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格尔：经济增长性质的变革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当中，富国的经济运行特征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但是，现在经济学家们用来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GDP及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现在已经不充分了。他们没有考虑到技术机能进化。通过这个术语，我指的是高速技术变革和人类生理学进步之间的合力。由于这种合力的存在，人类对他们的生存环境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控制，使得人类不仅仅具备所有其他的物种，以及大大可以区别与以前各个世代的智人。这种新时代的控制可以使智人把自己的尺寸平均增加了5寸，大大提高了生命器官的能力。技术机能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持续性地征服了在三个世纪以前慢性增长不良，像法国、英国还不能生产足够的食物，来养活超过80%的劳动力以及就业，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劳动力当中，他们每个劳动力平均只能得到现在每个劳动力所得到的1/4。在营养学和人类生理学方面的进步，在很大程度解释了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比如说根据最近一项统计表明，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中有一半应该归功于科技生理进化。这些增长中的大部分来自于人体热力学效率的提高，将人体能量投入转化为工作产出的比率在过去的200年当中增长了50%。
    技术机能进化的另一方面是消费结构的变化以及在工作和休闲之间的自由支配时间，睡眠、吃饭和必要的清洁卫生，这些生理上所必须的活动在一个世纪以前和现在一样，大约需要每天10个小时的时间，剩下的14个小时就是自由支配的时间。一个世纪以前，对于西欧或者美国的一个典型一家之主来说，大多数的自由支配时间都花在了谋生上面。他一年要在市场上工作3100个小时来供养全家，同时还要做家务，同时还要花时间在往返工作的途中，这样就要占用全年额外的1100个小时，所以只有很少量的时间用于闲暇。
    在20世纪当中，每年的工作小时几乎下降了一半，以至于一个富裕国家的一家之主现在每年在市场上仅仅工作1700个小时。有些国家已经降低到1600个小时。由于家务工作的机械化，现在一个典型的已婚妇女同样也花时间在闲暇上，而不是工作上。到此为止，我仍然注意到工作和闲暇二者之间的差异，尽管这些术语已经非常不准确了，而且很快就会被过时。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当大多数人们从事手工劳动的时候，与之相对富人所做的事情受到高度重视。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将这些富人称为有闲阶级，我们不应该认为有闲阶级中的人们都是懒惰的。在青年的时候他们曾经是学生和运动选手，在中青年的时候他们曾是勇敢的斗士，在中老年的时候他们也曾是法官、主教、商业巨头和艺术赞助人。这些非常富裕的，所以谋生并不是他们所考虑的问题，他们之所以做这些事情完全是因为他们能够从中获得极大的乐趣。
    所以闲暇不是懒惰的同义词，实际上是指令人满意的努力工作形式正如爱尔兰剧作家乔治.伯纳德.肖所说的：“劳动是做我们必须做的事情；闲暇是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而休息是时间申请不做。同时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从疲惫中得到恢复。”为了避免混淆我将“工作”一词解释为它的生理学含义，即一项需要超出新陈代谢能量的活动。我将主要以谋生为目的的活动称为“谋生工作”。对于纯粹资源性的活动，即使偶然能够带来一定收入，我也将它称为“资源工作”。
    为什么最近几年中谋生工作的时间大量减少呢？我们注意到，并非仅仅是每年和每周的谋生工作时间在减少，正是这一现象暗示了问题的答案。人们把自己一生中的自由支配时间花在谋生工作上的比例下降得更加迅速，部分原因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比过去晚了5年，还有部分原因是平均的退休时间比一个世纪以前延长了11年。
    由于科技的大规模发展，过去被视为奢侈品的商品，或者是想象中的乃至科幻小说中出现的商品，经过了二十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时间，现在甚至连穷人都可以买得起。一个世纪以前，一个典型一家之主必须劳作1800个小时来获取全家一年的食品供给，但是现在仅仅需要260个小时。总而言之，过去那些价值达到家计总消费80%的商品现在可以被更加充裕的获得，而无论是在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还是在家庭劳动，支出却少于过去的三分之一。
    结果，国家支出的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当额外的闲暇时间被按照工人工作时间所挣的收入来衡量的时候。食品、衣服和住房，过去价值总消费的四分之三，现在仅仅在富国占12%。另一方面，闲暇从总消费的18%上升到67%。在卫生保健和教育方面的支出也有巨大的增加。，从小于总支出的2%到大约占总支出的15%。
    尽管如此，到现在所展现的数字不能充分地刻画描述过去一个世纪中经济增长的程度。因为在上述的计算中并没有考虑到产出质量的提高，特别是在教育和卫生保健这样服务业当中，今天的中学生在健身房中所学到的东西比一个时代以前大学研究生还学得多，更不用说两个时代以前，而且现在的青少年对于电脑懂得比较他们的父母还多，卫生保健方面的该深更加具有戏剧性。一个半世纪以前，快到四十岁和四十岁刚出头的人被慢性疾病所折磨，他们甚至比现在的快到七十岁和七十出头的人更加痛苦。现在不仅疾病的平均发病年龄被推迟了30天左右，而且一旦表现出发病症状还有大量有效的治疗方法。疝气过去被认为是持久的和及其痛苦的病况，每四个男性中就有一个被这种病折磨。而现在疝气可以通过一次外科手术过程治愈，在美国仅仅需要住院治疗23个小时。其它具有有效治疗手段的领域包括，泌尿升值系统疾病、控制高血压和减少中风、外科手术切除骨关节炎、膝关节和髋关节复位、治愈白内障、以及减少骨质疏松症和心脏病的化学疗法。我的父母睡觉的时候把假牙放在杯子里，而等我们到父母那个年龄的时候，我们则不需要假牙。
    保健和教育部门中大多数的重要进展由于国内生产总值而被忽视了，这是因为这些部门的价值是由投入而不是由产出来衡量的。在抗生素和现代外科手术的时代以前，现在一个医生的一个小时并没有被认为比半个世纪前一个医生的一个小时更加值钱。根据最近的估计，如果合理度量的话，卫生保健部门的改进至少是卫生保健成本的两倍，但是这样的计算方法还被应用到国内生产总之的计算中。以美国为例，我个人粗略的估算表明，如果允许加入闲暇时间增加、卫生保健质量改善、教育质量改善这一类因素的话，过去一个世纪中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几乎能够翻一番(从每年1.8%到每年超过3%)。
    这些统计数据对于我们理解美国的生活标准的改变有着怎样的含义呢？如果我们采用传统的标准来衡量增长，美国作2000年的真实收入比1900年的水平增加的六倍。然而，如果采用调整过的衡量标准及美国现在的真实收入就比1900年的水平增加了20倍。换句话说，当前美国所非的商品和服务中有70%并不包含在可度量的经济之内。
    我接下来将要简要地考察经济增长性质变革的另一方面，那就是高水平的经济绩效对于家庭和经济体的产出分配的影响。那些担心平等主义议题的人们倾向于将分配理解为实物商品的分配，例如食品、衣服和住房，这些实物商品在以前的甲级消费中占到了80%以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所谓的贫困就是指缺乏这些有形的生活品，并且容易生病和早亡。在那个年代，你也能够看见直接的计数、称量、或者测量的物品构成了绝大多数的经济产出。
    在二十世纪最后六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产出中实物产品占主导的现象以一个越来越快的速度消失了。随着医生、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律师、教师、工程师等专业性从业人员的增长，非实物产品逐渐占据主导，而这些专业人员从在1900年仅占全体劳动力的4%到今天的超过30%。与此类似的，现在资产的主要形势已经不再是房屋、机械、或者输电网络，而是经济学家称为“人力资本”或者“知识资本”的劳动技能。正是这些非实物资产的规模和质量，决定了个人和商业实体在竞争市场中以及普通人在生活中的成功与否。
    统治了上个世纪大多数改革运动的平等主义方针的议事日程，即现代主义的议事日程，是以实物再分配为基础的。而后现代平等主义议事日程所强调的分析并不是货币收入的分配，也不是食品、房屋、或者耐用消费品的分配。尽管实物商品的分配仍然存在着的不得不令人强调的明显的不均等，但是在富裕国家中，例如美国，最难以处理的是精神方面或者非实物资产方面的分配不公。这些正是自我实现的斗争中的关键性资产。
    苏格拉底的问题“怎样才算是好的生活？”，是我们思考后现代平等主义议事日程的内容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这个问题不但对于那些富裕的雅典人子孙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于整个历史中拥有土地的富人的子孙而言也是同等重要的。从为了满足物质需要所必须的工作解放出来，这些人在公共服务、军事冒险、慈善事业、艺术、神学、伦理学、以及道德哲学中寻求自我实现。他们对于非实物商品是如此的全新投入，一直于亚当.斯密认为拥有土地的贵族阶级忽视了他们的资产，而且缺乏改进耕种方法的兴趣。他写到，“这样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很自然的使他倾向于去美化那些满足他的想象的东西，而不是为了那些他几乎没有理由去做的事情努力。”
    在一个大部分人缺乏充分营养和其它生活必需品的世界里，自我实现可能确实看起来像是纯粹的装饰，但是在一个即使连穷人也富裕的国家中就不是这样了，这里我们采用了过去的或者第三世界的标准来判断何谓富裕。这正是美国现在的状况，因为其贫困线所处的真实收入水平在一个世纪以前只有在收入分布中位于前10%的人才能取得。技术机能进化已经将寻求自我实现从整个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扩展到了几乎全部人口。
    一些平等主义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当今美国穷人的实物水平是难以令人接受的。他们把现在和过去的生活条件混淆了。如果未能认识到上个世纪中即使对穷人而言其物质财富也有相当巨大的增加，这就会阻碍而不是促进在富裕国家中针对持续性贫困的斗争，因为这里贫困的主要特征是同社会主流的精神上的疏远。尽管实物援助在克服精神疏远的斗争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如果人们想当然的以实物环境的改善会自然而然地带来精神上的改善的话，那么实物援助也很难发挥作用。
    个人潜能的实现并不能被国家立法规定，也不能由富人提供给穷人。政府并不能把那些拥有优秀品质的人身上的美德转移给那些并不具备这些美德的人，富人也不可能开出以优点为面值的支票。自我实现必须由每个人通过自己的一系列宣传来逐渐发展。这里对于个人选择的强调并不以为着其他个体或者组织没有任何的作用。恰恰相反的是，个人选择的质量和可能的机遇与这个人多大程度上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精神上的资源密切相关。
    对于精神上的公平的要求别不是那么的需要金钱作为一种获得非实物资产的手段，因为这里的非实物资产大多数是通过私人的转移发展起来的，并没有通过市场。此外个一些最为关键的精神上的资产，例如坚定的意志、自尊、遵守纪律、对机遇的洞察力、以及对知识的渴望，都是一个人非常年轻的时候从别人那里转移而来的。
    虽然在各个年龄阶段都有精神上贫乏的人，但是在被疏远的年轻人和年纪渐老的人身上体现得最为集中。很多这样的年轻人都是单亲家庭中的子女，他们的母亲大多数是精神上贫乏的人，所以根本无法转移至关重要的精神上的资产给他们。另外一个比较集中的群体是年纪渐老的人。在美国超过65岁的人群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受到抑郁症的困扰，因为他们与通常的社会网络的联系被切断了。
    要解决这些严重的社会性和经济性疏远的问题需要各种各样的新型教育项目和教育体系来指导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这些项目紧紧依靠政府或者主要依靠政府都是无法完成的，还需要动员大批的精神上丰裕并且准备提供帮助的人。在我最近的一本书《第四次大觉醒与平等主义的未来》中，我大略描述了一个动员这些精神资源的计划，其中包括了对现存教会组织的更加系统的利用，而这种利用同已有的政教分离的传统系一致的。
    经济增长变革的第三个方面是耐用品和高科技服务的全球市场所在地的迅速和彻底的转移。这已经很难说是什么新现象了。过去的十年中出现了数千篇文章描述了形成中的东南亚市场。然而，我们并没有很好的理解这些进展对于下一个时代中全球经济增长的演变的充分含义。
    为了说明我的观点，我将集中讨论八个经济体，它们都位于通常被称作新工业化国家的地区。其中包括了已经侵入所谓富国的黄金集团的“亚洲四小虎”：新加坡、香港、台湾和南韩。还包括的仍未达到这一目标的四个国家，
    它们是中国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都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世界仍然把这四个国家当作贫困国家。作为一个团体，在从1980年到1995年的15年中，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这八个国家的年平均GDP增长率为10.7%。不考虑金融因素诱发的不稳定性，这八个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恢复为6%到8%水平。结论是，它们的GDP的总量在1999年达到了6.5万亿美元，这大约等同于五个最大的西欧经济体的GDP的总量，还相当于美国经济规模的五分之四。
    那么2030年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假设欧洲和法国继续以每年的4%的速度增长(采用传统的GDP衡量方法)，这是它们近期的最高纪录。我们同样假设新工业化国家的增长率仅仅达到其在过去的二十年终增长速度的年均水平的四分之三(包含金融危机时期)。在这些假设下，新工业化国家的GDP总量将达到大约60万亿美元，或者说超过欧洲和法国的经济总和的15%。
    如果这种情形持续下去的话，而且我们相信这是完全可能的。东亚和东南亚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市场，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跨国公司要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并且规定新产品的标准。谨记，亚洲小虎们已经实现的我这里所说的这种类型的增长达一个时代之久，日本也差不多做到这点。
    前面的这些分析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很多巨型跨国公司愿意冒着的风险来中国和东南亚投资，甚至不顾许多仍摆在投资面前的困难。我是1999年第一次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我对汽车工业做出了预测，我当时的预测对中国汽车的预测可能是低估了。从2002年到2004年，中国汽车工业的年增长率达到了35%，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汽车的年产量将超过现在全世界的年产量，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汽车年产量将达到1600万辆。
    我最后用一个问题作为结尾。假设新兴工业化国家能够以每年6%或者7%的速度继续增长一个时代。这是否意味着技术领先地位将从西方转移到东亚或者东南亚呢？我的答案是，并不一定。因为信息、生物化学、基因工程、以及能源工业等领域中的新技术是由基础科学知识的水平推动的，所以关键问题并不仅仅是新兴工业化国家能够以多大的速度培养出一大批高级科学家，还要取决于这些科学家能够多么迅速的发现科学研究最优前途的新领域。
    美国的经验表明达到这样的高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美国同西欧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竞争始于美国国内开始设立研究生科研项目的时候，大约在1875年。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的世纪里，美国把一些最优前途的年轻科学家送入欧洲、师从德国、法国、大不列颠的一些大师级人物。这项政策的一定的成功，从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然而在物理和化学这样的领域中，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一直保持着统治地位。直到欧洲的一些大师级的科学家被纳粹赶出欧洲移民到美国，才使得美国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获得了科学的统治地位。
    我从这些历史经验中得到的结论是，科学训练仍然是一项需要老师和学生之间长期持续互动机能，仅仅依靠几年时间接触是不够的。当然，我并不是说新兴工业化国家不可能比美国做得更好。有可能对于西方那些上了年纪的大师们而言，他们愿意接纳的问题以及为后辈提供新突破口的范围太过狭窄。无论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新千年中对科学领先地位的角逐，这一定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提问与答问：
    问题：外资进军中国，除了资本投资，并未带来足够的技术，这是否会导致中国拉美化？
    福格尔：欧美企业已经对中国做出了重大的技术转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中国如果要走到世界科技的前沿，仍需做出大量的努力来创造新知识、新技术。技术创新是分阶段的，创新的基础之一就是要利用现有的技术。在现有的技术基础上，现在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改进自己的工作的机遇。
    问题：衡量经济增长最大的工具是什么？
    福格尔：GDP是一种有益的测量经济增长的方法，但是随着服务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比例日益加重，GDP显然不够客观。至于更好的衡量指标，经济学家仍在探索中。
    问题：中国正处在一个转型经济期，如何在国内经济和开放性市场风险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如何制定一项有效的发展策略？对中国的金融市场有什么看法？
    福格尔：中国的政治领导层利用入世促进经济发展，从市场开放的角度来看，中国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中国的金融体系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中国必须在仍然留有回旋余地的时候改革金融系统。
    问题：如何清楚的界定中国发展的质和量？
    福格尔：中国的产品质量一流，可以在美国市场上参与竞争。在质和量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的衡量之上，中国面临的问题和世界其他国家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要做出衡量是非常困难的。尽管手头的数据不够完整，但它们构成了研究的基础。在医疗领域，中国有一些专家已经谈到了很多未经测量的成本和收益。在卫生保健领域已经有了这样的尝试。福格尔希望这一研究工作能够继续推广到教育等领域。
    问题：从经济学角度看，帮助社会中遭遇失业等种种压力的人们的益处是什么？
    福格尔：绝大部分国家的绝大部分人都愿意承受让自己的国家成为经济高增长体的痛苦代价。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是，让受益者把他们的收益与失业的人和失败的人加以分享，比如说推出再次的培训计划，使失业的人再一次融入到新经济当中；或者建立起社会保障网络、社会安全网、社会保障项目来解决这些不平等的现象。
    问题：1999年的时候，福格尔教授做出了一项预言，即“到2015年的时候在，中国的汽车产量将达到一千万辆”。福格尔和即将进军中国的世界各大汽车厂商是否对中国人买车的能力估计过高？
    福格尔先生解疑释惑的同时，还对中国政府如何处理由于汽车行业迅猛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出谋划策。他认为，环境问题应该从技术角度来解决，而不是通过限制私车消费。另外，汽车工业是一个最大的全球化的工业，中国的汽车厂商不应该放弃利用外资的黄金机遇。
    问题：下一个经济阶段最主要的驱动行业是什么？
    福格尔：在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工业化的国家是有所不同的，在美国驱动性的产业将是以医疗保健以及相关的生物的制药等产业。对于正在工业化进程当中的国家，他们要建立起工业的基础设施是拥有在高昂的研发机制过程当中投资的一项先决的条件，比如说在医药和生物，以及化学的领域的研发进行投资。
    问题：听是不是认为科技进步总是对于社会来说是具有正面的效果，科技进步会不会给社会带来负面的效应？
    福格尔：科技进步不总是给社会带来正面的效果，每一次的技术变革都有负面、消极的一面。很多人会失业，或者受到冲击。然而，每一项技术也都能够带来进化。在20世纪的时候人们更希望是后者工业快速发展。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焦虑的是如何进一步的推动环保的革命，减少汽车尾气废气的排放。
    问题：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有何建议？
    福格尔：中国应当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改革金融体系；解决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
    附Robert W. Fogel简历：
    福格尔教授1926年出生于美国纽约，1948年获康奈尔大学学士学位，1960年学哥伦比亚大获硕士学位，1963年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1981年至今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担任华尔格林美国机构杰出服务经济学教授、人口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系教员和社会思想委员会成员。
    福格尔教授的研究领域是：北美死亡率的经济解释，营养、劳动福利、劳动生产力的长期变化，对美国经济增长进行长期观察，对两代人不同的家庭行为数据的分析。通过运用经济学理论及数量的方法来解释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从而刷新了经济史的研究，因此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