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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亚当·斯密被误解说起
很多人讲自由交换是人类的本性，甚至引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证明这个观点。其实不是这样的。人类历史大概是300多万年，至少有299万年都是自给自足。大概到五六千年前，“市场交换”才真正出现了。而集市贸易，即我们说的市场，到了公元前两千年左右才出现。在苏美尔的表意文字中，市场一词呈Y形，意指市场往往位于道路的交汇之处。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里，市场的作用很小，只有小规模的以物易物，或者用货币进行交换。而且，当时的交换除了受到官员规管以外，还受道德、伦理方面的约束。比如，价格常常不是根据供求关系来决定的，而是强调just
price（正当、正义的价格），强调“卖给富人的东西可以卖得贵一些，但卖给穷人的要便宜一点”。
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出现的时间就更晚了。当长距离贸易、资本主义出现以后，西方国家才出现了市场经济。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和长距离贸易的兴起实际上是与殖民主义、奴隶贸易等联系在一起的，它一直到18世纪末都还没有被理论正当化。
那个时候，市场受到各种各样非市场因素的影响。比如，西方最早和东方做贸易的很多东印度公司（英国在1600年建立了东印度公司，其后荷兰、丹麦、葡萄牙等都很多国家也建立了东印度公司），以及一些不叫东印度公司的公司，都必须拿到政府牌照特许才行。
我们现在把这些实体叫做“公司”，但company这个词本来是一个军用名词，指一群士兵，它在很晚以后才有我们今天说的“公司”的含义。同样的，enterpreneur这个词最早出现的时候，指的是政府工程尤其是军事工程的承包人，而不是今天常说的“企业家、企业家精神”这些概念。所以，最早的市场经济的形成是跟政府、军事、暴力联系在一起的。
在西方的历史上，市场经济的兴起过程是一个非常血腥的过程。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慢慢兴起，逐渐地有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崛起完全离不开国家和国家干预。
生活在16世纪下半叶、17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政治家和哲学家霍布斯就曾说，没有国家的强力保障，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是不稳定的，人们生产、交易的东西往往会被别人抢走。所以需要国家来对人们的贸易活动进行保护，以及保护那些拥有财产的人。
现在不少人把亚当·斯密捧为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但他最早写了一本书，叫《道德情操论》（1759年），讲的是道德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那之后，又过了几年，他写了另外一本书叫《关于法律、警察、税收和军备的讲演》（1763年），讲的是一个国家建立法律、收税和建立军队的作用，以及它们对发展经济的重要意义。
十几年以后，他才写了《国富论》（1776年）。这本书也不完全是讲市场经济。我怀疑很多人仅仅读了《国富论》的第一篇。大家如果认真读了该书的第三篇和第五篇，就会发现“那只看得见的手”是随处可见的——斯密讲了国家强制能力，包括国家的军队、警察以及税收的力量有多么重要。
资本主义的崛起离不开国家，它是国家一手扶植起来的。这从当时的历史和理论家那儿都能看得很清楚，但现在往往被教科书掩饰住了，所以大家误以为市场经济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只要没有外力干涉，它就会自然而然地生长。这其实只是一种幻想。
二、自由市场，是国家干预的结果
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通过大量事实指出，所谓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国家有意识地干预的结果。就这方面，我可以举些例子：70年代末英国出现的撒切尔革命，以及80年代初美国出现的里根革命，都是有意识地希望通过政府干预以造成自由市场的结果（实际上并没有达到预想的结果）。
上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南美、苏联、东欧进行市场转型，以及阿根廷、智利等出现的军政府支持在芝加哥受过经济训练的专家学者进行市场改革，甚至中国从改革前到改革后，再到90年代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都是国家有意识干预的结果。没有国家干预，不会出现这样一场转型。
在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所谓的标准的市场经济，即使在今天的欧美国家，所谓的市场经济也都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关于此，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
90年代初，市场化转型的排头兵之一是波兰，波兰请哈佛大学的加尔布雷思教授给他们作主题演讲。观众听完讲演后，很纳闷：“你讲了半天市场转型，但是为什么没有提到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名字？”这两人都是市场转型的大师。
加尔布雷思教授当时的回答非常巧妙。他说，这两人鼓吹的那种市场经济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今天的世界上也不存在，未来也不可能存在。如果存在的话，那将是人类的灾难。当时加尔布雷思教授讲这话的时候，估计波兰人还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恐怕有更多的人都清楚了。
抽象地争论政府干预好不好，是毫无意义的。这样的争论就像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争论。世界上存在过的、现在存在的市场经济都有“干预”在其中，纯粹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从来没有存在过。历史上和现在存在的市场经济都是经济、政治、社会和价值体系的混合体。
假设会出现一种完全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这完全是一种幻想。从现实上来讲，我们不说所有干预都是好的，但是政府干预是必不可少的。比如2008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新闻周刊》有一期封面的标题就叫做“We are all socialist”（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突然发生了金融危机，如果美国政府不去救市的话，美国的整个体制就垮掉了。
更近一点，比如不久前美国得克萨斯州因为暴风雪引发了电力危机，这次危机让我们意识到电力、通讯、交通等网络性产业的市场化存在多大的风险，政府干预在这些领域里面显然是必要的。网络性产业引发的问题会是全局性的，如果不进行干预，一旦出现问题就可能引爆全局性的危机。
除此之外，在市场交易里面，交易的双方往往是权力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的，会引发很多问题，这也是需要政府进行干预的。
如果有人认为“干预不能提高效率，自由市场才会提高效率”，那么是把效率变成了判断制度优劣的唯一标准。但是，它不是唯一的标准。安全、公平等很多其他价值标准同样是判断一个经济体制好不好的标准。我们要把效率和其他价值标准放在一起作为标准，来进行平衡。
实际上，政府干预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在哪些领域如何做得更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分析在具体的情况下哪些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必要的就把它们完善了，把它们做得更好，不必要的就减少。这样就可以了。
三、关于释放经济活力，需要考虑两个问题
现在，还有一些人认为坚持改革开放，自由市场会释放市场力量，经济就会繁荣，过去资源配置扭曲的一些问题就迎刃而解。该怎么看这个观点？在我看来，坚持改革开放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同时要考虑另外两个问题：
第一，仅仅靠改革开放够不够？
一个国家只要进行改革开放，市场就会释放活力，经济就会繁荣，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我在新书《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也反驳了这个说法。
19世纪末、20世纪初，埃及、土耳其、伊朗等很多国家都进行了市场改革，过去40年进行市场改革的国家更多，它们绝大部分都是对外开放的，但绝大多数此类改革都失败了，至少不是很成功。
这表明：仅仅靠改革开放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一些必要条件。这些必要条件中，很重要一条是国家能力。什么是国家能力？就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变成行动、化为现实的能力。
第二，朝哪个方向进行改革开放？
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会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作为改革方向。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更不会这么做。中国不应该也不会把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理念付诸实践，因为那种理念本身是虚妄的，是没有任何历史和理论的基础的。如果中国把它付诸实施，那么一定会导致混乱。
二战结束后，欧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教训，加入了大量的非资本主义成分，比如企业国有化，增加税收以提高社会福利。所以它们在1945～1970年左右，经历了一个黄金期，经济增长比较快，社会比较稳定，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二战以后的资本主义的黄金期，实际上扭转了过去“自我调节的市场”的逻辑，中国不应该重走错路。
40年前，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说要建立自由放任的市场。他们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们不能只听他们怎么说的，还要看他们怎么做的。在撒切尔夫人任内和里根总统任内，英国和美国的税收占GDP的比重，以及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政府支出是政府在经济中间活跃程度的一个指标。即使他们宣称要建立自由放任的市场，他们的政府活动方式还是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他们哪怕想促进那种变化也没有办法促进，因为会引发大乱。
另外，对于“促进自由市场就会释放市场活力，经济就会繁荣”这一种假设、愿望，我们可能首先要问：释放的是谁的活力？谁享受繁荣？会有什么代价？谁来支付这些代价？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能把社会理解成一个整体。社会分成阶级和个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享受繁荣，所有人都会付出同样的代价。
四、再分配，说到底是人性的展现
十几年前，我曾经表示，中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和保护农民宅基地有很大关系。到了十四五期间，有不少专家建议允许宅基地进入市场流通转化为财富，也有一些专家坚持宅基地不能进入市场流通。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
宅基地是一个蓄水池。很多进城务工的人是没有房子的，但是他们在家乡有责任田，有宅基地。在这些宅基地上，基本上也都盖了不错的房子。差一点的地方盖的是砖瓦平房，起码不是一二十年前的土坯房了，好一点的地方是二至五层高的楼房。
在经济形势不太好，城市的就业环境不太好的情况下，这些进城务工的人可以回到乡下来生活。虽然在乡下赚的钱不那么多，但是生活比较便宜，活下来的问题不大，他们在城里面学到的知识技巧，在比较简单的乡村会成为谋生的手段，而不至于在城市沦为贫民或流浪者。
今天，巴西、印度等很多国家仍有大片大片、几十上百万的人聚集在一起的贫民窟。在那些地方，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政府作用得到发挥。中国也完全有可能出现那样的情况，但是好在我们做得还可以。我们在农村的基础教育虽然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总体上还是不错的。
我们经常讲我们的劳动力很便宜，但其实，劳动力便宜的国家多了去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劳动力不仅便宜而且素质比较高，哪怕进城务工的很多农民工也基本上受过初中甚至高中教育。如果有这些教育的话，从生产技能等方面来看，他们都能够比较快速地融入城市生活，学习新的技能。
有些专家还希望任何土地都可以进入市场，这是仅仅算经济账。很多非常了解农民，一辈子研究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专家学者，持强烈的反对态度，或者严重的保留态度。我倾向于后一种看法，认为在宅基地和土地进入市场的问题上一定要慎之又慎。
如果看历史，会发现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期，对要素市场的规管都会比一般的商品市场要多很多。因为这些要素涉及的东西实在太重要，跟我们每个人密切相关。土地、劳动力和货币这几种东西是不能市场化的，否则会出现一系列非常严重的后果。
比如，如果把劳动力完全商品化的话，就等于不把人当人。因为在完全市场交易条件下，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只要愿意甚至可以把自己当奴隶卖出去，以获得一笔钱来养家糊口。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被允许的。不仅如此，劳动中还有很多东西是非商品化的。
当然，不要市场化并不是完全排斥交易，而是不能不受限制地交易。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关于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的规管，一定比一般商品交易的规管多得多。在市场经济中，有些人没有得到公平、充分发展的机会，这时候政府要发挥再分配和各种社会政策的作用。
再分配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去商品化，把劳动力等不该商品化的东西去商品化。按波兰尼的说法，一个彻底商业化的社会是反人性的社会；再分配说到底是人性的展现，是恢复人性，具有哲学意义，不仅仅是钱的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