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A教育与公共行政领导的成长

    今天大家邀请我来我觉的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下面我想将我所知的信息以及我自己的心得和大家交流一下。
    大学教育是永恒的题目，现在我们对之进行新的讨论。当代世界各国领导人大都出自大学，比如日本的早稻田大学，美国的哈佛、耶鲁，中国的北大、清华、人大等都是出国家领导人的地方。那么如何培养MPA的人才也就成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MPA有三种含义：在硕士学位的意义上，MPA是指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在教育的意义上，MPA是指公共管理硕士的研究生教育，是一种应用型教育；在群体的意义上，MPA则是指获得管理学位的研究生。
    MPA这种学位在各国的内涵都不是单一的。在美国其就是多样化的，有人指公共行政，有人指公共事物，有人指公共管理，不管是什么，其科技含量都很高，因而需要专门人才，所以，MPA是朝阳专业，是非常有前途的。
    1924年，MPA起源于美国，八十年来迅速发展。1995年，220多所院校都有了MPA的教育，在校生有三万多人，毕业走向有联邦或州政府、办公室、国会、大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等。目前有三大职业学位：MPA、MBA、法律硕士，被称为文科教育的三大支柱（现在我们还不叫职业学位，而是叫专业学位）。在我国，1998年开始论证MPA的必要性。1999年国务院批准了设立MPA的方案。2000年8月，国务院批准北大、清华、人大等24所院校为首批MPA试点院校。一委两部组建MPA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今年七月开始报名，10月13日——14日考试，至此，MPA也开始正式登陆中国。
    MPA是对传统教育的挑战。如何培养专业化的人才呢？公共行政领导人约翰•科特说，先天因素和早年的生活经历使90%的人已经不适合当领导人了。约翰•加德纳则说，“领导人可以教会吗？可以，但不是全部。领导人的很多特质都是可以学会的，但教不会的那部分也很重要。”沟通、处理人际关系都是可以学会的，但要达到一定程度就不是那么容易了。“管理者是一次出生的，领导者却是二次出生的”，也就是说管理者是可以培养出来的，但领导者却不是，而是竞争出来的。所谓的培养就是发现有潜质的青年人或是给一些人以发挥自己才华的机会，竞争却不是这样，所以很多领导者都是伤痕累累。
    约翰•加德纳说世上没有生产领导的生产线。从横向来说，公共行政领导的成长道路自古以来就有两条：一是参军，通过艰苦卓绝的军营生活迈向领导者之路；二是读书，接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学会上流社会的语言和思维方式，社会就是从平民中补充统治人才，形成社会的良性循环。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英国的文官制度都体现了通过读书来成为领导人的方式。在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通过市场的道路也可以成为领导人，经济上发展起来后再谋求政治上的地位。
    下面我们从纵向来看看公共领导者的成长道路，也就是能力的培养和发展过程，具体可以分为五个部分：
    1）先天遗传因素。在领导领域比别人聪明，其特质与遗传因素有关。气质是可以遗传的，是先天的。气质后天的发展便是个性，在和平年代，个性即命运，能否与人合作，有无团队精神都是非常关键的。另外，性格、智力也是遗传的。人的智力基础在小学时就完成了，这是人的智力形成的关键时期。体格也是有遗传的，西方就建有“家族健康档案“，健康长寿的人往往有家族遗传史。关于先天遗传因素对能否成为一个优秀的公共行政领导人的影响现在还在研究中。
    2）早期生活经历。主要指学龄前，也有人延长到小学或中学。早期生活经历对人一生的影响很重要。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一个人在小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家庭，和哪些人接触都是先天的，因为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家庭。那么早期的生活经历是如何影响人的成长呢？首先是就近观察和模仿，孩子小的时候都会观察和模仿自己身边的人，他们的行为就会受到影响；其次是家风和校风，其中组织规模是一个因素，比如在一个规模较小的群体里，每个人都可能被发动起来，担任一定的职务，每个人都可以得到锻炼，反之，则会压抑个人的领导能力。现在很多学校不论是小学还是中学其班级规模都很大，这样大部分的孩子在上学期间都没有机会担任一定职务，一直是别人的追随者，这很不利于他们领导能力的发掘和培养。过去一个家庭中有好几个孩子，这就给了年长的孩子领导一个小群体的机会，有利于他们领导能力的形成。而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在家里没有机会锻炼，在外面班集体的规模又太大，同样还是没有机会。《领袖论》这本书讲了政治家领袖的成长道路，甘地的父亲娶了五个妻子，甘地是较小的妻子的孩子，在家里地位不高，从小就有容忍的性格，以至后来倡导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列宁的家庭非常温馨，其父母总是和孩子们一起玩，后来父兄的早逝坚定了其革命的决心，但他的革命方式与斯大林是完全不同的，而斯大林的父亲是一个鞋匠；希特勒早年没有享受过爱，他只知道报复。从这些人的经历我们不难看出一个人早期的生活经历对人的心灵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3）学校教育。领袖是先天遗传因素和后天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并且后天实践还起着决定作用。我们说先天并不是唯心的，而恰恰是在寻找物质基础。就后天实践来说，学校教育就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大学教育。那么大学教育在MPA 教育中起什么作用就是一个很值的研究的问题。美国有学者说美国缺少培养领导能力的学校，虽然有的人领导能力很强，但却是通过大学体制之外的机会获得的，比如当橄榄球队的队长。我们现在很多领导人文字能力不行，而文字功夫对于公共行政领导人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现在只有高中教育才进行这种培养，大学教育却不愿做这种努力。
    大学教育应该在哪些方面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呢？
    首先是社团实习方面。通过这些活动可以培养、训练、开发领导能力，这比在课堂上获的机会多得多，课堂上主要是表现自己，而在社团活动中却是培养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我们现在很多政府领导人曾经都是学生干部。实习是学习的跨界，从一个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比如青年志愿者活动，为社区服务等，美国有白宫实习营活动，即是与总统座谈，观察领导人的处事方式。因此，这些都应该引起重视，成为正式大学教育的一部分。
    其次是多才多艺的素质教育。专业化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专业教育也是现代教育的特色，这固然无可非议，但这种教育方式同时又抹杀了专业外的能力的培养，很可能导致职业的白痴，而人本应是多才多艺的。因而现在我们提倡“后基础，宽口径“的素质教育，专业目录也由原来的500多个减少到了249个。另外，人文精神的培养也是必不可少的，领导这必须同时还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必须熟知人文知识。我们的领导人都是多才多艺，江泽民主席熟悉诗词，朱总理擅长二胡，李岚清副总理弹的一手好钢琴。此外，医学院并入综合大学也是为了在不同程度上能够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周国平的《谁杀死了妞妞》中提到在给妞妞看病的这个过程中只看到了四张人的面孔，剩下的都是职业面孔，很多医生缺少人文精神。还有，我们的理工科学生还要学习文科课程也是出于此种考虑。
    再次，大学还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场所。青年学子在这里接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从而被教育为爱国者。政治素质是公共行政领导人的重要素质。这种政治素养价值观念形成主要在大学，很多人此时确立了自己一生的生活信念，尤其是在注重政治灌输的国家，比如朝鲜、中国、日本等。我们的各种活动如升国旗、奏国歌都是很重要的仪式。
    最后是提高理论思维能力。这是必需的素质，作为领导人要善于概括。领导人都是概括的大师。而我们某县领导居然做出了“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的概括，让很多人捧腹大笑，可见学会概括对于一个领导人的重要性。对于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来说，这是大学教育的强项。大学通过专业学习不知不觉培养了抽象思维。中国近代社会未走上发展道路，就是因为缺少实验和逻辑。大学重要是学习哲学，哲学训练人的思维，而领导者要有哲学思维。
    4）工作场所的经验。这对人的锻炼也很重要。优秀青年人会自己给自己制造压力，要比别人做的更好一些。现在培养领导人讲究“轮岗”，都是从管理者开始，从一个岗位到另一个岗位，不断的跳出专业的壕沟。这是从横向来说。从纵向就是要学会和不同的人（上司下属）打交道，经历成功与失败，他人的帮助以及自己的悟性才能一步步发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学习，不能只是实践，实践只是感性经验，我们还需要理性经验。
    5）机遇与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