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资本主义的垄断和竞争（下）

    垄断和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激进政治经济学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因希法亭和列宁的贡献开创了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概念，但是这个领域的工作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停滞了。更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满足于停留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基于19世纪的市场条件所确立的情况，无意于依据与垄断阶段相联系的新发展来扩展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然而，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新马克思主义）方法发展的关键一步，随着米哈尔·卡莱茨基将“垄断程度”（一个企业对主要生产成本实施价格加成的能力）的概念引入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分析而产生了。卡莱茨基将成本加成视为垄断程度的指数，因而也是集中程度、准入壁垒等等的反映。他的创新主要表现在《经济动态理论》（1952年）中的几段文字中，说明不断增加的垄断／寡头程度的影响不仅是在垄断企业中（与竞争性企业为敌）积聚经济剩余（剩余价值），而且还将以工资为代价提高剩余价值率（也就是说剥削率）。
    现在可以明了，正如约瑟夫·施坦因德尔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和停滞》（1952年）中所描述的，垄断的增长创造了一个偏向于过度积累和停滞的经济体。
    由“垄断程度”概念演化而来的卡莱茨基和施坦因德尔的著作，成为巴兰和斯威齐1966年的《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一书的重要经济学基础，这本书是随着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URPE）的兴起，激进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崛起的理论基石。因而，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版的第一本重要经济危机读物以《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激进视角》命名。
    对于巴兰和斯威齐来说，资本主义竞争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在自己的书的开头写道，“我们必须承认，在19世纪的英国曾占据主导地位的市场关系形式的竞争，已经不再拥有这一地位，不但在英国，而且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典型经济单位不是为无比巨大的市场生产相同产品的微不足道的份额的小企业，而是生产一个行业、甚或若干行业的大量产品份额，并且能控制其价格、生产总量以及投资的种类和数量的大型企业。换言之，典型的经济单位具有曾经被认为只有垄断企业才具有的特性。因此，忽视垄断在构建我们的经济模式中的作用，继续将竞争视为普遍情况，是不对的。我们在试图理解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时，不能离开垄断，或者仅仅把它看作一种修正因子；我们必须将其置于分析工作的非常中心的地位。”
    建立在卡莱茨基的垄断程度概念的基础上，巴兰和斯威齐认为，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在生产水平上确定的），只特定存在于竞争资本主义中，在垄断资本主义中已经被生产中产生的潜在剩余率的上升趋势所代替。这导致过度积累和停滞：对此的主要补偿因素是军备支出、销售努力的扩展和金融投机的增长。通过对劳动过程实施更紧密的控制，从而从一定的工作额中榨取更多的劳动能力，正如哈里·布雷弗曼在《劳动和垄断资本》（1974年）中所说明的。又因为能够更好地在全球范围内搜寻便宜的劳动力——这个体系能够产生更多的利润，因此就不仅仅是更多的利润转向垄断企业，体系自身当中也产生了更多的利润。
    这种分析的核心是价格竞争已经实际上被垄断资本阻止的观点——正如早先斯威齐在他的拗折需求曲线中所描述的。在巴兰和斯威齐撰写《垄断资本》的时代，这一点在美国政府对钢铁行业所实施的听证会上得到了强有力的确认。钢铁决策者们证实，他们只能心照不宣地或间接地和他们的寡头竞争者们联合起来提高价格，并补充说在价格上“我们当然不能下降”，因为那样“就会遭遇我们的竞争者”——导致激烈的竞争和利润的下降。正如斯威齐在1958年的钢铁听证会复印件边页所注明的：“他们几乎都在描绘拗折曲线！”巴兰和斯威齐写道，寡头垄断市场的结果是存在对价格削减的“强有力禁忌”。通过暗中勾结，大公司越来越倾向于一种价格机制，正如《商业周刊》的著名总结所说：“只向一个方向运动——上升。”大型寡头垄断公司是价格制定者——不是正统经济学所假定的价格接受者。
    这种视角的价值在今天看来已经非常明显。正如垄断金融资本的代言人、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在2011年2月所宣称的：“评价一个企业好坏的唯一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制定价格的力量。如果你已经拥有了提高价格而业务不丧失给竞争者的力量，你的企业就非常好。如果你在涨价10％之前还要进行祷告，那么你的企业就非常糟糕。”对于巴菲特来说，这全关乎垄断力量，而不是管理。“如果在大约五年前，你拥有城里的唯一一家报纸，那么你就有定价权力，你根本不用去办公室”担心管理问题。
    然而，将寡头市场变成共享垄断的协同定价策略在20世纪初只是缓慢地发展。巴兰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中观察到，公司管理层需要时间“学会协同行为的优点”。这通常只发生在一段时间的毁灭性的价格战之后。间接的串通，比如追随价格领导者，终于解决了这一问题，为大型企业创造了不断扩大的毛边际利润。
    在《垄断资本》看来，竞争并没有消失，而是形式和方法变化了，极大地偏离了竞争资本主义。针对价格竞争的强大禁忌没有延伸到行业中的低成本优势的竞争，这种优势主要通过降低单位劳动成本获得——主要武器是生产方式的不断革命化。然而，在垄断资本下，成本降低通常并不导向价格下降，而只是扩大边际利润。
    产生于寡头垄断对抗的其他各种形式的竞争取代了从前价格竞争所占据的主导作用而占据了优势：产品差异化、销售管理、广告等等（巴兰和斯威齐所称的“销售努力”）成为技术发展之外的主要方式，公司通过这些方法寻求在短期内增加利润和市场份额。然而，所有这些形式的竞争都更为接近这个谱系中的垄断一面，既挑战了古典经济学的自由竞争观念，甚至更加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概念。
    与此同时，如果新技术不适应大公司的长期利润最大化战略，它们就会经常阻碍新技术的开发和公布，这是在原子式竞争下不可能的选择。巴兰和斯威齐在这里反对熊彼特的观点，熊彼特认为“创造性毁灭的永恒风暴”——新方法、新技术——是竞争的真正重要的方面，不断威胁到大公司，威胁到“它们的基础和生命力”。相反，他们认为，现代大型企业，或者熊彼特所称的“协同者”，“通常并不威胁彼此的基础和生命力——甚或边际利润。它们所参与的各种非价格竞争绝对没有不相容于垄断利润的恒久性及其与时增长……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永恒风暴已经减弱为偶然拂来的微风，不再是大企业的威胁，而是它们自己彼此之间的协同行为”。
    《垄断资本》的中心议题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所描绘的整个系统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已经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现实是一种“利润率的等级制度”，最高利润处于那些公司大而集中的行业之中，最低的则处于非常原子化的竞争的行业中。因而，公司规模的增长、经济集中以及准入壁垒服务于更大的公司权力积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个等级制度内没有流动，大资本也会收缩或膨胀，一些会退出，新的公司会崛起。单个垄断公司并非牢不可破；行业的集中水平也会变动。新企业的兴起能导致一段时间竞争的增加，直到调试过程出现。但是总的来说，这一理论指出了越来越大的垄断化、资本积聚和集中，以及利润率的等级制度。
    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企业增长基于积累的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企业规模和垄断势力的增长是同追求更多的积累携手并进的。从这个观点出发，典型的大型公司的增长，不仅仅是纵向一体化（包括它的生产和分配的整个流程的所有子公司），以及水平一体化（联合同行业、处于生产同一阶段的公司），而且还演化成一个联合大企业和跨国公司，就没有什么让人惊奇的了。像杜邦公司这样的联合大企业在20世纪的早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然而，在这方面，在二次大战之后的美国却发生了质的区别。正如长期现象分析家威拉德·穆勒于1982年所声称的：“现在在［美国］经济体的大多数中，联合大企业不再是例外，而是规则了。”
    然而，比联合企业重要得多的是“跨国公司”的快速增长，这个术语是曾任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主席的戴维·利连索尔于1960年创造的，随后紧接着被《商业周刊》在1963年4月的一个特别报道中采用。跨国公司，尤其是源自美国的，被广泛视为对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不断增长的威胁，被威胁的国家和民族不仅存在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外围，而且存在于某些核心发达国家。对于巴兰和斯威齐来说，这种现象的兴起并不难解释：跨国公司代表着海外的垄断资本，大公司移出处于体系核心的母国，去控制其他地方的资源和市场。跨国公司需要的是：“对外国供给资源和外国市场的垄断控制，使得它们能够以特别优惠的条款进行买卖，可以将订货从一个子公司转移到另一个，根据哪个国家有最优惠的税收、劳动力和其他政策来决定——一句话，它们想按照自己的条件、在自己选择的地方做生意。”
    20世纪60年代，正统经济学家在留给垄断势力很少空间的竞争模式的框架内，绝望地拼命应付逐渐被跨国公司所统治的世界经济的新现实。他们始终如一地试图强调，这种公司是旨在最优配置资源并与竞争性市场保持一致的有效率的工具，它导向一般均衡。最初主流经济学对跨国公司增长的解释聚焦于以下几个因素：（1）国家之间的劳动力和资本的不同要素禀赋；（2）国际股票市场的风险溢价；（3）依赖内部资金以扩张公司市场的需要。然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切中以积累和权力为条件的跨国公司的现实。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学家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他在1974年惨死之前成为同时代一位主要的激进经济学家——1960年撰写了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他运用企业组织经济学揭示了跨国公司的现实，直接鼓舞了对这个国际主体的诸多批判著作。海默突破了正统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依据对全球垄断势力的调查，发现跨国公司和传统的竞争理论相矛盾。其他人，比如查理·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他的《美国的海外业务》中，尽管远没有海默那样具有批判性和现实主义，但也部分地吸收了海默的“直接投资的垄断理论”。海默关于垄断势力对跨国公司投资的影响的著作变得非常重要，就连联合国由约翰·邓宁在1993年编辑的丛书《跨国公司理论》，也以海默的著作作为现实主义理论的第一本重要著作来开篇。
    马格多夫和斯威齐发表于1969年的《跨国公司评注》，将跨国资本描述为展现了垄断资本的基本特色，反映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过度积累的问题。结果是：“垄断公司受内部压力驱使，走出和超越了它传统运行领域……［因而，］今天美国的200家大型非金融企业——这些公司合起来占据全国企业活动的将近一半——已经到达了既联合化又跨国化的阶段。”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金融企业在接受跨国经营方面紧跟上来。事实上，今天理解大企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它同金融的关系。在这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领先于其他所有人。在马克思的现代企业或者股份企业的概念中，促进资本集中最重要的杠杆——不是竞争本身的压力（或国家作用）——而是金融体系的信贷的发展。现代企业的兴起，首先以铁路的形式，然后更为普遍地以工业资本的形式，通过工业证券市场的发展而成为可能。因此金融导致集中。恩格斯在去世之前的1895年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了两个部分的附录，第二个部分的标题是“交易所”，可惜只以大纲的形式保存下来。它首先考察工业证券市场的兴起，将这种兴起系于“在所有的工业国，至少在英国，生产的扩展赶不上积累的增长”（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8页）这一事实。恩格斯将这种过度积累的趋势视为大资本创立和通往世界殖民／帝国主义的外移运动加速的一般经济基础。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和凡勃伦的《营利企业论》聚焦于作为垄断杠杆的金融。
    尽管工业企业后来产生了很多的内部资金，所以它们曾经一度在投资上极大地摆脱了外部金融，但它们的存在仍然同在积累过程内部广泛的金融作用的巨大扩张联系在一起。随着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公司无法为它们创造的巨额剩余找到生产性投资的出口，逐渐转向兼并、收购和在经济体中的金融上层建筑中进行联合投机。金融领域以一系列的金融创新作为回应，鼓励更进一步的投机，导致经济在逐渐停滞——即倾向于在其基础处放慢增长——的同时，也被信用／债务的增长持续拔高。我们认为，垄断资本发展中的这一阶段最好被解释为向垄断—金融资本的转变。
    新自由主义的新说辞：垄断即竞争
    垄断处于主流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因此激进经济学家对垄断的承认和重视，很难被主流经济学家所效仿。相反，在20世纪70年代，当然直到80年代初，这个领域恰恰走向相反的方向。向一个“更贫乏、更卑劣”的资本主义体制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将芝加哥学派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带到了统治地位。哈耶克、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以及其他许多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现在统治了这个行业。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者和制度经济学家——他们对基于现实的对垄断的评价更为同情——更不必说左派经济学家，发现自己被边缘化了。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胜利不是高超的论辩技巧或一流的研究的结果。它最好被视为同垄断—金融资本的兴起相伴随的必要的政治—经济政策的对应物。更具体地说，它可以描述为对与资本主义核心中的积累停滞的新阶段联系在一起的积累和竞争的改变的回应，也是对相关的全球经济金融化的回应。乔伊斯·柯尔克于1988年在《重组世界经济》中有力地描述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资本全球化的迫切性上的普遍转变：
    资本为追求利润而持续流动，这一过程本身在客观上重组了经济——通过自然的加强，而不是战略或计划的结果。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利润主要发生在金融投机和商业寄生，以及其他短暂无常的服务部门，而不是在生产当中……20世纪80年代金融“产品创新”的惊人增长，股票市场的国际化，银行和公司为了尽快获得收益纷纷进行货币投机……所有这些都遵循资本主义规律……银行自身已经从贷款单位转变为金融投机者……与此同时，资本集中于大型联合企业和贸易公司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日益增长的竞争已经在所有部分——金融、基础工业、商业——创造了生产能力过剩，阻碍了投资，鼓励了非生产性金融投机。
    正如柯尔克所说，这些变化起初通过“自然的加强”出现——作为资本追求克服20世纪70年代中期全球经济危机的所有局限的结果。但是，它们很快通过国家和国际组织形式导致对所有限制资本的形式的政治—经济的反击，这些限制形式原本包括福利国家、商业监管、承认工会、反托拉斯、对外商投资的控制，等等。这在当时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重组计划。公司逐渐外包生产以削弱工会和降低成本，依托更广泛的全球资源输入，利用边缘国家的低工资。公司之间的全球竞争增加了，但是在马克思的意义上，它的确为资本的更大集中构建了一个同金融联系在一起的杠杆。
    这种新自由主义思想复活的关键是重新明确地表达，完全竞争事实上存在于现实当中，并不仅仅是在黑板上。经济集中和垄断不再被认为是重要的，尽管一个多世纪以来集中都在不断增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灵巧地利用了竞争概念的模糊性，这对改变在学者、政策制定者、运动积极分子和一般公众当中关于垄断的全部争论至关重要。
    使得垄断势力这一传统议题靠边的最重大的理论发展是基于交易成本概念的关于企业兴起的新理论。1937年，罗纳德·科斯（他于1964年加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撰写了现在非常著名的文章《企业的性质》，认为相对于一个企业的内部生产成本，公司一体化（特别是纵向一体化）的原因与降低产生于市场中的购买投入的外部交易成本有关。纵向一体化发生时，被视为公司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而不是试图产生垄断势力，在成本和“效率”上优化的一种方式。
    交易成本引入经济学是一个重大革新。但是科斯的意图很明显。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我的基本立场一直都是……我们的经济体系基本处于竞争状态。因而任何对企业兴起的阐释都必须适用于竞争条件，尽管垄断可能在特别情况下也非常重要。20世纪30年代初，我在寻求一种不依赖于垄断［动力］的公司存在方式的解释。当然，我在交易成本中找到了它。”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的观点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都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随着自由市场保守主义的上升，逐渐被用来攻击所有关于垄断力量的观念，挑战传统的企业组织理论和反托拉斯运动。随着对交易成本的重新强调，所有在企业一体化方面的发展都被阐释为“效率”优化，而垄断权力的问题被当作不重要的话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弃置一旁。
    应当指出，诉诸这种意义的关于“效率”的论点是不可信的，因为它在本质上是循环论证，以根据定义被认为有效率的“市场交易”的术语来证明其合理。以这个视角，更多的利润和积累被推定为效率的指针，然后因为它们是有效率的而被合理化。根据这一标准，“有效率”的劳动不是劳动时间更少，而是单位劳动成本更低，因为这直接提高了利润。
    科斯的交易成本分析后来在奥利弗·威廉姆森具有影响力的著作《市场和组织》（1975年）中得到推进，拓展了它在“效率”方面假定的说法，明确地旨在缓和反托拉斯法对垄断、寡头、纵向一体化企业和联合企业的打击。
    在对全球水平的跨国公司增长的分析当中，交易成本分析被那些同情跨国公司的人大力强调。它还为拒绝并最终忽视由海默、巴兰、斯威齐、马格多夫以及全球激进批判者开启的基于垄断的阐释提供了基础。交易成本被表述为跨国公司的外部接口。因而简单地说，全球公司通过将全球经济因素吸收到它们内部的进程而运转得更有效率，从而降低它们的交易成本。垄断租金不再被认为是中心。主流经济学家过于强调交易成本，不断地批判海默的垄断权力是理解跨国公司兴起的关键的理论。权力不再是分析全球公司的中心问题。
    乔治·斯蒂格勒更为努力地试图支持将完全竞争作为新的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一部分，以恢复它先前的荣耀。在他的《乔治·斯蒂格勒——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1988年）中，斯蒂格勒强调，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中心目标是全方位摧毁垄断权力的概念（包括它和广告之间的关联）。他还阐明，他自己的著作特别关注反对“越来越多地强调垄断的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批判；‘垄断资本主义’几乎是那种文献中的一个固定用语”。尽管斯蒂格勒声称，马克思的积聚和集中理论是对马克思理论的主线的偏离，不过他还是认为这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威胁。
    在1987年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竞争”词条中，斯蒂格勒开始从广义上将竞争定义为个人、组织和国际之间的“对抗”，权且掩饰竞争的模糊性，然后很快滑到经济学术语中的竞争，没有清晰地区分这两种意义。随后完全竞争作为竞争的真正内容和与现实竞争世界“最为接近”的术语被引入。而在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实际运行的竞争”（垄断），被描述为在现实中根本没出现的，纯粹是理论上的完全竞争：似乎无数小企业作为单元来运作的经济体。他总结道：“今天完全竞争的概念在理论经济学上和它曾经有过的一样非常流行。”
    与此同时，芝加哥学派从相反的方法出发，建立在斯蒂格勒1968年的《企业的组织》基础上的关于垄断积极方面的论证发展起来。这种方法始终将垄断权力视为：（1）反映出更大的“效率”；（2）很快崩溃并回到竞争；（3）短期垄断利润事先被保持垄断的成本所吞噬。垄断因而自然稍纵即逝，很快变成竞争，因此它可以被忽略。这还伴随着对历史的相当大的重写，比如，斯蒂格勒和他的同事试图否认导致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的垄断崛起的掠夺性价格政策。
    一般说来，新自由主义胜利时代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它促进了那些躲避现实寻求纯粹市场竞争的多种版本的经济学。理性预期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一般的经济行为人都被委以绝对的理性，能够利用高等数学做出日常经济决策）被设计用于否定政府能够在管理经济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有效率的市场假说被设计用来在理论层面断然否认金融领域的任何消极面，除了“有效率的”产出。
    至于竞争，保守主义风行“可竞争的市场理论”。这种理论被宣传为“企业组织的新理论”，其目的正如它的首要倡导者威廉·鲍莫尔所说的，是要展示竞争和效率并不一定要求“大量活跃的生产企业，这些企业个个都将自己的决策建立在它太小无法影响价格的信念上”，正如完全竞争理论中所说的。反之，可竞争市场理论假定企业的潜在竞争者的“无成本的可逆准入”或者完全自由的准入和退出。构成垄断权力的概念基础的准入壁垒在纯粹理论层面被取消了。特别是，规模经济不再被视为某个企业构成实质上的准入壁垒的优势。反之，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有非常自由的准入。反托拉斯行动因而不再是必要的。竞争性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被用来促进撤销对航空公司的管制；后来它又前进到正好创造出这种理论所说明的反面，导致垄断或寡头。结果，正如企业组织理论家斯蒂芬·马丁所观察到的：“纯粹可竞争市场理论，被表述为完全竞争性市场理论的普遍化。”他们认为，实际上，完全竞争性市场是存在的，甚至在完全竞争条件不具备的地方。市场是天生自由的，除非国家或劳动者进行干预。
    在新自由主义阶段，反托拉斯法案的实施受到罗伯特·伯克在他的著作《反托拉斯悖论》中的观点的很大影响。伯克是威廉姆森的著作（尽管着重“效率”而不是交易成本）和芝加哥学派的著作的信徒。他声称垄断是理性的、短暂的，很快被新的进入所消弭。关于垄断和寡头市场结构，伯克写道：“我的结论是这种法律从来也不应当攻击这样的结构，因为它们体现了消费者福利的各种力量的适当均衡。”因为消费者的福祉是这一领域的公共政策的目标，任何反托拉斯的措施都因为引起“低效率”而威胁到消费者的利益。垄断权力的问题完全是不重要的。
    几乎所有认为企业的现状从定义上说是竞争的、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的主要保守经济学家——希克斯、哈耶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科斯和威廉姆森——都被瑞士银行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点就让我们理解了新自由主义的颂歌处于怎样的主流地位。
    垄断和左派
    最重要的是，全球竞争的增长使得垄断问题对经济学家来说不那么紧迫。对于斯蒂格勒来说，正是以美国钢铁和汽车行业在20世纪70年代下降的国家和国际地位为象征的来自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的“潜在竞争”，导致广泛的“对垄断蔓延的怀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重要的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左派经济学家都同意斯蒂格勒和芝加哥学派关于垄断不重要的看法，尤其在增长的全球竞争方面。三位著名的激进经济学家托马斯·魏斯科普夫、塞缪尔·鲍尔斯和戴维·戈登在1985年认为，美国经济中的总集中增长得缓慢，国际竞争使得巴兰和斯威齐分析的垄断资本问题在美国不再重要。他们指出，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拥有的垄断权力肯定比他们20年前所拥有的要少。而且这并非一个例外的行业”。罗伯特·罗斯和肯特·特拉赫特在他们1990年撰写的著作《全球资本主义》中宣布了“垄断资本主义的死亡”，预测（尽管没有证据）资本主义现在的特征已是“全球公司”之间的“强有力的价格竞争”，表明外国竞争者进入美国市场意味着美国汽车业不再拥有寡头垄断的特征。
    我们想将此描述为左派经济学家之间的大分裂的开始，这需要大量的调查和讨论，但是我们无法做到。这一主题在左派当中的讨论比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教员休息室中发生的多不了多少。多数激进经济学家——在其他很多问题上都意见不一的群体——的精力和注意力转向认为“垄断不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的阵营，大部分左派经济学家不再关心这个问题。
    抛弃垄断概念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接受了明确的理论立场，而是左派当中关于全球化经济轮廓的思考的极度混乱。戴维·戈登于1988年给《新左翼评论》撰写了一篇题为《全球化经济：新大厦还是瓦解之中的地基？》的文章，在当时被广泛认为是这一主题的开创性研究。这篇文章读上去就像各种不确定的汇编：全球化是国际竞争的巨大增长，还是由跨国公司统治、获取新的统治水平的一个过程？尽管戈登非常仔细地分析了相互冲突的各种趋势，但他发现回答自己所提出的问题还是非常困难的。其他任何人也没有轻而易举地给出答案。在这种情况下，相当普遍和一致的国际竞争的观念占据了很多左派的分析。
    左派对垄断资本问题兴趣减弱的另一原因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教旨主义血统的增长，后者越来越拒绝在其分析中提及垄断资本——因为关注垄断这种方法试图在超越马克思《资本论》的历史领域内前进。正如约翰·威克斯1981年在《资本主义和剥削》中所断然宣布的：“在巴兰和斯威齐的著作中高视阔步的垄断在这些作者的著作之外无立足之地。”
    然而，对于左派整体来说，从垄断权力思考移开的主要原因是受到竞争概念的模糊性的影响，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改编的竞争，这一点几乎是没有疑问的。随着大公司逐渐在全球市场上流动和扩张，它们不是被看作马格多夫和斯威齐所说的“垄断跨国公司”，而是纯粹和简单的竞争者。各种各样的思想家们——比如乔万尼·阿瑞吉、大卫·哈维、罗伯特·布伦纳、热拉尔·杜梅尼尔和多米尼克·莱维——所写的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论文，没有系统地提及经济集中和垄断的问题，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的——将他们的著作在这方面和前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家鲜明地区分开来。
    考察一下对近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两位学者乔万尼·阿瑞吉和罗伯特·布伦纳的著作。阿瑞吉的《漫长的20世纪》表明，左派激进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已经转变到了什么程度。在他对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描述中，不但没有垄断权力或垄断资本的争论，而且大公司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也完全用直接来源于科斯、威廉姆森和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的交易成本分析来进行解释。一个世纪以来对垄断资本增长的左派分析明显消失了。在1999年，简单地不再考虑垄断，布伦纳就复制了这个时代精神。
    当然，在这种从垄断权力思考的转变中还有抵抗者。一些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在这些年间继续发展垄断资本讨论的方方面面。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马格多夫和斯威齐解决了与垄断资本联系在一起的停滞如何导致经济金融化的问题。他们在20世纪70、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中很详尽地考察了垄断—金融资本的转变。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心问题是理解跨国生产如何改变了垄断资本之间对抗的性质，以及这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后果。正如马格多夫在《帝国主义：从殖民时代到现在》中所写的：“需要理解的是，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过程受到竞争刺激，引起单个资本间斗争的加强，尽管在一个不同的范围、以改变了的策略。”马格多夫和斯威齐未将1977年美国钢铁业的危机视为对垄断资本命题的反驳，他们聚焦于钢铁业国际剩余生产能力的增长及其与经济停滞的关系、所导致的竞争力斗争，以及这种斗争在全球范围产生的更多积聚和集中中的作用。这种斗争并非垄断资本的结束，而是代表了它向另一种水平的提升。
    在这方面，企业组织经济学家埃瑞克·舒茨中肯地观察了国际竞争：“一旦市场扩张到包括全世界的生产者，集中的趋势都必定占据统治地位，正如它在全世界的汽车制造业中的兼并联合中表现出来的。”我们之前已经指出，五大跨国公司现在几乎占据世界汽车生产份额的一半，而十大企业占全球汽车生产的70％。在这个领域集中只能被预测为上升，而不是下降。
    其他左派经济学家也追踪着垄断方法。英国理论家基思·考林在他具有先见之明的著作《垄断资本主义》中进一步推进了争论。对于考林来说，寡头正在从主要的国家层面向国际层面移动。他写道：“国际舞台上的变化，比如更小、更紧凑的国际寡头集团的建立，将有利于维持国际串通的程度……国际寡头的每一个成员都参与其中，所以任何［单个企业］试图以［例如］关税降低来保证更大市场的企图都将导致［其他企业的］即时反应，这意味着这样的行动是无益的，因而单个国家的垄断程度都保持了下来。”他指出，全球大型公司认为这是既定的：即以全球劳动力和更小的公司为代价，“自由贸易将导致跨国公司越来越强的统治，意味着利润转移至这些大公司”。更有甚者，“国际公司的增长意味着在任何一个国家产生的停滞趋势……将很快被转移到很多国家……跨国公司的统治的增长可能增强已经在垄断资本主义中在地方蔓延的停滞趋势”，使其变成全球规模。
    道格·多德在两本破除旧习的著作《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2000）和《不平等和全球经济危机》（2009）中，将这种历史变化解释为从垄断资本主义Ⅰ型转向垄断资本主义Ⅱ型，这非常有价值。如果说垄断资本主义Ⅰ型在美国大约1975年以前都明显是寡头生产体系，相比之下，垄断资本主义Ⅱ型被和金融（和信息技术）更为密切的大得多的跨国公司所统治，它们处于全球经济顶点，并且是增长的全球一体化生产的一部分。他指出，巴兰和斯威齐“在1966年所分析的”，“现在适用于全球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Ⅱ型。为什么是Ⅱ型？因为20世纪60年代确立的关系和过程已经发生了重大和迅速的改变：从70年代到80年代、90年代，甚或自2000年以来，大公司的权力和实践已经在范围和速度上都有所进展，通过这种做法它们的危险后果大为加深了。”
    我们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兴起的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最好被描述为全球垄断—金融资本。萨米尔·阿明最近阐明了这一阶段的更为重大的政治意义：“下面的现象无法摆脱地彼此联系在一起：寡头资本主义；寡头的政治权力；野蛮的全球化；金融化；美国霸权；全球化服务于寡头的运作方式的军事化；民主的衰落；地球资源的劫掠；南部国家的发展被抛弃。”
    我们的希望在于，能够有对垄断问题的普遍共识，有对此问题的更为重大的研究和争论，所有相信基于事实的社会科学的主要学者和经济学家广泛参与。这对左派学者特别重要。激进经济学家很快抓住了新自由主义造就的经济不平等的迅速增长，尽力考察其原因和影响，宣传它的存在。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很多杰出的左派政治经济学家逐渐开始理解和评价金融化和债务对经济越来越大的重要性。重新思考垄断问题是这个链条的下一个环节，对于有意义地、综合地理解不平等和金融化都是必不可少的，更不用说20世纪的资本主义。迄今为止的研究几乎都是在隔靴搔痒。
    理解垄断权力不但对理解资本主义体制如何运作和停滞以及金融化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它还对于理解政治和统治的真实世界、对任何有意义的帝国主义分析是必要的。为民主而斗争要求我们，必须面对拥有和控制大型垄断企业的财阀这一现实，它们持有越来越集中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我们必须学会清晰有效地对那些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的每一天都体验到这种权力的结果的人们说话——或者我们作出妥协，不再理会这一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