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与和谐增长

内容提要：与经济机制正常的国家相比，转型国家的经济和谐增长面临更多的挑战，制度转换所带来的各种聚焦对转型期经济和谐增长产生超乎寻常的挑战和困难。目前转型国家经济增长中的诸多失衡与扭曲，正是其基本体现。保持和谐增长不仅是转型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还是关系到经济转型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经济转型与经济和谐增长相辅相成。要消除增长扭曲，实现和谐增长，需要通过校正转型方式，推进持续转型以及体制转型与和谐增长同步进行。
    关键词：经济增长 和谐 增长

        作者简介：林跃勤（1962—），男，湖南浏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研究。
    从很早开始人们就已经对和谐与和谐增长进行研究了，如宋朝朱熹提出和谐表示“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理”。和谐含有协调、协同、调和等意，指多样性的统一和对立面要素的有机结合。从经济学层面讲，和谐反映在“人类需要的比例规律上”，一般指“平衡、对称和比例完美，而非偏向与扭曲”；和谐增长是“指增长的各个局部与过程之间的一种能动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满足了和谐的某种要求……一国经济发展不仅与其自身发展水平相适应，还同世界趋势的步伐保持一致”。[1] 经济增长是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和谐或均衡增长，即按照客观规律均衡、协调和按适当比例的经济增长，这样的增长往往意味着经济增长具有较佳的质量与效益，或者说经济增长质量集中体现在增长和谐方面。作为处于经济体制转换和经济现代化双重转型过程的转型经济，是多种矛盾（“怨愤”）和动乱“滋生”的特殊时期，稳定、和谐增长面临更多的挑战[2]。经济转型主要是指前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迈进的特殊过渡期时期。世界银行1996年的报告中指出，转型经济是包括前苏联、蒙古、中东欧国家、中国、越南、朝鲜及其他地区类似的和模仿的国家，全部地或部分地放弃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并开始向以广泛的私有制为基础的非集中化的市场机制过渡。由于经济转型涉及到发展战略、政策法律、管理制度，乃至政治、社会、文化等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因而转型期经济和谐增长面临的矛盾比市场正常条件下更加复杂和尖锐。新兴的转型经济学已有的研究成果往往偏重于对体制变迁方式及其对增长速度本身的研究，而对于转型期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和谐、可持续性增长关注不多，而转型国家不仅经济快速增长面临更多挑战，结构扭曲则更为严重。更多地关注转型经济的和谐与可持续性增长对于通过完善转型建立起转型经济，保持高质量、可持续增长的机制具有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因为，解决事关增长速度的质量方面的问题可以较好地处理棘手的局面，减少增长中的波动，相应地直接提高福利水平。本文拟结合转型国家经济转型的实践，分析转型经济增长的特点，探索消除导致转型经济增长扭曲和失衡的因素，为促进中国经济持续转型与和谐增长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一、和谐增长是转型经济的基本目标和条件
    经济增长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也是任何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而转型期经济增长的特点则在于，要在进行经济体制再造的条件下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与和谐增长，快速而和谐的增长是转型经济的基本目标，同时，和谐增长是转型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基本保证，两者互为条件，相互促进。
    （一）转型经济的基本目标是和谐增长
    经济转型的首要目标是要消除阻碍经济增长的一切制度瓶颈因素，最大限度地释放生产力，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转型国家多是欠发达经济体，追求快速增长，弥合落后状态，是经济转型的基本目标。在快速增长中达到平衡和谐，是转型经济同等重要的要求。况且，快速增长是有质量要求和结构平衡内涵的，脱离了质量、结构与效益，总量增长意义不大。因此，均衡、和谐增长应该是经济快速增长的本来之义（见图1）。但几乎所有的转型经济体均带有很深的计划经济扭曲的烙印和病灶，转型开始以后各种扭曲因素和现象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甚至还因为经济增长战略与其他决策失误等原因而加重。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包括中俄在内的转型国家普遍获得了相当高的经济增长率，但同时几乎均陷入了“均衡增长陷阱”。

    
    图1经济转型与和谐增长的内涵与相互关系

    1.转型国家经济增长中扭曲现象比较普遍
    （1）产业结构失衡。转型以来，体制的变革和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不仅推动了中国、俄罗斯等经济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质量总体上也有所改善，但结构扭曲状况依然是困扰着经济高效、持续增长的重大隐患，如，一、二、三产比例不够合理，两国的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均比较落后，投资消费比例失衡，转型国家投资过多、消费不足的局面比较普遍，特别是中国90年代以来投资持续高速增长，其占GDP的比重在最近10年里从38％提高到48％，同时产业内部失衡也很严重。
    （2）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鸿沟在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经济体非常明显，不同区域除了经济基础、自然、地理、资源条件等差异很大外，转型前后的经济政策选择对国内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很大，如重城市轻乡村、依靠农业发展工业的经济发展政策，中国沿海开放和经济特区优先发展战略等，使转型国家的区域经济不均衡状况远较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严重，中国区域与阶层发展差距继续扩大，如1995—2005年间东部地区年均增速达11.4％，比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高0.8、1.1和1.5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级差从3375元增加到46222元，离散系数从0.63提高到0.67；“十五”期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与农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6％和5.3％，前者高出4.3个百分点[3]。
    （3）增长速度与增长方式之间不协调。增长方式是指以何种资源为主推动经济增长，增长方式大体可以分为自然资源驱动型、资本驱动型、劳动驱动型、生产率驱动型等不同的类型。转型国家经济增长多是资源、劳动与资本几者共同驱动型，而不是以生产率（TFP，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主的驱动型。俄罗斯经济增长中资源的作用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大量资本（包括外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获得高速增长。转型经济的粗放特征并未因经济转型与增长而消除，俄罗斯经济甚至被称为“石油经济”，而中国经济则被称为农民工“血汗”经济、缺芯“加工车间”经济。
    （4）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落差大。经济增长的成果公平分配、有效利用，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是经济和谐增长的基本要求和有机组成部分。但是，个别转型国家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忽视增长过程中各主体共同参与、分配、享用经济增长成果，使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鸿沟在拉大，这不能不影响到经济的和谐增长，如中国、俄罗斯、越南等国由于劳动者工资报酬低、工资拖欠等所引发的罢工、劳资冲突等事件较多。
    （5）内外经济关系不对称。转型国家过去长时间内推行比较封闭的经济发展战略，进入转型阶段以后，各国积极参与全球一体化，俄罗斯、中国等在短短的10～20年时间里外贸依存度从20％多分别上升到了50％多至70％多，这从另一方面也加重了转型经济增长对外部的依赖性。同时，两国均呈现出巨大的贸易顺差。
    2.消除扭曲与失衡是转型经济的重要战略任务
    通过体制转换提高生产潜力，加快经济发展是经济转型期的基本追求，和谐增长与快速增长同样重要。但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轨迹看，均衡、和谐是相对的，失衡与扭曲却是普遍的，扭曲—和谐—扭曲—和谐，螺旋交替，是一般经济运动的基本规律。按照科尔内的观点，和谐增长只是经济增长的一种可能具有的特征，并非是每一种增长中都必然存在的一种形态。而转型期经济和谐均衡增长则具有更大的曲折与不确定性。而失衡与扭曲的加剧会干扰和阻碍经济转型与经济结构调整，矛盾越积越多。因此，转型期经济增长中的均衡和谐度是鉴定经济转型成功与否和经济增长质量高低的重要标杆。
    （二）和谐增长是经济顺利转型与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保证
    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保证，如需要对因改革而失去既有利益的阶层进行补偿，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和完善、经济结构调整与国有产权制度改革导致员工失业的再安置等，均需要强大的财力做后盾。快速增长可以改善社会公共服务和提高劳动者福利水平，增强大众对改革转型的支持。
    1.和谐增长有利于促进经济快速持续增长
    增长速度与结构比例关系一直是经济发展中的一对矛盾。按照冯·诺伊曼的“收费闸口理论”，如果投入—产出结构不变，一切部门都按照同样的速度增长，就可达到最快的增长，这曾被称为冯·诺伊曼之路，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是平衡增长的特例。而亚诺什·科尔内则认为，均衡增长必然伴随着“结构上的转换”，“增长问题并不是一个速度最大化的问题。增长的和谐与速度同等重要，不存在一个从属于另一个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在实际经济政策领域认真接受从收费闸口理论得出的结论，我们就必然会只图突进和增长率的最大化，而对适应变化的灵活性、结构变化以及质量发展等和谐的要求弃置不顾”[1]。随着经济知识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迅速发展，经济运行对信息获取、分析和资源优化配置、经济运行组织与管理的能力要求也不断提高，因信息不对称，经济增长失衡更容易发生，失衡导致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也远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代更大、更为严重。增长方式非常重要，影响发展结局的是增长进程的质量而不仅仅是其速度。稳定的增长率优于停顿一再起动的增长，尽管这种起动可能包括短期的快速增长。随着各国逐步实施通过市场改革来提高增长率的所有可行方案，支持长期经济增长的质量因素——均衡、和谐，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世界银行强调，重视成果的质量将有助于维系更迅速的增长，专注于质量的国家能较好地处理棘手的局面，增长的步伐就会较少波动、更可持续，质量能直接促进福利。[4]
    2.和谐增长能增强深化改革的共识与动力
    均衡增长既表明各地区、部门、各种主体对经济发展的参与和贡献大体比较协调，也包括经济增长成果的公平分配和合理利用。和谐增长是和谐分配的基础与前提，和谐分配与合理共享则是未来和谐增长的条件和动力。一个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增长成果分配公平合理的机制和格局，能够激发全体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热情，使整个社会充满和谐和活力，而不是因“仇富”、“杀贵”充斥而使社会成本高昂、扭曲而不可持续。因此，和谐增长能使全社会形成支持深化转型的共识，充分发挥各方面的潜能，推进转型与增长的良性循环。世界银行认为，在注重增长进程的质量特性的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国中，增长的速度更具可持续性。以增长的质量为重点的行动应成为一揽子政策的核心部分，例如，注重经济增长环境、增加透明度、公众广泛参与表达意见、制定必要的制约平衡机制和解决精英把持国家权力等，有助于形成更具可持续性的增长。
    二、转型经济和谐增长面临多重挑战
    转型期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特殊阶段，潜藏着滋生各种不稳定的契机，缪塞尔·亨廷顿称之为“现代化孕育着稳定，现代化的过程滋生着动乱”。由于改革导致各种机制体制的深刻变化，生产组织及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经济增长本身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更多的不确定性。可谓转型推动和谐增长，转型过程则容易滋生增长扭曲。
    （一）旧的思维模式与发展战略转变滞后
    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旧的价值观、行为方式、战略理念等难以在短期内改变，还会自觉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并对转型期经济和谐增长造成打击。
    1.转型期社会精神意识形态的变化滞后
    俄罗斯等转型国家长期实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社会财富分配，居民特别是城市居民“从摇篮到坟墓”基本上由国家大包大揽，使人们形成了平均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行为规范，与此相关的各种旧的制度、规则和习惯不会因为政策与行政命令而马上退出市场，新的思维模式与规制也不会立即生效，并为所有人所自觉习惯与遵守执行。波兰A·斯捷姆佩尼—库钦斯卡等认为，转型往往是产生自我意识危机的时期，因为人们尚未做好在现实中扮演新角色的准备。各种价值观、规则的新旧交替会对转型与增长形成不同的拉力。
    2.过去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思维难以很快退出市场
    转型国家经济发展普遍比较落后，缩小与发达国家巨大的经济落差依然是其普遍的目标。高增长率或“增长率灵魂”——“一种特殊的计划精神分裂症”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偶像依然时时影响着转型经济的决策者们，创造条件大干快上、实现蛙跳式发展，使国家迅速改变面貌和改善居民生活福利，被置于经济转型的优先战略之一[1]，如叶利钦提出向资本主义转变的．500天计划，普京总统通过了雄心勃勃的十年翻番战略。中国和越南等也提出了高速增长战略蓝图。但是，转型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战略面临着制度再造及因此而来的各种矛盾交织的多重挑战。
    （二）深化转型对和谐增长的冲击加剧
    转型是个错综复杂和异常艰难的长期过程，转型愈深入涉及的利益关系越复杂，阻力越大。在深化转型过程中实现快速增长与和谐增长，挑战更大。
    1.深化转型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会消磨政府与民众的改革决心与积极性
    改革转型所带来的增长成果可能会让政府和民众产生满足感，并降低其持续转型的需求和积极性。如政府官员对于任期内的高速增长沾沾自喜，不愿推出新的改革措施或偿还改革的“历史欠账”，冒破坏现有良好局面和掉乌纱帽的风险，一些民众在生活“过得去”之后比较容易满足，对深化改革失去迫切性和更高期望值，如俄罗斯一些居民反对福利货币化、公共服务价格市场化改革等。中国社会对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及可能带来的不确定变化及推进持续转型的必要性、迫切性的认识并不一致，一些力量甚至想让改革车轮原地打滑或者倒退。
    2.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加大
    既得利益集团是指利用转型期各种市场竞争规制不健全和法制不完善的机会，首先暴富并取得市场垄断竞争地位的社会群体。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是几乎所有转型经济体转型过程中的副产品。既得利益集团通过媒体、舆论和操纵立法等各种渠道，向政治领域渗透并胁迫政府接受其开出的条件，阻挠进一步改革。Hellman、Jones、Kaufmann等认为，如果政府与公司精英控制了（“购买了”）法治与国家政策，就会损害产出增长和企业投资，加剧腐败和社会不公，增加社会成本，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与结构优化。中国企业破产法、所得税法、反垄断法及物权法等的难产，以及电信、铁路、石油、石化等国有垄断难以打破等，背后均可见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子。
    3.体制再造与和谐增长的矛盾复杂化
    Kaufmann、Krray、Zoido-Lobaton等学者认为，包括对财产权的保护、司法的独立性和对腐败的控制等在内的法治对于正常市场秩序的维护至关重要。制度改革无疑会使各种利益博弈空前激烈，作为转型主体的政府行为惯性自身改革滞后使改革难以突破旧体制“路径依赖”或“路径锁定”状态。通过转型初期的“休克疗法”，俄罗斯等前计划经济国家拆毁了计划经济的墙脚，但是市场机制法治水平远未完善。[6] 而中国过去20多年来的改革是在维持原有宪政基础和政治体系基础上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小步舞曲。2005年美国学者杜单德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演讲中指出，中国经济转型刚涉过浅水区，前头还有危险和困难倍增的深水区：国有企业改革远未完成；金融体制改革缓慢，社会分配体制落后，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不完善；缺乏市场定价机制、利润与成本原则，股东核算与经济刺激机制；法制不健全，护法机关软弱无力；缺乏连续和关联的经济结构转型和管理政策；政治改革进展缓慢，改革倡议未受到优先支持，改革中积累起来的诸多矛盾更加严峻，而国内和国际对中国深化转型的要求和呼声更加高涨。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均在于体制不顺，如内需无法拉动、消费低迷主要是劳动力市场扭曲和要素价格不合理，贸易顺差过多是中国包括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税收、外汇等一系列非对称对外政策的结果。没有体制机制的改变，任何经济结构和国际收支等方面的调整将是无效的，如果不能及时转型，则可能会掉入拉美陷阱。
    4.外部不稳定性加大冲击和谐增长
    随着转型国家参与全球化的深入和对原有国际经贸格局的打破，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制造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国际贸易规模和贸易顺差的迅速增长，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不同以往的冲击，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商品潮和资源需求产生很大的恐惧，对中国商品发起反倾销、特保措施、各种非关税壁垒、并购安全防御等，一些国际势力根本就不希望中俄等转型国家日益强大。对外部市场的需求增加及因此而遭遇联合抵制的几率增加，可能会对转型经济稳健增长形成制约。
    （三）经济转型与其他转型的犬牙交错使和谐增长难度叠加
    转型不单是经济转型，而且包括社会、文化、政治和法律等多个方面的转型，是一种多元复合转型、系统转型（见图2），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前苏联与中东欧的转型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对外关系诸方面，其变革的广度、深度和速度前所未有。首先，经济体制的转变需要政治制度的相应改革。没有政治体制的相应变革，经济增长过程受到各种阻挠，经济均衡增长困难重重，经济改革在取得一定的成就之后往往容易走进死胡同。其次，经济转型还涉及到社会转型。各种社会体制变革和转型对社会居民就业、福利保障制度、城乡关系、官商关系等都会产生深刻影响，贫富差距迅速拉开，失去原有社会地位的人数增加极其不满，社会转型可能造成“社会怨愤”累积[2]。第三，经济转型还会引起文化、精神领域的相关变化。制度变迁、结构调整、经营方式转变等对人的意识、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莫不形成巨大冲击。因而，经济转型能否与因经济转型引发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转型融合与协同推进，其他各种转型能否为经济转型创造良好环境，关系到经济转型深化和经济和谐增长本身。
    

图2转型期多元复合转型、经济增长与和谐增长的关系

    （四）知识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难度增大
    增长方式转型也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方面，但增长方式转型除了与管理制度变革有关之外，还与生产组织、技术手段的创新密切相关。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均资源很少的转型国家，传统的依靠物质资源投入获得增长的潜力日益缩小。世界银行认为，除非把社会变革和对环境的管理同经济增长结合在一起考虑，否则增长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变得岌岌可危。同时，人力成本上升使中国的工业品廉价成本优势逐渐丧失。科技进步与国际竞争加剧使粗放式增长的空间不断萎缩，除了将增长转变到提高生产率（TFP）方面来别无选择。但转型国家增长方式转变又受到人才、资金、管理、产品研发、市场推广等的制约。
    转型期是各种体制机制变化、冲突尖锐化的特殊阶段，转型越深入，因经济机制改革而涉及的政治、法律、社会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连锁反应而产生的问题与矛盾集合性、深刻性也更大，也就需要从更高、更广、更深、更远的层面和角度来把握解决各种问题，实现经济和谐增长的思路。
    三、结论与建议
    迄今为止，世界转型经济从整体上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就，波罗的海三国、中东欧一些转型国家因转型较快较成功而被接纳为欧共体正式成员或准成员，另外一些转型国家也正在加紧转型以加入发达经济体俱乐部。中国转型20多年来经济一直高速增长，但和谐增长却并未如影随形。正如Krassimir Petrov所指出的，“以工业、投资和出口为基础的增长模式可能因为贸易争端和环境资源的制约而面临着日益严重的问题，在必然出现的泡沫破灭后，经济就会陷入崩溃”。因此，必须深刻反思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寻求面对转型经济和谐增长的多重特殊挑战的应对机制。
    （一）需要准确把握转型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
    作为世界上部分计划经济国家重归市场经济的特殊阶段，有其自身不同于正常市场经济的发展特点。要实现这一时期的经济和谐增长需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其特殊性，并据以寻求相应的求解之道。经济转型期最为重要的任务是加速制度转换，放下计划经济时期留下来的制度包袱，使处于新旧制度交替时期的脆弱的转型经济驶入新的发展轨道。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应该以制度改革为主旋律，消除旧体制下导致扭曲与失衡的病根，使经济发展尽快进入正常的模式并获得和谐与持续增长的保证机制。必须转变传统发展思维，不能将对短期高速非均衡增长的追求置于转型之上。
    （二）坚持转型期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结构的和谐统一
    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实现的基本路径，与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密不可分，也是经济增长的质量高低与结构均衡程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正确处理转型期经济增长中的速度、质量、结构的关系是实现转型经济和谐增长的关键。在增长的速度、质量与结构发生矛盾时，按照亚诺什·科尔内的意见，“宁可要百分点少的较低增长率，也许它低于短期可能达到的最大增长率；但是，让我们以平衡的方式来实现它，在所有部门，所有地区的宽广战线上向前推进”[1]，即实现既好又快的长久增长，才是转型期经济增长的最佳目标。为此，必须重新审视和树立转型期的经济发展战略，不要为速度而速度，以速度取代其他，而要将增长中的质量更高与结构均衡摆在首要的地位。
    （三）坚持持续转型与持续和谐增长的一致
    经济变迁是一个无所不在、前进、累积的过程，因而，与这种变迁相应的制度变革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按照道格拉斯·诺斯的观点，持续良好经济运行的关键是要有一个灵活的制度机制。制度机制的规模经济、技术互补性和网络外部性，使得制度变迁具有不断累积和路径依赖的特性。由于“和谐是一种动态的要求，不存在永久的、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国家都有效的和谐比例，……需要根据确定的规则随时间变化”[1]，还由于能够产生配置效率的政策并非总会是治愈病态经济的良药，再加上转型过程中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和新制度的适应性调整，使得以制度变迁为核心的转型也必须持续下去。但是，转型期经济快速增长很容易滋生将经济增长看作是转型成功的标志的错觉，在追求高速增长的同时忽视了改革转型的继续推进，使转型深化和增长机制完善过程减速甚至半途而废。转型国家政府应该借经济增长的良好条件，正确把握持续转型与持续增长的依存关系，坚持推进政府改革，强化民主法制建设，加快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完善市场机制，尽快建立持续和谐增长的正常市场经济机制，而不是为了保持现有扭曲型快速增长而踩转型刹车，更不能因为快速增长而忽视增长的和谐、均衡与持续性。
    （四）注重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和谐一致
    经济增长各环节的和谐是经济和谐增长的基本内涵，经济增长成果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公正、平等的分配，是经济和谐增长的最终体现之一，也是经济社会和谐的内容之一。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失衡反过来会影响和导致经济增长的失衡，形成经济增长突进、社会发展滞后的“跛脚鸭”模式。阿马蒂亚·森认为，经济学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创造收入，还关注妥善地使用这些收入来改善生活和扩大自由空间。[4] 如分配方式不公将会使社会矛盾增大，并对经济和谐持续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政府要通过收入分配、价格、财税、金融、福利政策等促进社会分配公平（包括抑制第一次分配差距）。
    转型期是经济社会发展矛盾和冲突最为剧烈的时期，实现转型期经济的和谐增长所受到的约束超过任何时候和任何非转型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并非转型的唯一与主要的目标，和谐增长同样重要，也应该成为经济转型的一部分，即从扭曲增长走向和谐增长，贯穿并影响着整个转型过程与转型经济增长的质量与可持续性，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要求转型国家具备更多的勇气、耐心和理智。
    参考文献：
    [1] 科尔内．突进与和谐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理论和政策的思考[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2] 塞缪尔·P·享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译本）[M].北京：三联出版社，1988.
    [3] 王炀，潘建成．近十年我国地区和城乡间发展差距分析[J]．中国国情国力，2007(4):42.
    [4] 世界银行．增长的质量（2000）[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5] A.斯捷姆佩尼，等．中东欧国家社会政治转型的经验——俄罗斯与波兰学者笔谈摘录[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6):53.
    [6] А．Л．Кудрин，Как добнтъся более высо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с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васшая школа экономики，Под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Г．Ясин，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экономики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1）[M].Москва Изд дом ГУ ВЩЭ，200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