱赚回来,就不得不听从别人的吩咐,并且同时再去骗更多的人,就是说你被劫持了。所以你们做生意一定要注意平等、自由的谈判地位,这样才能保证你不会做自己所不愿意做的事。
平等自由还需要产权的保护,我们从解放的时候到改革之前的三十年,从1949年到1978年,这三十年我们没有保护产权,政府没收了地主、富农的土地,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后来到公私合营,政府又剥夺了资本家的财产。改革以来的三十年我们不这样了。其实“共产党”这个词,是从“Communism”翻译过来的,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是社区、公社的意思,其实“Communism”这个词是大家有平等参与权的意思,是说大家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分配上是平等的,它强调的是平等。外国人不知道,以为中国共产党是要分别人的财产。一个社会如果财产得不到保护的话,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混乱的社会,你的财产可能被人侵犯,你得不到保护,这个社会一定是一个混乱的社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想侵犯你的财产,你还想侵犯我的财产呢,那就互相侵犯吧。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包括外国在市场经济以前,就是一个侵犯财产的过程,现在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主要的区别就是你的财产能不能得到保障,我们国家的宪法已经修改过几次,早先我们光是保护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现在我们也保护私有财产,不过有一个限制,合法的私有财产才能得到保护,公有财产合法的保护,不合法的也保护,还是有一个区别,所以大家要小心,如果大家的财产一旦变成公有的,尽管不合法,也会被保护起来。其实公有财产如果来源不合法,也是不应该保护的,不能说因为有一个“公”字,不合法也被保护起来,这就很危险了。
现在有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这个市场的特点,经过三十年的发育,现在很多人感到赚钱越来越困难了,在二十多年以前你跑一个单帮就能赚不少钱,你把衣服贩到北京,背一个大包就能够赚钱,那个时候火车上挤满了跑单帮的人,行李架上摆满了东西,座位底下摆满了东西,到处都有跑单帮的。但现在谁还跑单帮呢?出门带的行李大部分都很简单。什么原因呢?因为赚钱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这是不是好事呢?应该说是一个好事,一个竞争性的社会对所有人都开放了,大家都跑单帮,从跑单帮变成运输公司、贸易公司,效率就提高了,跑单帮就不容易赚钱了。现在跑单帮赚不了多少钱,不管从哪里到哪里,早先到俄罗斯跑单帮的很多,
现在减少了很多,竞争的结果就使我们赚钱的难度越来越大、越来越需要靠动脑筋,新技术、先进的管理、好的营销手段来开拓新的市场。
现在还有对于市场经济抱怀疑的各种看法,我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能源很贵,需要节能,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这是一个市场问题,但是我们国家出台了一个《节能法》。这个大家都知道,我是反对《节能法》的,反对的理由很简单——节能是一个经济问题,不是法律问题,节能要用经济的方法来解决,因为我们节约的不光是能,一切资源都要节约,水要不要节约呢?要节约。土地要不要节约?要节约。资金要节约、钢铁要节约、粮食要节约,好几百、好几千种东西都要节约,光有节能法是不够的,那还要有《节水法》、《节约土地法》、《节约劳动法》、《节约粮食法》等等,这些法律还会互相打架。可见法律不能解决节能的问题。有人说美国、日本都有《节能法》,那对不起,他们全都错了,《节能法》的推行有没有节能呢?有,但是问题是浪费了别的资源。我们说风能很好,是再生能源,但是它的成本有多高呢?如果成本太高,现在还用不上,这是什么意思呢?你不光是要节约能啊,还要节约别的资源。成本是什么东西呢?成本就是所有的资源加起来,现在我们可以把不同的投入,钢材、人力、资本、土地相加,拿什么来相加?拿价格相加,要有一个正确的价格,你就可以把这些成本相加,就可以比较我的投入和产出,如果产出是电,但是它是有价值的。投入有价值,产出有价值,你看看投入多还是产出多,如果产出多那这个项目可以干,如果产出赶不上投入,这是赔钱的买卖,不能创造财富,是消灭财富的,像这样的事就不能干了。当然它的前提条件是要有一个合理的价格,现在我们的能源价格是偏低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节能的根本办法是合理提高能源的价格,而不是靠《节能法》。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我们现在有很多人的思想还没有改过来,还是计划经济的思想,认为这个市场有毛病,我就用计划来纠正它的毛病。现在觉得计划还不够,要用法律,这个就更可笑了,怎么能用法律来解决经济问题呢?简直是笑话,可是全世界的糊涂人还是挺多的。我不是糊涂人,大家可以批评批评,看看我的说法有没有道理。我这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明我们对于市场的信任度是很不够的,不懂得市场的好处,当然市场有很多条件,我刚才讲了平等、自由的谈判,没有这个条件当然市场就不好了,有这个条件当然市场就好了,一定是利人利己的,它做不到损人利己,因为人家又不是傻瓜,没有好处人家不会跟你干,当然你也没有必要损己利人,很多人认为损己利人是很好的,但是大家都损己利人的话,财富能不能增加就是一个问题了,只有利人利己财富才能够增加。
中国改革三十年成功的原因在于逐步消灭特权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发生的问题,一个是腐败问题,但是大家也要知道,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全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没有这个问题的存在。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印度的舆论很自由,贪污腐化可以在报纸上被批评,但是印度的贪污一点儿也不比中国好。菲律宾是一个民主国家,我到过菲律宾很多次,有选举、有游行、有议会,全都有,但腐败得一塌糊涂,总统就腐败,结果被赶下台了。所以说贪污腐化的问题,包括其他的走私、贩毒、人口贩卖、赌博等等这些问题,全世界都是一样存在的,不只是中国的问题,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共同的问题,它是一个“过程”问题,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对贪污腐化说随它去了,我们要想办法跟它做斗争,但是不能因为我们有了贪污腐化,就说我们的改革改错了,毛泽东时代没有多少贪污腐化,现在这么多的贪污腐化,是不是我们改错了?我认为不是,这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你看全世界,我去过30个国家,哪怕美国也一样有贪污,当然美国的贪污比较少。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没有贪污腐化问题的,这跟整个社会有关系,跟老百姓的觉悟和老百姓的自我约束有关系,因为政府就是老百姓变的,普通百姓穿了制服就是政府官员了,老百姓如果不知道约束自己,一旦当了官就会来贪污,有什么样的老百姓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我们老百姓的问题那么多,反映到政府上就是贪污腐化。
贫富收入差距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觉得说到底它就是一个权利问题,如果平等、自由这个条件做不到。我们要解决收入差距的问题就很难,当然我们可以有很多补救的办法,用扶贫的办法、用对富人征税的办法,我还提出过对富有的大学生家长多收一点学费,去帮助贫困大学生。但用这些办法,都只是补救,从根本上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人权问题,让普通老百姓都能得到保护,有特权就会减少人权,特权者可以侵犯你的人权,你拿他没有办法,你到法院去告法院说不受理,你要告一个领导,比如说一个县长、一个市长,更不用说告一个省长,你肯定告不动,你告省长法院就不受理,你拿他怎么办呢?但是在发达国家,连总统都能告,告了总统,法官说要开庭了,总统是要出庭作证的,你不能说我是总统我就不来,你法官得听我的,人家没有这个规矩的。美国没有上访的,没有谁去华盛顿上访的,到华盛顿示威游行是有的,解决问题靠自己、当地的社会、当地的群众组织和当地的政府来解决每一个人的问题。
贫富的问题在哪一个社会都有,不管是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对于这个问题应该做到什么呢?就是使得这个差距不能太大,有一定的差距应该说是一件好事,如果人人都一样的话,这个社会就死了,企业做得好不赚钱,做得差也不赔本,这个社会怎么好呢?这个社会一定是很穷的社会。因为每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不一样,贡献得多就应该回报得多,如果人人都一样,贡献得多也是那一点回报,贡献少也可以得到那些回报,这个社会就是死社会。过去我们干过这个事,改革之前就基本上是吃大锅饭,那个社会是非常死的,没有多少财富的创造。现在我们有了差距了,问题在哪里呢?低收入者变成高收入者的道路要畅通,要让每一个穷人都有可能变成富人,这就是好社会,而不是消灭穷人。穷人是消灭不了的,美国这么富,也还有不少的穷人呢,当然美国的穷人少一些,但是还是有的。再过三十年美国也许可以消灭穷人,但是至少拿中国来讲,未来的二十年、三十年消灭不了穷人,只能不让穷人太困难,让他有病能够看、有学上、有房住,这些起码条件得有,我们社会应该说有这个能力。“经济适用房”,是造给穷人的吗?最穷的是农民,农民能买“经济适用房”吗?我觉得这个政策整个是错误的,经济适用房全部是错误的,我赞成搞廉租房,让进城的农民能够住上,租给他,但没有产权,廉租房应该是很简陋的房子,但是比现在他们住的条件要好,现在北京的标准是15个人一间房,你说那个条件就太差了,这也不符合起码的条件,我们要求一间房住两个人,或者四个人,这是可以的,这就是廉租房,而不是经济适用房。我们的政策就想到城里人,没有想到农民,现在包括城里那些下岗困难人群,他们得到的照顾也比较有限,但是农村人更比不上,农村人是我们真正需要照顾的人,我们要帮助他能生活、能生产、能看病,孩子考上大学之后能够上学,这是起码的条件,这是一定要满足的。
改革之前的三十年,49年到78年,我们对贫富问题是采取什么办法呢?消灭贫困,怎么消灭呢?要么大家变富人,要么变穷人,有穷有富就是没有消灭,大家都变成富人不行,因为生产力没有那么大,只能大家变穷人,所以改革之前的三十年走的是一条全国变穷人的路,把富人都消灭了。大家有仇富的心理,消灭一个富人全国人民都挺高兴的,因为富人是少数、穷人是多数,消灭富人的成本是很低的,因为富人是少数嘛,3%-5%,你把他们消灭掉了,牺牲了3%或者是5%,但是得到的拥护是百分之八九十。因此我们执行的政策就是大多数穷人拥护把富人消灭,就没有想到最后大家都变成了穷人,谁也不敢变富。本来穷人还有希望变富的,但我们形成了一个消灭富人的政策后,穷人就永远是穷人了,连富人都变成了穷人,全国都是穷人了。我们改革开放时谁有私人小汽车?谁有私人的住房?都是没有的,因为大家都变成穷人了。我想消灭贫富差距不是一条正路,除非全部变成富人,那是可以的。如果做不到消灭贫富差距,那就要让穷人也有机会变富。用什么办法来让穷人变富呢?——机会的平等、法律权利的保障,人身权利不受侵犯。
2004年孙志刚事件就发生在广州,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被抓起来,人权没有保障。现在这个社会就有了一些保障,这是很大的改变。穷人要变富,道路要畅通,首先就是权利的保障,或者是保护,或者说取消特权,谁影响你的权利了?特权分子。但是这不是很容易的事,因为中国社会两三千年就是一个特权社会,我们现在讲平等和自由,宪法里有,宪法里有提到人权要得到保护,有自由,这个自由、那个自由,七八个自由,有结社的自由、有言论的自由。
穷人变富很重要的就是渠道要畅通,渠道畅通的办法就是逐步地消灭特权,让人人都平等,人人都可以按照利人利己的目标来追求。
中国改革三十年有这么大的成功,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人与人越来越平等、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得到了保护,特权慢慢在消失,这就是我们走的一条路。我们走的不够的地方也是在这些地方,人跟人还不够平等,有些人的平等比别人的平等更重要、有些人的自由比别人的自由更重要,我经常讲北京的长安街特权车可以左转弯,老百姓的车就不可以左转弯,这是明目张胆的特权。我有特权,我可以侵犯你的自由,暗地里的特权还更多了,但是现在的特权比过去减少了很多,我文化大革命就被抄家、被批、被斗,有什么权呢?现在能抄家吗,现在警察可以抄家,但是老百姓不能抄你的,而过去老百姓戴着红卫兵袖章就可以抄你的家,我爱人就被剃过光头,因为她长得漂亮,王府井的中国照相馆都挂过她的照片。你说这是什么平等、自由?现在能这样吗,这就是我们巨大的进步。
我们的进步就是人权在进步、自由平等在进步,特权在减少,现在人们可以选择当公务员,也可以下海,也可以做生意,也可以到国外学习,干什么都行,你要到香港不需要批准了吧,办一个通行证就可以去了。你到国外办一个护照就可以了,护照也不需要批准,有户口本、有身份证就可以办理了,用不着经过单位的批准,你看多自由了。自由增加了、平等增加了,这是我们的情况,现在我们的问题,不管是贪污腐化也好,或者是贫富差距也好,它的问题不是说我们过去的路走错了,而是过去的路走的还不够彻底,我们还要学习西方,要走向一个发达的、繁荣的、能够安居乐业的这样一个社会环境。
我就讲这些,讲的不对请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茅于轼老师的精彩演讲。茅于轼老师有一个重要的观点,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他希望所有的穷人都变成合法的富人。
下面的时间茅于轼老师会接受听众的提问。
【现场提问1】今天听了茅老的讲课很受感动,他的言论在全国各地的网络都非常热,曾经受到批评也受到鼓励,我还是非常支持茅老的看法。全国到北京上访的人很多,这人因为与当地法院有纠纷,他去上访,但是就受到公安机关的遣返。请问怎么进行维权?未来中国社会解放思想,引进西方经济学家、专业人士担任重要职能部门的领导,促进中国的发展,比如说美国有一位华人市长就非常优秀,中国能不能在发展的同时引进优秀人士?谢谢。
【茅于轼】关于上访的问题,我想不太可能解决,全国那么多的问题,都要到北京处理,信息也不够,怎么处理得了呢?所以还是应该到当地处理。为什么会上访呢?是因为当地解决不了。为什么当地解决不了?那就牵涉到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特权的问题,上访人都是无权的人,而被上访的对象是特权人物,你怎么处理得了?所以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取消特权、保护人权,不管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人与人的矛盾都有,但是在当地解决。发达国家是怎么解决的?是各种组织,除了法院,还有媒体,还有消费者协会、纳税人协会,各种各样的协会。如果纳税有了问题,我找纳税人协会,如果是人权的问题就有人权的保护组织,很多的社会组织,个人是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权的,一定要用组织,或者是政府保护你的人权,如果政府不能保护,那就由民间组织,也是非政府组织,所以说解决上访问题的根子在于取消特权,分散社会的权力,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组织来保护人权。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要引进西方的人才,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最近大家都在看奥运会,郎平当了美国女排的教练,据调查大部分人还是接受的,我觉得道理很简单,
中国也请了很多外国教练,你可以请外国人当教练,为什么外国人不能请中国人当教练呢?你没有特权啊,世界各个国家都是平等的。关于人才的交换,印度尼西亚海关的局长就是请了美国人,因为什么呢?印度尼西亚腐败透顶,海关收不到税,后来政府下了决心,干脆把海关包给美国人,美国人就当了印度尼西亚海关的局长,当然这是二三十年前的事,这个海关的官员就是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我还听过他的课,他讲过这一段故事。所以,人才的交换对社会是有好处的。
【现场提问2】茅于轼老师非常有内涵,但是今天企业论坛、财富沙龙,我的问题是对于一个人来说贫和富源于什么?
【茅于轼】在市场经济中人有交换的自由,为什么产生贫富的差异呢?首先一个人生出来就有差异,有的人长的好看、有的难看,有的人聪明、有的笨,这就造成了天赋的不平等。但后天的努力和选择会影响一个人的财富。
【主持人】您认为贫富是有基因的?
【茅于轼】有基因的,漂亮的女孩子就有资本了,我们看汽车展览都要请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站在旁边,请一个丑八怪去能行吗?
【主持人】后天还是可以改进的,有美容术啊。
【茅于轼】但是再改变也变不了天生的美女。
【主持人】那怎么办?
【茅于轼】聪明与笨也是有区别的,人家大科学家的脑袋就是好啊,他得到的收入高也是应该的。还有就是人们的运气也不一样,一个人得了头彩,拿了几百万,也是没有办法。还有就是自己的决定,如果决定错误了,那我就倒霉了,不能说我的决定让别人承担责任,我去当小偷,让别人去坐牢,这是不行的。所以这么多原因,天生的原因、运气的原因、个人的努力和选择不一样,使得贫富差距就出现了。而且有些原因是后天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你说你能改变天生的好看难看、聪明与笨吗?我们不能允许贫富差距太大,但不是把富人拉下来,而是把穷人提上去。也可以从富人那里多拿一点,采取一种合法的手段,而不是暴力的手段。
【现场提问3】茅于轼老师您好,刚才主持人很明确的诠释了您那一句话的含义,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但是我认为现状不是这样的,现状是富人到处能说话、穷人不能说出一句话,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穷人不但经济地位低,而且不能说话。
【茅于轼】我的感觉跟你不一样。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恰好就是很少人敢为富人说话,为富人说话就挨骂了,很多人为穷人说话,得到大家的拥护。很少人为穷人办事,因为赚不了钱,很多人为富人办事,因为是可以得到报酬的。所以很多人为富人办事、为穷人说话,而为富人说话的少、为穷人办事的少。我倒不是说不要为富人办事,要为富人办事,但是也要为富人说话,要平等,富人和穷人要有同样的权力,所以我要纠正一下光为富人办事、为穷人说话的现象,要有一些人为富人说话、有更多的人为穷人办事,这是特别重要的,大家都扯来扯去为富人说话、为穷人说话,其实这都不重要,关键是为谁办事,我的本意是要为穷人办事。但在今天的社会,富人确实有更多的说话的机会,这种情况哪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主持人】在传媒公众场合您第一个说出为富人说话的观点,我们说合法的富人,比如说“两会”召开时,张茵其实是很不错的企业家,但是因为提了三个提案,骂到现在,不说话了。茅于轼目的是希望为穷人办事,他有一个保姆学院,跟内地很多贫困省份签订了扶贫的协议,他都在默默的为穷人做事,但是他认为只有把富人的政治地位、话语权提高了,我们的穷人才更多向合法的富人靠近。比如说财富沙龙就是为富人说话的(现场掌声)。
【现场提问4】茅于轼老师您好,我看了《穷爸爸、富爸爸》系列书,我感觉到穷人和富人的区别其实思维很重要,因为思维决定了你的行动,还有会影响到刚才您说到的个人决定。您对这些方面有没有更好的见解?
【茅于轼】这是一个人生观的问题。我最近在博客上,大家可以看我的一篇文章——“也谈人生的意义”。我的人生观是什么呢?自己追求快乐,帮助别人追求快乐,就是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要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我遇到挫折,我要想着乐观的方面,谈恋爱失恋了,你想想全世界好的男同志、女同志有的是,干嘛想不开呢?
【主持人】股票跌了就等一等、放一放。
【茅于轼】其实你能不能快乐,很大程度取决于你周围的环境,这个社会决定你能不能快乐,你作为别人的环境,要帮助别人快乐,别人是你的环境,帮助你快乐,所以不要跟人过不去,不要跟人计较,最好不要得理不饶人。老师教学生学习,不要痛苦的学习,要快乐的学习。
【主持人】茅于轼老师有一个快乐经济学说,他认为社会的目的、经济的发展都是为了快乐,自己快乐、别人也快乐、周围大环境也很快乐。当然越简单的道理越深邃,打开你的心境、改变你的心态也许得出的结论就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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