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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关键词：财政支出结构扭曲，总量效应，结构效应，居民消费
消费需求作为最终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保证。然而，当前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障碍因素。特别是近两年，需求不足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已成为经济增长缓慢和经济增长质量低下的主要原因。为了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各级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令人困惑的是始终未能在刺激有效需求、恢复经济良性增长方面取得明显效果，相反，投资需求越来越依赖财政支出，居民消费拉动弱，政府消费率节节上升，这种情况的出现归根结底是财政支出结构的扭曲造成的。地方政府从自身政治激励出发，大量的财政支出用于创造GDP，而不是用于本辖区的民生改善，必然导致“高增长”与“低消费”并存。经典文献关于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财政支出总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其实，财政支出的结构也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关键变量。为此，我们需要从总量和结构两个角度对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和实证检验，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和判断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的大小。
一 文献回顾
关于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Bailey（1971）最早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在财政支出和私人消费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即存在挤出效应。Barro（1981）在Bailey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财政支出的增加会通过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挤出一定的私人消费。之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替代系数的估计方面，Aschauer（1985）使用Hall的最优化消费模型和推导出来的欧拉方程为基础构造了一个持久收入决定模型，并以此研究美国的相关数据，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替代区间为[0.23，0.42]。Amano和Wirjato（1997）利用相对价格方法估计了美国的数据，具体分析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跨期替代弹性，结论为美国财政支出增加1单位，居民消费将会减少0.9单位。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多个国家或一定范围的经济区域来研究两者的关系。Tsung-wu Ho（2001）用1981-1997年面板数据对经合组织（OECD）24个工业国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欧拉方程的计量分析，发现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替代系数为0.53872。以上研究证实了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某种替代关系，但另一些研究却得到了与上述文献完全不同的结论。Karras（1994）用多国数据研究了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发现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财政支出增加将提高居民消费的边际效用水平从而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Riccardo Fiorito和Tryphon KoUintzas（2004）利用欧洲12个国家的数据研究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对财政支出的分类考察，公共消费被分为公共产品和有益品两大类，公共产品主要是指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国防等，这类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有益品主要是指教育、科技、卫生保健等，这类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并且，有益品的挤入效应大于公共产品的挤出效应，所以总的来说，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是互补关系。
近年来，国内文献对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同样也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胡书东（2002）的研究认为，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即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确实有助于刺激民间消费需求。杨子晖（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1978年以后政府与居民消费行为发生了结构性转变，政府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有了明显下降，而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及两者之间的期内替代弹性则有了显著上升，且改革后政府和居民消费仍然保持着互补关系。基于代表性消费者均衡模型，姜洋（2009）利用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及其影响程度，对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分析表明，中国的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产生长期替代效应，替代系数为1.04-1.44。对省际替代系数的进一步分析也验证了中国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的替代效应。苑德宇（2010）分别利用全国30个省及东、中、西部各省份1998-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分类财政支出的居民消费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科教文卫支出挤入了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挤出作用，经济建设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微弱，同类财政支出的居民消费效应在地区间显示出一定的差异性。
可见，经济学家在分析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时由于时期差异、数据的地域差异，以及采用不同的实证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结果。但是我们要试图说明的是，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既有可能表现为挤入效应也有可能表现为挤出效应，在不同的经济环境和约束条件下，两种效应的大小将最终决定总体的影响效应。从上述分析可知，在研究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效应时，仅仅从总量规模的角度进行考察是不够的，还必须看到财政支出的结构性对居民消费的潜在影响，政府不但要维持财政支出的总体规模以满足基本公共服务，还必须对支出结构进行合理调整才能充分发挥各类财政支出的相应功能，从而实现财政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 财政支出结构扭曲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为了扩大内需，自1998年以来我国启动了积极财政政策，中央政府不断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性次贷危机的影响下，为了能够避免经济疲软，中央政府投入了4万亿元资金，试图强力拉动内需从而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然而，一系列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居民消费倾向依然在下降，内需增长缺乏动力。从图1我们可知，从1998年开始，居民消费率一直在降低。
为此，许多学者开始重新思考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理论研究表明，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主要有两种效应：如果财政支出增加导致了居民消费的总水平下降，则称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反之则具有挤入效应。但是，财政支出是否挤入或挤出居民消费，不仅要看财政支出的规模，更取决于财政支出的结构。合理优化的财政支出结构有利于居民形成有效的消费能力和理性的消费预期从而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相反，扭曲的财政支出结构则会严重削弱居民消费能力并且增加未来消费的不确定性从而产生极大的挤出效应。根据经典消费理论，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其中包括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和持久收入。但是，在中国特有的转轨背景下，仅仅用收入来解释消费将无法真正理解居民的消费行为。因为在渐进性改革过程中，随着改革目标的不断设定和大规模的制度变革，人们很难对未来作出明确性的预期，这将使行为主体在消费决策时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居民为了应付这种不确定性而不得不选择增加大量的预防性储蓄以满足充分的心理安全感。从图2可以看出，居民的储蓄存款一直在高速增长，这表明消费的心理安全感越来越低。
所以，与西方预防性储蓄理论不同，我国居民储蓄可能更多的是由于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而不是收入的不确定性。其实，转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风险，个人的储蓄保险无法防范和化解这种风险，最终还得靠合理健全的财政制度来规避。然而，自分税制以来，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财政支出的投入基本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严重不足，再加上社会福利制度的市场化改革，给居民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负担从而极大地挤出了居民消费。以医疗卫生为例，1993-2009年，城镇人均居民医疗支出从56.89元增加到856.41元，增长了15倍，全国40%的城镇居民和72%的农村居民看病需要自费。同样，城乡居民教育支出的增长速度也远远超过了收入增长速度。居民用于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不合理支出，一方面削弱了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另一方面还严重挤压了其它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根据祁京梅（2008）的估算，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2005年我国城乡居民用于教育和医疗的额外支出对其它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竟达到5810.7亿元，以此推算，如果政府对教育和医疗的财政投入到位（5810.7亿元仅占当年财政收入的17.2%），那么居民消费率将提高至41.3%。更为可怕的是，眼下中国房价的持续上涨，不仅引致了几代人即时消费能力的全面下降，而且还使得居民的未来消费能力也日渐萎缩。
因此，在中国转型和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影响居民消费不仅仅是增加收入的问题，各级政府更应该对居民消费实施预期管理，稳定消费预期和提升消费信心，这是当下启动内需的关键。但实际情况是，地方政府恶性竞争所导致的财政支出结构扭曲无法为居民提供未来消费的信心保障，相反，它将严重打击居民的消费欲望从而固化原有的消费模式。
三 模型设定及其数据说明
为了研究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一般都借鉴Bailey（1971）和Tsung-wu Ho（2001）的做法，假设一个线性的有效消费函数为Ct*＝Ct+өGt，其中Ct*为居民有效消费，它包括居民消费Ct与财政支出Gt两部分，系数ө表示Ct与Gt之间具有简单线性关系。然而这种定义并未考虑不同类别的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不同作用，因而ө值只能反映财政支出对消费的总量效应。于是，国内很多学者进一步把政府总支出划分为几大类，从而分别用G1t、G2t、G3t……等表示。但是，这样做也只是对财政支出总量进行了细分，并没有真正研究财政支出对消费影响的结构效应。为此，本文对模型加以改进，建立一个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不完全替代性质的非线性居民有效消费函数，即Ct*＝CtGφt为了体现财政支出的结构性，本文借鉴钞小静和任保平（2007）的研究方法，把φ看作是财政支出结构的消费弹性，即在总支出中各个分类支出比重的线性函数。具体在本文中我们假设φ＝β1g1＋β2g2＋β3g3＋β4g4＋β5g5，其中g1，g2，g3，g4和g5分别表示：经济建设支出（G1）、科技支出（G2）、民生（包括教育、医疗与卫生）支出（G3）、财政支农（G4）和行政管理支出（G5）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而β1，β2，β3，β4，β5则分别表示各个分类支出的边际消费弹性，也就是说，财政支出在总量和结构上都影响消费，而且结构决定着总量，因为我们不再把财政支出总量看作简单的外生变量，它受内在的结构所制约：当结构处于优化状态，总量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当结构表现为系统性扭曲，那么总量效应就可能减弱甚至起相反作用。基于上述思想，再根据经典理论文献和已有的相关研究方法，我们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这里使用的是1997-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其中下标i和t分别代表第j个省份和第t年，εit是残差项。模型（1a）是结构效应方程，γ＝β1+β2+β3+β4+β5为财政支出结构弹性；模型（1b）是总量效应方程，φ为财政支出总量弹性。Cit是人均居民消费，Yit是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β1，β2，β3，β4，β5，φ，η是待估系数，当β1，β2，β3，β4，β5>0时，说明某类财政支出将导致居民消费增加，从而该类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当β1，β2，β3，β4，β5<0时，说明某类财政支出将导致居民消费减少，从而该类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本文收集了我国31个省级地区从1997年到2009年的横截面数据以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表1给出了相关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表2是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
四 计量结果与解释
1.由表2可见，经济建设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其中边际消费弹性为-0.021683（<0）。自1994年分税制以来，为了发展本地经济，各级地方政府努力扩大财源。在以增值税为基础的税收体制下，地方政府把大量支出用于增加重化工业和兴建基础实施，以投资为主要手段来快速促进经济规模的增加。据相关统计，全社会固定资产规模逐年扩大，特别是近几年，随着房地产业成为各级政府的支柱产业，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迅猛，这使得宏观经济表现为投资消费结构严重失衡，高投资率与低消费率并存。因此，地方政府的大量投资使得产业的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却无法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导致居民收入预期的不稳定，从而大大降低了消费倾向。
2，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其中边际消费弹性为-0，036393（<0）。一般来说，民生支出能够促进居民消费。因为民生的本质是对财富的消费，政府的民生支出就是希望能够给老百姓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消费环境。然而，地方政府只关注经济增长，忽略民生，这极大地干扰了居民的消费预期。由于民生支出的不足，公共服务的短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居民只好选择减少消费甚至不消费以应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因此，从全国总体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过低，不仅没有起到增加居民总消费的作用，而且挤出了部分居民消费。
3.行政管理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其中边际消费弹性为-0.016024（<0）。与其他财政支出相比，行政管理支出具有其特殊性，它属于非生产性的社会消费性支出，在经济资源一定的条件下，如果政府用于行政管理的支出过多，将会直接增加纳税人的负担，从而削弱居民的消费能力。统计数据显示，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各种行政管理费也在不断增加，从1997年到2009年，各省平均行政管理费在10多年间增长了50多倍，在整个财政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也由4.71%上升到17.43%。因此，在现有财政收入的约束下，一旦用于行政管理的支出过多，政府就不得不挤占用于基础设施投资、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支出，从而最终对居民消费产生了较大的挤出效应。
4.科技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其中边际消费弹性为0.053673（>0）。政府投入科技支出的目的是实现技术创新，从而推动相关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但同时也会增加居民的总消费。根据技术创新的对象，技术创新可以分为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这两种创新对于居民消费的作用是不同的：产品创新通过创造新的消费需求以满足高收入阶层的购买欲望，因为对他们来说，原有的低端消费品已经基本饱和了，唯有靠产品创新才能刺激他们的消费；而工艺创新一般是通过增强本行业的竞争力，提高该行业就业者的工资水平从而增加消费的。“十一五”以来，我国各级政府特别重视对科技支出的财政投入，全国财政科技支出年均增长25.5%，比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幅高4.6个百分点，这为我国扩大内需、启动居民消费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点。
5.财政支农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其中边际消费弹性为0.011809（>0）。自从中央提出“三农问题”以来，各级政府的预算支出都要确保用于财政支农的专项资金，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农民消费需求。因为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是合理引导农民消费的着眼点，只要农村道路、交通、水电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投入，必然开拓农民的消费新需求从而提升消费结构。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实施，中央的大量支农补贴和新型农村社会保险的筹建，不仅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还形成了良好的消费预期，从而对农民消费具有较为显著的挤入作用。
6.除了上述各类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不同效应外，本文重点从财政支出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来考察财政支出和居民消费的关系。从表2中，我们发现，总量与结构效应方程所估计的系数完全相反，也就是说财政支出的总量弹性为正（0.000854>0），而财政支出的结构弹性为负（-0.008613<0）。这说明了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它取决于总量弹性和结构弹性的大小。如果总量弹性和结构弹性都为正，财政支出在规模和结构上都比较合理，从而对消费具有挤入作用；如果总量弹性为负，结构弹性为正，财政支出结构较合理但规模不足；如果总量弹性为正，结构弹性为负，财政支出规模虽然合理但结构扭曲。因此，财政支出是否挤出或挤入居民消费必须同时考虑财政支出的规模与结构，单独从一方面去衡量都是不准确的。本文的估计结果属于第三种情形，虽然从总量角度出发，财政支出挤入了居民消费，但是财政支出结构扭曲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极大的挤出效应，以至于抵消了总量的挤入效应。
五 结论及政策启示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总量角度出发，地方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作用，说明财政支出的规模较为合理；第二，从结构角度出发，地方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较大的挤出作用，说明财政支出的结构严重扭曲；第三，各类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不同效应：经济建设支出、民生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科技支出与财政支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
本文的研究结果蕴含的政策含义如下：其一，为了扩大内需，启动消费，地方政府应该把工作重心用于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而不是增加财政支出总量；其二，继续推行政府机构改革从而合理控制行政管理支出，进一步增加民生支出以稳定居民支出预期，通过大力支持财政支农，加快公共服务的城乡一体化从而挖掘农村消费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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