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伟：现代化的道路与模式：中国因素

    【作者简介】
    胡伟：1964年生，政治学博士，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政治学会、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行政管理学会、政治学会、领导科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人大常委会决策咨询专家、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国家留学基金评审专家、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编委等。曾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访问或任教。出版著作多部，发表论文上百篇。荣获“五个一工程”奖、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
    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百年来魂萦梦牵的渴望。鸦片战争后，面对席卷全球的现代化浪潮，在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下，中国古老的大门被打开，无奈地选择了现代化道路。从此，实现现代化，再造中华辉煌，成为多少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不懈追求。中国的现代化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而改革开放后的30年，取得了过去一个多世纪都远未取得的成就，谱写了中国现代化最伟大的篇章。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无论在世界还是在中国，都有广泛共识。问题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这样一个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文明古国为什么能够迅速成为世界现代化的弄潮儿？是什么动力和因素促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如此成功？人类的现代化道路中是否存在一个独特的中国道路和模式？
    一、呼唤现代化的中国发展道路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新自由主义在世界上独步一时，成为左右世界各国发展的主导模式。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许多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纷纷转而以美国和西方为范本构建自己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战略，以为只有“守夜人”政府下的自由市场才是富民强国的救世良方。而就在这种顶礼膜拜的氛围之下，中国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转型相对照，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但是没有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拒绝了“休克疗法”，而是进行渐进主义改革，坚持经济发展优先策略与政治稳定优先策略的有机结合，形成政治上的分权化改革与经济上的市场化改革的良性循环。所有这些选择，不但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保证了市场转轨的平稳、快速。
    对一种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最好评价，不是学理的论证，而是发展的事实。以GDP总量为例，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按照当时汇率计算为1350亿美元，2007年则达到34110亿美元，增长了25.26倍。与“金砖四国”相比，1990年中国的GDP只有3546亿美元，是俄罗斯经济总量的61.23%，巴西的76.12%，仅仅比印度多377亿美元。2006年中国的GDP为26847亿美元，分别是俄罗斯、巴西、印度的3.66倍、4.32倍和3.35倍。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评价，就是“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经历过这么快的增长”。
    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的巨大成功，也使“中国模式”呼之欲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形成的“中国模式”，堪称很好的经济学教材。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2007年1月对媒体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在俄罗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模式。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说：“虽然西方国家抱怨中国，却无法掩盖中国人比批评者更具竞争力、更有效率、更能适应非洲商业环境的事实……不仅是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可以预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会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
    中国的现代化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发展模式上的选择？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一个具有世界级难度的课题。
    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在2004年发表了乔舒亚·雷默的《北京共识》一文，文章提出：“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中国正在指引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接轨，同时使他们真正实现国家独立。”这一概念被称为“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雷默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他进一步指出：“北京共识”是更适合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并逐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
    尽管世界上不少学者对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进行了多方面探讨，其中一些也涉及到非经济学层面的因素，如渐进主义改革、政治价值观和外交策略等，但总的来看，他们都没有充分从政治领导的层面考虑问题，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政治因素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决定性作用。
    二、现代化的动力与模式：理论假说
    对于一种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探讨，首先要找出其基本发展动力的特殊性因素。对于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奇迹”是怎么发生的这一问题，国内外不少人都在探究其中的奥秘，但答案却众说纷纭。
    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是决定性因素，这种选择改变了中国的经济体制，也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轨迹。问题是，选择市场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少见，为什么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及经济发展能在短短30年里取得与众不同的成就呢？这是“市场经济决定论”所无法解释的。更有甚者，诸如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帕金斯等国际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奇迹的发生，从原因上看并非奇迹，因为中国所做的都是经济学“标准教科书”所说的内容。问题是，既然“标准教科书”早已揭示出了成功的“秘诀”，为什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依然未能获得发展的成功，而中国做到了？这是“标准教科书”所无法回答的。
    另外比较容易想到的一个答案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其改革开放后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和成功经验就在于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这的确是一个因素，但后发优势并非中国所特有，更非中国改革开放后所特有。所有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理论上说都具有这种可能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现代化道路，在当时相对有利的条件下，利用“后发优势”穷追猛赶了几十年，但除了东亚“四小龙”等取得一定成就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都步履蹒跚，甚至陷入困境。据联合国统计，1971年世界上有25个国家被列为不发达国家，2002年已增到49个；1960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为31:1，而1997年则扩大至74:1，南北差距还在拉大。
    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腾飞在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反而是一个特殊现象。无论从“市场经济”还是从“后发优势”去解释，都没有找到问题的本质。中国现代化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就，必然有更深刻的动因。
    通观国际学术界有关现代化动力的理论和模式，主要有四种假说：一是“经济发展决定论”，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最根本动力，决定着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革和发展方向，而与工业化密切相关的科技和资本，则是现代化的第一推动力。二是“文化发展决定论”，相信人的精神、观念、思想和文化对变革起着决定性作用，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前提，现代的自由、民主、科学、创新等理念及其制度安排是现代化的关键推动力。三是“政治领导决定论”。认为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实现政治领导从墨守陈规的传统型向勇于变革的现代型的代际更迭。政治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领导能力、创新意识和战略管理对于现代化的进程具有主导作用。四是“综合因素决定论”，认为现代化是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上述每一种假说对于解释中国的成功都具有相当的适用性。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工业化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一切都为3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注入了强大动力。同样，改革开放就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通过不断的思想解放运动，把人们从以往的教条主义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同样，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领导，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勇气和胆略推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超凡的领导能力和世界眼光指引着中国现代化的航船，勇往直前。同样，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强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中国的现代化正按照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稳步推进。
    上述有关现代化动力诸因素的每一方面，在中国都能找到恰如其分的答案。那么，究竟是哪一种力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表面上看，好像的确不知道是哪种力量起了关键性作用，而这实际上恰恰真正揭示了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原因，因为导致现代化发展的每一种动力在中国都可以找到，这就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之所在。但是，如果要找出第一推动力的话，首先应该归功于政治领导的作用。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以及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复出，改革开放就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是目前这样一种模式。正如著名比较现代化理论家布莱克在其名著《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所指出的：“一切进行变革的社会，都在某种程度上经历着政治权力从旧人之手向新人之手的转移。新的政治领导的起源和本质已经成为变革研究中的核心问题。”而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则是一个社会将固守于传统系统的政治领导转变为热心于彻底现代化的政治领导的过程。尽管布莱克对政治领导主要从个人的角度加以分析并对其决定性作用可能有所夸大，但就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而言，政治领导——这里不仅指领袖个人，而且包括共产党组织——的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正像乔舒亚·雷默在《北京共识》中所说：“中国共产党是20年来中国发生的大多数变革的始作俑者。”
    中国现代化的动因只能从影响中国发展的各种变量的特殊性中去寻找，特别是从中国政治领导的特殊性中去寻找。中国与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相比，其成功的经验正在于政治领导的优势。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而不是放弃这些优势。
    三、中国因素：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
    因此，尽管促使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动因很多，但概括地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应当属于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的关键性因素是政治领导的决定性作用，并由于这一因素，带动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相应的改革和变迁，最后各种因素形成合力，共同塑造出当前中国现代化波澜壮阔的画卷。
    在这种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中，作为关键性因素的政治领导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执政能力以及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权威体系，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实施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也是改革开放前新中国所留下的一笔重要制度遗产。发展政治学的有关研究表明，一个强大的政党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而中国正具有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拥有社会基础牢固、规模庞大却精英化程度很高、组织纪律严整并思想政治统一、政治整合和社会动员能力超强的中国共产党。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其他许多社会所不具备的，一些发展状况较好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如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没有如此强大的政党，即使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其鼎盛时也不具备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政治优势，况且那些政党早就失去了执政地位。
    这样一个强大的政党组织伴随着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权威体系，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社会的大国治理来说，
    意义比一般的国家来得更为重要。正像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莫里斯·梅斯纳所分析的：“中国人民在现代的大部分时期和大部分地区受掠夺成性的军阀军队、外国侵略者和占领者以及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官僚和军阀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种可行的全国性政治秩序和一个有效的政府机构，显然是最紧迫的首要任务。第一次在一个新世纪中提供政治秩序、安全和诚实政府，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成就，同时也是一个相当独特的成就。”
    一方面拥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党的执政精英又具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品格，这两方面加在一起，就造就了今天中国现代化的成果。特别是进入新的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巨大的勇气直面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正是由于这种品格，中国共产党才能强大无比，这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对于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来说，这一点弥足珍贵。
    现代化是一个综合发展的过程，不仅表现为经济现代化，而且也离不开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它是工业化、城市化、理性化、世俗化、专业化、制度化、民主化、福利化、科层化和结构分化等一系列变化的综合结果，这些因素和过程是互为条件、彼此影响、缺一不可的。不同的时空条件下，现代化的这些不同层面发生的时序不同，因果关系也不同。中国取得现代化成就最主要的原因和经验就在于，党的执政精英在敏锐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与准确判定中国自身国际定位的前提下，采取了渐进主义改革策略和经济发展优先的改革策略，通过这两种改革策略，使政治上的分权化与经济上的市场化形成良性循环。而且，党的执政精英把经济发展优先策略与政治稳定优先策略有机结合，在改革中善于把握“平衡”艺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分权与集权、自由与秩序、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避免造成上述任何两者之间畸轻畸重的局面。所有这一切，共同形成了中国后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
    30年来中国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进程的发展逻辑是：政治领导启动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思想解放运动助推了改革；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推进市场化取向的改革，释放了市场的力量；经济转轨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力量又拉动了政治的制度化、文化的世俗化和社会的多元化，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社会变迁与转型又反过来影响着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走向，引出了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新命题。最初，是政府有意识让市场发挥作用；但是市场经济一旦有了生存的空间，就会自我扩长，形成相对独立于政治力量的市场力量。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变迁就是在国家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双重压力下展开的。因此，中国改革开放后现代化的基本进程，就是经济市场化、政治制度化、文化世俗化、社会多元化以及对外国际化，并形成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发展主题。
    虽然对中国道路和模式的问题需要进行长期、深入的探讨，目前尚不能简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是，这样一种还在探讨和形成之中的“中国因素”，依然可以给人们带来诸多经验、启示和希望。正如邓小平在1985年就满怀信心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实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于世界上许多国家来说，至少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模式的、应对全球化挑战并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同时对于西方早发现代化模式以及主流经济学是一种必要的理论补充。
    当然，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中国因素，还面临着许多需要攻克的难题，还需要跨越民主政治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可持续发展、社会精神价值再造等一道道沟坎，但是，只要中国继续在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的道路上走下去，进一步发挥好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作用，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我们就一定能够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奉献给世界一个现代化新模式的华彩篇章。
    【点评】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史天健（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终身教授）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政治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改革的成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那就是中国何以在短时间内既在经济上快速发展，又同时保持政治上的稳定和进步。胡伟教授对于中国因素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的概括，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视角。
    胡伟教授对于目前流行的几种解释提出自己的批评，进而具体探讨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因果关系。他对自变量和因变量及其关系作了透彻分析。例如，他不满足于西方学术界有相当影响的文化决定论。这一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文化没有促进经济发展，而改革开放后同样的文化却造就了经济奇迹。因此，胡伟教授指出了政治领导的作用，强调中国的改革能够成功，起主导作用的是既强大又具有创新精神的中国共产党。
    胡伟教授对于正确认识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和规范性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其观点对于我们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作出了值得关注的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