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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编者按】2019年3月27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24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王绍光就“国企与工业化，1949-2019”主题发表演讲。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主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高宇宁作点评。讲坛合作媒体光明网进行全程网络直播。http://topics.gmw.cn/2019-04/03/content_32712941.htm
本文根据王绍光教授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王绍光教授本人审定。全文共约3万字，分上下两篇，本期推出下篇。
二、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949-1984[1]
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前，毛泽东已经在设想新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在他看来，新中国“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为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当然，毛泽东深知，要实现这个经济发展的目标，首先要在政治上创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因为“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此前105年的历史告诉中国人民，“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已经实现，为创造“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2]
建国后，毛泽东更关心的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也就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关系的问题”。他认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3]
“以重工业为中心”是学习苏联经验。毛泽东指出: “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 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 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 必须善于学习”。他特别强调，“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4]因为“苏联的建设经验是比较完全的”。但“所谓完全，就是包括犯错误。不犯错误，那就不算完全”。[5]
学习苏联经验，绝不意味着照搬苏联经验。“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6]苏联的做法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造成农、轻、重发展的不平衡。这在毛泽东看来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定要引以为戒。他坚信，思考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即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一基本情况出发，从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出发，探索一条与苏联有别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为什么在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给予了详细地阐发：“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7]
简而言之，在毛泽东看来，发展重工业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8]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位置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后来, 毛泽东把他的思路概括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9]
道路确定了，但这是一条蜿蜒曲折、荆棘遍地的道路，每向前一步都需要探索，都需要艰辛付出。探索就必然会走弯路。既然叫做“探索”，不可能没有任何失误，更何况当时中国进行的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划时代伟大探索。今天有些事后诸葛亮，对前人走过的路横挑鼻子竖挑眼，他们觉得共和国的前30年有那么多失误，犯了那么大错误，仿佛是一片漆黑。这是心智发育不良的表现。一个人从出生到成年，不知要说多少错话、摔多少跟头。如果不允许婴儿学话咿咿呀呀、学步撞撞跌跌，他也许永远要待在襁褓里。中国这样一个贫穷的农业大国，面对世界列强的封锁禁运，要探索一条工业化道路，没有现成的路线图，不走点弯路，不犯点错误，可能吗？上帝也做不到！中国居然做到了，中国人民有一万个理由为此感到骄傲！
这一节将展示，在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过程中，国企、资本、工业、经济是如何演进的。
▌ 国有企业的成长
1957年前，国有工业企业的数目似乎没有统计。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全国共有国有工业企业约五万家（见图4）。第二年大跃进，这类企业猛增至约12万家，达到空前绝后的极值。1959年，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开始下滑；到1964年，降至谷底，约4.5万家，比1957年还少。然后开始恢复，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国有工业企业是数量大概是8.5万上下。是同期集体工业企业的数量（约35万家）的四分之一。
图4：国有工业企业数与职工人数，1952-1984[10]
国有工业企业的职工也不是很多。1952年刚刚超过500万， “大跃进”时期猛增至2300多万人。一下这么多人进城吃商品粮，那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无力支撑。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三年调整期后，大量工业企业关停并转，国有工业企业职工精简掉一半，剩下1100多万人，1964年后才逐步回升；到八十年代初，已超过3500万人。
虽然国有工业企业的职工人数在增长，但与此同时城镇就业人口也在快速增长：1952年只有不到2500万人；到1984年，已超过1.2亿人。如此一来，除大跃进时期外，国有工业企业职工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从未超过三分之一。
国有工业企业的数目不多、职工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不高，也许会让人产生错觉：在工业与国民经济整体中，国企作用不大。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看看图5就很明白了。
图5：国企对工业增长的贡献，1949-1984
它清楚显示，除大跃进期间与文革初年外，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与国有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双双持续快速增长。即便以1952年（而不是1949年）作为参照点，前者增长了近29倍，后者增长了36倍多。刚解放时，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国企的占比只有26.3%；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占比已升至50%以上。大跃进将国企的占比拉高到90%左右；其后，这个水平一直维持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社队企业（即后来人们所说的乡镇企业）的五小工业（小钢铁、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兴起后，国企的占比才逐渐下滑；但到八十年代初，仍在70%以上。可见，尽管国企的单位数、职工数不多，其对工业的贡献非常大，对推动中国工业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最近几十年，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有些人不断散布一种说法：凡是国有企业，效率必定低下。它误导了很多不明就里的人。表8已经告诉我们，在1949-1954年间，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于私营企业。表10则告诉我们，在1949-1984年间，国企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如果以1952年为100%的话， 1984年则为336%，提高了3倍多。
表10：国有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
随着国企的工业总产值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它们产生的利润与上缴的税金也水涨船高，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1952年，两者相加不过30亿元；到1984年，已突破千亿大关，增长近34倍（图6）。在这个时段，政府对国企实行“统收统支”，即国企利润全部上缴，亏损国家弥补，扩大再生产费用由财政部门审核拨付。因此，国企实现的利润与税金都是对国家财政的贡献。
图6：国有工业生产企业实现利润和税金（亿元），1952-1984
▌ 国家资本的成长
资本对落后国家发展经济至关重要。没有资本，就无法投资；没有投资，就无法扩大生产；没有扩大生产，经济就很难发展起来。早期资本主义国家能发展它们的资本从哪里来？第一章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的一段话，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始资本积累“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也就是奴隶贸易、奴隶制、殖民主义以及对本国公民残酷无情的压迫剥夺为代价的。
作为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资本积累不仅不能靠对外扩张，还要随时提防帝国主义的入侵。在这样的情况下，积累资本只能靠自己。上一节讲到，解放前35年，产业资本的总量一共增长了不到四倍。作为对比，解放后35年，即从1949年到1984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增加了47.71倍。这些钱从何而来？几乎完全靠内资！内资从何而来？主要靠国家财力！国家财力从何而来？主要靠国企积累！以下几张图表便是证据。
先看图7。1952年，国有固定资本投资为43.56亿元；其后8年高速增长；到1960年已达416.58亿元，几乎是1952年水平的十倍。大跃进遭遇挫折后，投资水平大幅下滑，但还是比解放初那几年要高。接下来的十年，国有固定资本投资起起伏伏，从未超过1960年的水平。随着文革疾风暴雨的阶段过去，1968年后，国有固定资本投资持续攀升：1971年超过1960年的水平；1984年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185.2亿元，是1960年水平的两倍多。
图7：国有固定资本投资快速增长，1952-1984
图7另一个吸引目光的地方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1952年到1980年，固定资产投资部分的统计范围仅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因此，现有统计数据显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百分之百由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直到1981年以后，统计数据中才出现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及其它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在1952-1980年间，集体经济肯定也有一些固定资产投资，但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不会很大，估计在5-10%之间。[11]毫无疑问，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占绝大部分。
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自何处？图8告诉我们，有四个来源。从1953年到1979年，“国家投资”一直占60%以上。在1966年以前，国家投资的比重往往高达80%以上。国有企业的“自筹资金”是第二大来源。1964年以后，“国内贷款”成为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新的资金来源，但份额很小，几乎微不足道。直到1980年以后，其重要性才开始加大，因为此时已进行“拨改贷”（国家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试点。“外资”首次在1977年出现，但直到1984年，其份额一直在5%上下。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生力军，则要等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
图8：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比重，1953-2000
在共和国历史的头30年，中国还是一个穷国。这么一个穷国却拿出那么多的钱进行投资，实在是不容易。当年有句形象的话来形容这种节衣缩食、压低现有消费去投资未来的做法，叫做“勒紧裤带搞建设”。要知道当时的中国政府有多拼？可以看看图9。当年说到投资，统计年鉴会用到一个术语“国家财力”，现在统计年鉴已经不再使用了。“国家财力”指政府掌握、可以支配的资金。具体而言，国家财力是国家财政总收入与预算外总收入的总和。图9显示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家财力比重。在1953-1984年的30年间，这个比重的最高值是63%（1959年），最低值是23.1%（1962年），平均43.4%。也就是说，中国每年拿到的财政总收入中有43%投入到了新增固定资产里面。可见，当年中国人民、中国政府有多拼。
图9：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家财力比重(％)，1953-1984
也许有人问追问，国家财力的钱从哪里来呢？回答这个问题要借助于图5.10。按经济类型划分，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有四大类：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和其他。图10告诉我们，刚解放时，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来自私营经济，即“个体”与“其它”。但很快到1952年时，财政收入的60%就来自于全民所有制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财政收入的八成以上便来自于全民所有制了；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84年。也就是说，国家财力的钱来自于国有企业；国家拿到的钱后，绝大部分又投入到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构成一个良性循环。
图10：国家财政分经济类型收入，1950-1984
中国有成语，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这种良性循环持续运作了30年，日积月累的成效是惊人的：国有工业企业年底固定资产原值从1952年的148.8亿元增至1984年的5170亿元（图11），国有工业的底子越来越厚。
图11：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与占比，1952-1984
不用学过什么高深的经济学，大家都知道，投资与消费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一年之内生产出来的东西就那么多，用于投资的多了，消费就得紧一点；用于消费的多了，用于投资的就得少一点。几十年累积下来，效果可以很惊人。对家庭而言，省吃俭用、勤俭持家会比大手大脚、挥霍浪费强。对国家而言，也是如此。在一篇发表于1982年的论文中，美国经济学家威尔弗雷德·马伦鲍姆对比了中国与印度。到那个时候，中国和印度已经出现巨大的差异，为什么呢？他认为原因很简单：印度的年度投资率通常比中国低10%或更多。每年多投资的钱相当于GDP的10%，累积几十年是多大一笔钱？多年积累的投资差距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印度。换句话说，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暂时牺牲了当前消费，最终却极大地促进总体福利的快速增长。[12]形象地说，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中国采取的是强行军方式。强行军肯定对即刻的体能、意志力是巨大的挑战，但正是这种方式使中国得以后来居上。
▌工业的成长
因为有大量国家投资，在共和国的前30年，中国工业发展神速。这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工业增加值增长迅速。工业增加值是工业企业全部生产活动的总成果扣除了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或转移的物质产品和劳务价值后的余额，是每个年度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1949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不足120亿。此后，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快速攀升。即使在“大跃进”失败以后六十年代初那几年，每年也有300多亿，相当于1949年的三倍。文革最乱的三年（1967、1968、1976年）里，工业增加值有小幅跌落；其它年份里，它一直呈上升态势；到1984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已达2815.9亿元，是1949年的23.5倍。
另外工业增加值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工业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1949年，工业增加值只占GDP的17.6%，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既小于农业，也小于服务业。到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工业体量大增，只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成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最大的部门。
表11：工业总产值内部构成的变化，1952-1984
其次，工业内部构成更趋现代。工业总产值是以货币表现的年度工业产品总量。考察一国工业的发展水平，不仅要看总量，也要看其内部构成。解放初中国的工业部门不仅小，而且偏轻，即以生产简单的消费品为主。1952年，仅纺织与食品两个行业的产值就占了全部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几年后的1957年，这种局面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两者产值的比重下降了10%。到1984年，两者的占比又下降了10%以上。另一方面，电力、冶金、石油、化工、机械工业的比重大幅提升；到1984年，这几个现代工业行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已超过50%（见表11）。
通常人们把工业内部各个行业合并为“轻工业”与“重工业”两大门类，前者指提供生活消费品和制作手工工具的工业，后者指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工业。如果从这个视角看，刚解放时，中国工业总产值的约四分之三由轻工业构成。此后，工业总产值的构成发生快速变化，重工业的比重在1951年超过30%，1955年超过40%，1958年超过50%，1960年达到巅峰66.7%。大跃进失利后，重工业的比重降了下来。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该比重一直在50-55%上下摆动。
重工业是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中国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考虑，优先发展重工业至少还有四个重要的理由。1）中国当时面临十分严峻的外部形势，必须发展国防工业。而国防工业就是重工业，不能吃，不能喝，甚至不能用，但是为了预防万一，中国必须生产枪炮、坦克、原子弹。2）推动铁路、公路、内河航运、远洋海运、航空的发展，必须靠重工业。没有现代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各个地区的经济无法互联互通、协调发展。3）发展轻工业不能靠手工，而要靠机器；轻工业本身使用的机械必须由重工业生产。3）发展农业不能靠传统的人力、畜力，要有化肥、农药、电力、农业机械、水利设施，所有这些都得靠重工业。农村改革以后，农业生产上去了，有人说这是包产到户带来的成果。然而，假如化肥、农药、电力、农业机械、水利设施仍停留在解放前的水平，恐怕再搞100次包产到户也成功不了。
上面提到电力，作为重工业的一部分，整个现代工业都有赖于它。 1949年，中国的发电量少得可怜，只有区区43亿千瓦时。五十年代，中国发电量年均增长速度超过26%，到1959年已增加十倍。1984年，中国的发电量达3770亿千瓦时，零头也比1949年高，是1949年水平的87.7倍，已居世界第六。
其实，岂止是电力，到1984年，中国的很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已经进入世界排名的前列（表12），其中棉布产量已排世界第一。1949年，中国生产18.9亿米棉布，人均棉布只有7尺。而到了1984年，中国生产137亿米棉布，外加73.5万吨化学纤维，人均分得布匹约20米，是1949年的7倍。1983年12月1日，中国政府以商业部名义发布通告：“从本日起全国临时免收布票、棉絮票，对棉布、棉絮敞开供应。1984年不发布票”。从此，我国纺织品结束了限制供应的时代，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穿衣”问题。[13]
表12：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位次的变化
第三，工业生产的地区分布更加平衡。不论是看整体工业总产值，还是分开看轻工业、重工业，我们发现，沿海省份的比重下降，内地省份的比重上升（表13），说明工业生产能力已经扩散到全国范围，而不再是集中在少数几个点上。
表13: 工业生产的地区分布，1949-1984
最后，建立起来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1980年，世界银行第一次代表团到中国考察，后来形成一个三卷本的报告。让该考察团印象深刻的是：“几乎整个现代工业体系已经建成，尤其是那些与装备制造相关的行业。虽然在许多方面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但其机械和冶金产品的份额并不比工业化的市场经济体小多少。鉴于中国的耐用消费品生产水平较低，这一点尤其引人注目。可以说，中国目前在生产资料方面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进口不到10％）”[14]这样，哪怕从外国专家也不得不承认，虽然中国仍是一个穷国，但它已实现了毛主席的一个愿望：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当时与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
▌经济的成长
经济的成长可以分为四个方面考察：经济增速、经济结构、就业结构、以及收入水平。
不少人有个错误的印象，好像GDP增长率在改革开放前是停滞的，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快速增长。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在1950-1978年间，GDP的年均增速接近8%。如果从1950年一直算到1984年，GDP的年均增速则为8.09%，人均GDP的年均增速也达到6.08%。无论放在任何历史阶段、与任何其它经济体进行比较，中国在共和国头35年的经济表现都可以称得上是呱呱叫，只是与改革开放的35年比，略逊一筹。
从经济结构的演变看，新中国在头35年实现了毛主席的另一个愿望：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如果我们把工业革命定义为，在国民经济中，工业（或加上建筑业的第二产业）的份额从不关紧要变为中流砥柱的过程，则中国的工业革命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刚解放时，第二产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到13%，第一产业的比重高达68.4%。那时的中国属于典型的农业经济。1952年，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20%，1958年超过30%，1970年超过40%，1975年超过45%，之后长期维持在这个水平上下。到1984年时，中国可以有把握地说，自己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
综上所述，在毛主席逝世前后，他的两个期待基本都实现了。
然而从就业结构与收入水平看，中国那时离现代化还有不小差距，依然任重道远。
虽然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不低，处在45%的水平，但第二产业的就业占整个就业的比重还非常非常低：1952年为7.4%，1958年一度达到26.6%，其后是一个先激降后缓升的过程，1984年为19.9%。服务业或第三产业就业的比重也不高，1952年为9.1%，1960年一度达到18.4%，其后也是一个先激降后缓升的过程，1984年为16.1%。在1984年，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加在一起约为36%，这意味着农业或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仍高达64%。在这个意义上，工业化的中国还有一条腿陷在传统农业中。
另外，从人均国民收入来看，一方面进步不小，另一方面仍然很低。八十年代中期出版的统计资料显示，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可怜的66元。解放后头十余年，它持续提升。大跃进后有两年，文革期间有三年，收入下滑；其余年份，收入稳步上升；到1984年，达到549元，是1949年的8.32倍。建国头35年，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是7.1%，可以说是相当高，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图12）。只是因为起点太低，哪怕经过35年的高速增长，1984年人均500多块钱的水平在世界上还是属于穷国的行列。也就是说，虽然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已经迈过了匮乏阶段，但在八十年代初，也才刚刚进入温饱阶段。
图12：人均国民收入，1949-1985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司编，《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 1949-198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第10页。
三、由工业国变为工业大国，1985-2019
198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新中国的第四部《宪法》。它“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被宪法学者许崇德称为“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15]
《宪法》涉及到工业化与国有企业。它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序言第七自然段确立“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也就是说，中国当时已经是工业国，但工业整体还不够先进，需要逐步实现工业的现代化，由工业国变为工业大国。
《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七条涉及国有企业，它进一步规定：“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1982年《宪法》通过后，经过了五次修正，其中序言第七自然段被修正了四次。不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目标从未动摇。另外，《宪法》修正内容多与经济制度相关，有些修正直接与国企相关。例如，1993年的修正案将第七条中的“国营企业”改为“国有企业”；1999年的修正案在第六条后加了一段话：“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意味着，在现阶段以及今后很长一个时期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可能纯而又纯，只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能要求只实行公有制、不允许其它所有制存在。除了运行多种所有制外，分配方式也需随之做出调整：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同时，允许其它分配方式的存在，包括按资分配。
在过去30多年，随着《宪法》发生变化，国企、资本、工业与经济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国有企业的壮大
自从1978年以来，国有企业经历了多轮改革，其中重大改革往往与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三中全会有关。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调整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
在1978-1984年间，国企改革偏重国企的外部关系，如与政府财政的关系、与银行的关系。这个时期出台的重大改革包括拨改贷、利改税等。以前国家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企业的投资、技术改造等需要的经费是国家财政拨的，现在不再无偿拨付，而是改由银行贷款，企业要还本付息。这叫“拨改贷”。“利改税”是指，以前企业的利润要上缴政府财政，没有什么留成；现在企业不用上缴利润，而是依法纳税，剩下的钱归企业支配。两项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增加企业的自主性、积极性。
1984年底，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后，在1984-1993年间，国企改革的重点转向偏重国企的内部关系。当时有句流行的话，叫做“包字进城”，即把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思路运用与企业改革。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以为工厂让厂长、经理、车间主任、班组长层层承包起来，就会产生活力，就可以提高其效率与利润。具体的做法是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其实，哪有那么简单。现代工业与农村的小生产毕竟不同。
1993年底，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后，在1994-2013年间，国企改革的思路偏重转换国企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此期间，国资委组建起来了；影响更大的是抓大放小，采取了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多种形式，对一大批中小企业进行改制，让几千万国企与集体企业职工“下岗分流”，直接推向市场。
2013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那时到现在，国企改革的思路是以管资本为主，推动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
这几轮改革，每一步都对国企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其影响之大、之剧烈，回看下面图表呈现的历史数据，还会让我们感受到强力的冲击感。
图13描绘了在1950-2010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种形态的变化轨迹。第一种形态是企业收入，即企业向国家财政上缴的利润。第二种是各项税收，企业与个人向国家财政缴纳的税赋。第三种是其它，包括各种非税财政收入。三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即使完全不懂财政学，一看图13就会注意到，从1978年开始，发生了一项趋势性变化，即企业收入的份额减少、各项税收的份额增加。起初，变化是逐步的，每年增减一点；1985年，出现断崖式变化，企业收入的份额缩至微不足道；1993年以后，企业收入彻底消逝，各项税收几乎成为财政收入的唯一形态。这整个演变过程就是“利改税”：改革以前，企业向政府财政上缴利润，没有什么留成；改革以后，企业按章交税后，剩下的利润归企业自己支配。这项改革的目的破除软预算约束，一方面让企业有更强的动力去创造利润，另一方面迫使企业在使用利润时更精打细算。
图13：国家财政分项目收入，1950-2010
“利改税”让企业留下了更多的钱，但“拨改贷”让企业不再能从国家财政那里轻易拿到钱。看看前面的图5.8，我们会发现，一直到1979年，国企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钱，三分之二来自“国家投资”。改革者认为，获取这种没有成本的“国家投资”，企业会本能地染上“投资饥渴症”，千方百计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投资，而不考虑投资效益。图8显示，1979年以后，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的“国家投资”份额迅速下滑，到九十年代中期，其份额已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取而代之的是企业“自筹资金”，即“利改税”让企业留存的那部分钱。与此同时，“国内贷款”部分异军突起，成为国企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贷款与财政拨付的“国家投资”很不一样，需要还本付息。拿银行贷款投资，企业不得不认真考虑成本收益。这也正是“拨改贷”的目的。
不过，“利改税”、“拨改贷”等加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很快导致一种未曾意料到的后果：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分布偏向东部沿海地区。其实，原因也不难理解。以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国家计划进行，可以运用“国家投资”这个杠杆调节各地区的平衡。现在，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的自主行为。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设备较为先进、管理水平较高、职工素质较好、零部件配套比较容易、产品销售市场较近、进出口比较方便。相比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利改税”可以让东部企业有更多的留利，“拨改贷”可以让东部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结果，投资便慢慢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这在图14中看得很清楚：八十年代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只有大约一半分布在东部；而到了九十年代初，这个比重已经上升到约三分之二。投资集中到东部，中西部投资匮乏的后果是，地区差距逐步拉大。[16]
图1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地区分布
“利改税”与“拨改贷”都可以看作是意在打破大锅饭的改革。打破大锅饭也许还相对比较容易，端掉铁饭碗比较难了。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试图端掉铁饭碗的改革都不太成功。早在1986年，国务院便颁发了关于改革国企劳动制度四个规定，标志着政府意在开始推行劳动合同制，即对国企新招收的工人不再提供铁饭碗。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并于两年开始实施，但一直争议不断。直到20年后的2006年，全国人大才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破产的国企并不多。1991年底、1992年初，举国上下曾一度推行企业改革“砸三铁”，有些地方还提出“用三铁砸三铁”，即用铁心肠、铁面孔、铁手腕砸破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口号很响亮，但实在砸不动，几个月后戛然而止。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改革的核心任务，并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思路：“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但如果看图15，1993年后国有工业企业的单位数量和国有职工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倒在继续上涨：前者增加了1.3万个，后者增加了340万人。这说明，仅靠改革政策设计、政策宣示本身，能带来的变化其实是有限的。
真正导致国企砸掉铁饭碗的恰恰是国企造就的一项历史性转折。千百年来，中国经济一直是短缺经济，很多大多数商品，包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无法满足全国人民的需求。然而，到了九十年代初，新情况出现了。1990年底，中国社科院的学者何新敏锐地觉察到，中国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不再是“需求大于供给”，而是生产过剩。[17]当时，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他这种说法是“胡说八道”，因为按照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的说法，社会主义经济必定是短缺经济。这些经济学家坚信，中国当时依然是短缺经济，不存在过剩问题。
但是，理论拗不过现实。到九十年代中期，越来越多的领域出现过剩，买方市场取代了卖方市场。1999年，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出版的《中国工业发展报告》带有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告别短缺经济的中国工业》，它正式宣告：“9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工业品和供给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严重短缺转向了相对过剩，工业的增长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18]
需要指出的是，短缺经济是国有企业在工业领域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实现的。九十年代中期，国有工业企业的单位数达到峰值，国有职工的数量达到峰值，国有企业实现利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超过1600亿元），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与集体企业仍占比70%以上，当时还没有太多的私营企业和外国企业。据此，我们可以说，告别短缺经济是国企造就的一项历史性转折。
《老子》云“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的确如此，一旦告别短缺经济，随之而来的便是竞争加剧、盈利困难。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下半年开始，外贸出口增速大幅回落，2002年才恢复持续增势。一方面是国内市场过剩，一方面是国外市场东西很难卖出去，或者增长率很低，双重压力叠加，国有企业（包括集体所有制企业）利润下滑（从1993年的1667.3亿元下跌到1998年的213.7亿元），亏损面扩大（从1992年的22.7%扩大到1999年的53.5%），破产案增长，[19]其表现是国有工业企业单位数、国有职工人数出现断崖式的垮塌。图15将此呈现得一清二楚。铁饭碗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端掉的。
图15：国有工业企业单位数、国有职工人数
如果在国企职工之外加上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十年中，人数从1.4亿人下降到7000万人，减少了约一半，相当于整个英国或法国的人口。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如此之多的人下岗、失业或提前退休，几乎涉及每个城市家庭，却没有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也算是一个世界奇迹。这么多人付出这么高的代价，换来的是国有企业浴火重生。如图16所示，1998年跌入谷底后，国有企业的盈利水平开始快速回升，到2018年已高达33877.7亿元，是国企改制前极值（1993年）的20.3倍。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盈利面也开始上升，近十余年里一直维持在55%上下。
图16：国有企业的利润额与盈利面，1980-2018
国有工业企业的数量于2011年降至谷底后，不再继续此前16年不断下滑的趋势，且增加了约2000家；2005年后，国有职工人数的下滑也有所缓解（图15）。虽然按这两个指标，国有企业确已失去了往日的霸主地位；但换个角度看，国企是更强了、壮大了：随着每年创造的利润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拥有的资产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1999年的8.
05万亿猛升至2018年的42.5万亿，翻了五倍，年均增长率高达9.8%（图17）。
图17：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总计，1999-2017
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越多进入了《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1990年，中国唯一进入这个排行榜的企业就是一家国企。在过去30年间，上榜的中国企业数目猛增（图18）。到2018年，已有120家中国企业排入世界500强，远超日本，仅次于美国的126家。如果过去30年的趋势持续，中国超过美国应该就是发生在几年之内。在120家上榜的中国企业中，83家是国有企业，占约70%。
图18：《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各国企业，1990-2018
▌国家资本的壮大
虽然国有企业经历了脱胎换骨式的改制，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并没有萎缩，而是持续增长。不错，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下滑了不少，但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本身的体量已今非昔比，增加了20多倍（图19）。更重要的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不仅是壮大国有经济的手段，也是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仔细观察图5.19会发现，在亚洲金融危机暴发后1998年、世界金融危机暴发后2009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比一般年份要高许多。图19还显示，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后，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止跌企稳，出现反弹；尤其是2016年经济增长率下滑至6.7%后，该比重大涨约10%。这也许让有些人感到意外。其实，之所以出现这个反弹，很重要的原因是，私营企业的投资下降了，必须由政府运用国家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政府掌握一定规模国家投资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图19：国有固定资本投资，1980-2017
也许，更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在1952-1984年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年份有8个；而在1985-2017年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年份只有2个（1989年与2011年）。前一个时期，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6.1%，后一个时期，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8.1%，高于前一时期2个百分点。
由于在国企改制的同时，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速度不减，累计形成的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也快速成长：1985年不到6千亿元，1989年破1万亿元，2007年破10万亿元，2016年已接近30万亿元，在这些年里，增长了49.3倍（图20）。固定资产原值反映的是企业在固定资产方面的投资和企业的生产规模、装备水平等。很明显，国有工业整体的生产规模与装备水平如今已经越过了好几级台阶，站到了一个新的高地上。
如果看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独立核算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的比重，它在过去30多年里下降了近一半。八十年代初，在全国独立核算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中，国有工业一枝独大；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民营、外资工业已经长大了很多，国有工业的份额相应缩小；到2014年以后，该份额稳定在45%的水平上。在这个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国有企业仍然占据着中国工业经济的主导地位。
图20：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与占比,1980-2016
国家资本壮大了，但现在它的投资方向与以前已大不相同。近年来，中国政府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进而有为、退而有序”的原则，沿着竞争性行业和战略性、垄断性行业两条线，加快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的步伐。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国有经济只是选择性地保留了少部分国有企业；除此之外，则按照市场化原则，适当收缩战线，退出、退足、退够，尽量为民间资本和民营经济发展创造广阔市场空间。不过，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资本投入力度不减；同时也放宽行业准入，引导社会资本、民间资本进入，提高相关行业竞争性业务的市场竞争程度，提高行业运行质量和效率。
表14表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再仅仅是政策指导原则，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变为现实。中国工业分为三大门类，即“采矿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50个大类，509个中类，5090个小类。[20]如果我们查看工业各个领域的“实有资本”构成，就会发现有些领域“国家资本”的比重比较高，其它领域则是“集体资本”、“法人资本”、“个人资本”、“港澳台资本”或“外商资本”的比重比较高。实收资本是指企业实际收到的投资人投入的资本。以各领域实收资本中国家资本的比重是否大于45%为指标，表14将国家资本的大类投资重点突现出来。我们看到，在“采矿业”门类中，有3个大类由国家资本主导，即“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以及“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在“制造业”门类的众多大类中，国家主导的只有3个，即“烟草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而整个“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门类都是由国家主导的。很明显，这些由国家资本主导的产业恰恰就是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而其它领域则是竞争性行业。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是空话，已经化为现实了。
表14：国有资本主导的行业，2016年
▌工业的壮大
在国有企业的引领下，在国有资本投入的推动下，过去70年，中国工业突飞猛进。与解放前相比，今天中国的工业可以说是已有云泥之别。对比表12中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在世界位次的变化，在世纪之交，中国已在钢、煤、水泥、化肥、化纤领域居世界首位；到2016年，除受自然资源禀赋限制的原油外，中国已在八大类产品的产量方面位居第一。
表12展示的只是中国工业的几种主要产品而已。事实上，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中国有220多种的产量在全球稳居第一。1990年，我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为2.7%，居世界第九位；2000年上升到6.0%，位居世界第四；2007年达到13.2%，居世界第二；2010年占比进一步提高到19.8%，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自此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21]到2017年，中国已经占到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28.6%。[22]
发电量也许可以看作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图21对比了中国与美国自1949年以来各自的发电量。1949年，中国的发电量仅仅相当于美国的1.5%。一直到1975年，中国的发电量才相当于美国的10%。此后直到2000年前，中国以大约每年一个多百分点的速度追赶美国。2001年，中国的发电量相当于美国的40%。在接下来的9年间，中国的进入蛙跳式追赶阶段，每年进步6-7百分点。这样，到2010年，中国的发电量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过去9年，中国进步更快。到2018年，中国的发电量已超过美国63%！
图21：中国与美国的发电量，1949-2018
数据来源：美国数据来自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AnnualEnergy Review, https://www.eia.gov/totalenergy/data/annual/index.php
发电量进展神速，中国的整体中国工业也是如此。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业竞争指数（The competitive industrial performance index简称CIP指数），1990年，中国在世界各国中排32位。此后，中国的排名平均每年至少前进一位；2015年超过韩国，排全球第四位；2016年（即2019年公布的最新数据），超过美国，排位第三；在排名领先的十个经济体中，是唯一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年，中国的得分是0.3764，比排第二位的日本（得分0.3998）相差0.02，已是很小的差距。在工业竞争指数方面，中国超过日本，应该是指日可待。与排名第一位的德国（得分0.5234）相比，中国还有较大差距，赶超德国应该是中国工业下十年的目标。[23]
工业竞争指数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数，它还可以细分为其它一些分项指数，它们从不同角度评判各国工业的发展水平（见表15）。“国家总量份额”衡量制造业在各国经济中的分量。在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达0.
32高于韩国、德国、日本，更高于其它国家；“制造业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比重”达0.96，仅低于韩国0.01，高于其它经济体。
“全球份额指标”衡量各国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我们看到，中国遥遥领先其它9个先进经济体；无论是“对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影响”，还是“对全球制造业产品贸易的影响”都是如此；充分凸显了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
上两类指标衡量的是各国制造业的量级，它们明白无误地显示，今天的中国已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性工业大国。
表15：工业竞争指数及其分项指数，2016年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Competitive Industrial Performance Index 2018，https://stat.unido.org/database/CIP%202018。
不过，第3类指标“中高技术活动份额”却揭示出中国工业的短板。这类指标衡量的不是各国工业的“量”而是“质”。从表14看，用“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衡量，中国低于其它所有9个经济体；用“中高技术制造业产品出口占全部制造业产品出口的份额”衡量，虽然中国得分略高于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但远低于其它5个工业强国：美国、瑞士、德国、韩国、日本。同样，如果用“人均MVA指数”衡量，中国与其它9个经济体的差距也相当大。能够名列全球“工业竞争指数”前十名，说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强国俱乐部；但与强中之强相比，我们还不是最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迈向工业强国是我们的光荣使命。
▌经济的壮大
在现代世界，工业弱则经济弱，工业强则经济强。由壮大起来的工业做支撑，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体。这方面的报道与论述已经很多，此处不再赘述，两张图22和图23足矣。
图22：各国GDP占全球总量的比重，1950-2019
数据来源：The Conference Board, TotalEconomy Database, April 2019, 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data/economydatabase/TED1
图22告诉我们，刚解放时，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但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只占世界总量的4.2%；而美国当时是无可置疑的霸主，一家独占26.4%。虽然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它老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当时依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欧、美、澳其它各国加总的占比高达35.8%。70年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的变化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中国的全球占比已增加到18%，是日本占比的四倍，超过美国的16.8%，距欧、美、澳其它各国的总和18.4%只有一步之遥。
中国经济整体增大了，受惠的是全体中国人。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中国从来都属于“低收入国家”，且1949年时，中国是“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1999年，中国终于从“低收入国家”毕业，进入“中低收入国家”之列。2010年，中国进入更高的“中高收入国家”序列。[24]图23用世界银行的数据，描绘了自1960年以来，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如何一步步超越低收入国家平均值（1991年）、中低收入国家平均值（1995年）、中高收入国家平均值（2016年）。目前，中国目前正在向高收入国家的目标迈进。值得注意的是，高收入门槛并不是持续向上提的。事实上，世界银行2019年设定的高收入门槛比8年前还低。按照过去十余年的趋势，未来5年左右，中国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应该是大概率事件。如果这真的如期而至，世界经济的版图会大不一样：世界上，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会超过生活在低收入国家的人口。
图23：中国：迈向高收入经济体
四、小结
可以用四句话总结国企对中国工业化的贡献：推动中国从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推动中国从短缺经济过渡到过剩经济，助力中国从工业国转型为工业大国，控制经济命脉，主导经济发展，助力中国迈向工业强国。
注释：
[1]把这个时期的截至点放在1984年的理由很简单：虽然一般把改革开放的起始点放在1978年，但是直到1984年底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改革开放的重点才由农村转向城市。
[2]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0-1081页。
[3]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0-241页。
[4]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
[5]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73页。
[6]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1958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6页。
[7]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1页。
[8]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页。
[9]毛泽东，“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 （1959年6月29日、7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10]除非另加注明，本节与下节所有图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提供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11]依据1980年的数据估计。这一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为745.9亿元，集体经济为46亿元。
[12] Wilfred Malenbaum, “Modern Economic Growth inIndia and China: The Comparison Revisited, 1950-1980,”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Cultural Change, Vol. 31, No. 1 (Oct., 1982), p. 66.
[13]袁乔，“‘衣被’中国：中国纺织工业60年”，搜狐财经，2009年10月23日，http://business.sohu.com/20091023/n267672597.shtml。
[14] World Bank, China: Socialist EconomicDevelopment, Vol. 1., The Economy, Statistical system, and Basic Data(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83), p. 12.
[15]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77页。
[16]胡鞍钢、王绍光、康晓光，《中国地区差距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王绍光、胡鞍钢，《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17]何新，“论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与日本经济学教授S的谈话录” （1990年12月11日），《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上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4页。
[18]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发展报告：告别短缺经济的中国工业》（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第1页。
[19] 在九十年代初，中国法院审结破产案件的数量每年只有几十件，后来增加到每年几百件，1994年以后是每年几千件，到2001年前后达到峰值9110件。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中国跨境破产研究综述》表一，http://www.gdcourts.gov.cn/web/content/40940-?lmdm=1041。需要注意的是，经过法院审结的破产案件只是实际破产数量的冰山一角。
[2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年，http://www.stats.gov.cn/tjsj/tjbz/201709/P020171009408912690353.pdf。
[21]贾涛，“全球制造业的几个特点与中国的应对”，《经济导刊》2018年7月号。
[22]卓贤、黄金，“制造业岗位都去哪了：中国就业结构的变与辨”，《财经》2019年第9期。
[23]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Organization, The Competitive Industrial performance: Biennial CIP Report, edition2018 (March 2019), https://www.unido.org/sites/default/files/files/2019-05/CIP_Report_2019.pdf。
[24] World Bank, “Classifying countries by income2019,”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download/site-content/OGHIST.x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