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增长的出现——“中国迈向高收入过程中的现代化转型研究”之二

    “在1780年代的某一个时候，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摆脱了束缚它的桎梏，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霍布斯邦，《革命的年代》)
    在上篇文章中，我们提出“中国能否进入、何时进入以及怎样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已经成为了当前研究的热点和焦点。围绕这一宏大的命题，主流的看法从“发展方式转变”的角度出发加以分析；也有的研究认为不能只从经济和物质领域看待中国迈向高收入的过程，中国的发展目标，根本上是要“建立一个以现代核心价值观(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支撑，以市场经济、民主政体和民族国家为基本制度的现代文明秩序”。
    站在历史演变的角度，中国迈向迈入高收入的过程是中国整个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器物、制度和思想观念经历了根本转变，以实现建立一个现代化强国的梦想，目前这个现代化的转型过程尚未根本完成。
    “关系型和金字塔型社会”与“契约型和网络型社会” 
    从现代化转型的要求出发，我们认为中国社会要由金字塔型结构向网络型结构的转变将是中国迈向高收入的关键之一。目前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正呈现出看似非常矛盾的局面。从器物层面看，当今社会与传统社会有天渊之别，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已与过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与此同时，从社会最为基本的运行规则来看，却又与传统社会有着惊人的类似，小到日常基本生活(例如购买紧俏时期的火车票)、大到社会中的权力和资源的配置，从血缘亲缘出发的私人和小团体关系仍然在不同程度地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换言之，尽管目前许多中国人已经住在日新月异的大都市，但指导他生活的最基本法则，却大多仍与费孝通先生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中所描述乡村生活中的运行规则根本一致。因此，如何按照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要求，逐渐完成由“身份型和关系型社会”向“契约型社会”的转换，朝着建立不同领域界限清晰、功能分化、权责对等的多元化社会的方向，进一步推动社会结构和功能的调整、社会主体间关系的重塑和规范，将是中国迈向高收入过程的关键。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我们所论述中国要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需要完成由“关系型社会”向“契约型社会”的转变，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只讲“关系”不讲“契约”，也并非说现代契约社会只讲“契约”不讲“关系”。由血缘亲缘出发的关系在任何社会的运行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现代契约社会也不例外。这里的根本区别在于“关系”和“契约”在社会运行中地位和作用的比较，尤其是对社会权力和资源配置影响的不同。在“关系型”社会，同样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契约，但关系是更为根本、更为重要的，关系是真正支配社会运行的“潜规则”，在配置社会权力和资源中发挥着更为根本的作用。而在现代契约社会中，“契约”是更为根本、更为重要的，它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
    同样，在将“关系型社会”与“契约型社会”进行比较时，我们并不含有强烈的价值判断，即也不认为“关系型社会”一无是处，而“契约型社会”完美无缺。事实上，从传统的“关系型社会”向着现代的“契约型社会”的演变，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似乎是人类社会从一个较不理想的状态逐渐向着一个理想的未来不断发展前进的过程。但历史事实已经表明，这种想当然的进步观念并不总是成立。而现代契约社会则暴露出一系列的所谓现代性问题，例如价值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的产生、人精神世界的坍塌，以及人生意义和集体行动感的丧失等等，包括马克思、韦伯在内，近当代已经有众多思想家对现代社会的现代性进行了多方位的深刻批判。
    然而，如果站在中国迈向高收入的角度，不同的社会关系对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工有着重要影响，而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工又影响着经济的增长。从经济增长的视角出发，一个“契约”而非“关系”在社会权力和资源分配中扮演更为根本、更为重要的社会角色，通常会被视为更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要保持持续增长、迈向高收入需要实现由“关系型和金字塔型社会”向“契约型和网络型社会”的根本转变。
    现代经济增长的出现和演变 
    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从表面来看，是一个人均收入水平继续提高、再上台阶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中国是否能够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问题。站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角度，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中所获得的高速发展，也是全球在迈入工业革命和全球化后，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所经历的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先从现代经济增长的视角展开分析。
    尽管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社会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理应如此的事情，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近代以来经济增长的加速却更像是一个十分偶然的事件。
    有史以来，人类社会长期受到赤贫和饥饿的困扰，经济发展始终徘徊在很低的水平。在几千年中，总产出上有限的增加马上会被人口的增加所稀释，使得人均收入水平在很长时段内只有相当可怜的增加，而总产出的增加(相应的人口增长)又受到土地等自然资源的限制，从而整个社会的发展陷入到所谓马尔萨斯式的增长。历史上，人们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一个社会，其经济可以持续高速地增长，即使是普通民众也能够过上相对丰裕的生活。
    从人类的史前时代到18世纪工业革命以前，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都异常缓慢，从人均水平来看，则长时期增长率实际上等于零，有时甚至是负数，只有非常少数的王公贵族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整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始终处在贫困糊口的边缘。
    从11世纪开始，西欧的人均收入水平开始上升，它以非常缓慢的步伐前进。而到了工业革命爆发以后，就像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邦所说：“在1780年代的某一个时候，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摆脱了束缚它的桎梏，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从此以后，生产力得以持久迅速地发展，并臻于人员、商品和服务皆可无限增长的境地，套用经济学家的话语来说，就是从‘起飞进入到了自我成长’”。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生动形象的描述：“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试问在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竟有这样大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面呢？”
    当然，这种现代经济增长并非是各个国家和地区所共享的，它最初只发生在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社会，逐渐扩散到美国、日本等地区。全球的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能否进入现代经济增长、以何种方式进入现代经济增长、以及进入到现代经济增长后的表现，都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在农业社会时期，中国人均GDP的绝对水平曾经处于全球的领先地位，但同时也长期处于停滞增长的状态，陷入所谓传统社会的“高水平陷阱”，在近代则逐渐被西方社会所超过。
    此外，尽管与传统社会相比，工业革命后出现的现代经济增长与以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有根本性的不同，它的主要推动力主要来自大规模工业生产方式对于农业生产方式的替代。然而，就现代经济增长自身而言，也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类型”逐渐转向由“全要素生产率增加推动经济增长的类型”。库兹涅茨等经济学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即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全要素生产率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例如在1855~1890年，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只增长0.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6%，而到了1890~1927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0%。速水佑次郎将上述两种增长类型分别称之为“马克思类型的现代经济增长”和“库兹涅茨类型的现代经济增长”，并对两种增长类型作了详细地区分和对比，指出两种增长类型的根本不同在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而全要素生产率之所以能够不断提高，重要原因在于技术的进步。
    在马克思类型的现代经济增长中，就像马克思所指出的：“伴随着在愈来愈多的生产环节中用机器来代替手工劳动，各个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从而将导致整体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不断下降”。换言之，由于现实经济运行中资本等各种要素投入的边际回报是递减的，一个经济是难以依靠资本等各种要素的大量投入而获得持续的高增长。而库兹涅茨类型的现代经济增长之所以能够持续，根本原因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增加。
    经济学理论对现代经济增长的解释：从资本到技术再到制度
    现代经济增长的出现导致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不同国家在经济增长的表现又呈现出如此巨大的差距，因此早期的经济学家对这个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进行了各种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学说，最具代表性显然是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通常所称的“国富论)。
    然而一方面由于如前所述，现代经济增长的模式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斯密、马克思等早期的经济学家所没有看到或未曾意识到的。另一方面，对于现代经济增长开展真正的形式化分析，还要有待于经济学理论对相关的数学工具的吸收和采用、国民经济统计和核算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相关国家统计数据的收集和整理。
    因此，所谓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的关注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一波热潮的结果是以“索罗模型”为标志的传统增长理论的出现。传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源自物质资本的积累，因此如何提高储蓄率、加快资本积累被认为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因素。
    传统增长理论正确地指出了资本积累在一国经济增长尤其是早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难以很好回答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经济会出现持续稳定的增长，为什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差距在不断拉大；也无法有效解释为什么全要素生产率会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可以看到，新古典增长理论(即传统增长理论)对于上述马克思类型的经济增长的解释是强有力的，但是它对于后期的库兹涅茨类型经济增长的解释却失之薄弱。它将现代经济获得持续增长主要归因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又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简单地解释为由所谓的“技术进步”所导致，但这样的技术进步为何能够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却是传统增长理论一直无法说清楚的事。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罗默、卢卡斯等一批经济学家开始将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人力资本等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着力解释技术进步和创新在经济增长究竟如何发挥作用，从而产生了以“内生增长模型”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学家探讨了为什么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够带来持续的现代经济增长，诸如“外部性”、“报酬递增”、“干中学”等因素被引入到相关的增长模型中，从而使得经济增长理论在理论的严格性和对现实的解释力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与此同时，人们逐渐关注“技术进步和创新是怎么发生的，它又怎样被运用到经济活动中”。因为“技术自身的不断进步”和“技术的进步被无限运用于社会而创造出财富”是两件具有根本性区别的事情。单单只有技术的进步，并不一定能带来现代经济的起飞和持续增长；只有将技术无限运用到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中，一方面技术的运用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带动了技术的进一步提高；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才是现代经济获得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正如库兹涅茨所言，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特点是“科技被广泛地用来解决经济生产问题”。西方世界能够率先实现经济的起飞和持续增长，不仅是因为它拥有了更高的技术水平，更由于它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首先塑造了一个“科技可以无限运用于社会而创造财富的环境”。
    可以看到，现代经济增长不仅依赖于技术的进步，更依赖于将技术无限运用于社会而创造出财富，后者就是通常所理解的创新，即用知识(主要是科技知识)创造财富的过程，而这个过程能否实现，有赖于整个社会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因此，“哪些环境和制度因素会有利于技术进步和创新、以及有利于发挥技术和创新在经济中的作用”成为了经济学家在解释现代经济增长中所面对的重要问题。这样，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制度环境进入到了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视野。经济学家们分析法律、产权体系、殖民体系等等各种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重视制度对于积累和创新的激励作用。随着博弈论、历史计量学等方法的引入，当前对于“制度如何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研究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例如诺斯等人提出了“开放准入”(open-access)秩序的建立对于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性，而最近阿西莫格鲁(Acemoglu)等人在其颇有影响力的著作《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一书中，认为一个国家的制度是汲取型(extractive)还是包容型(inclusive)，对其长期经济增长具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对经济增长原因的探究并没有完结，人们继续要问：“那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好制度又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一些国家能够拥有这些好制度而另一些国家却不能？”在经济学家看来，西方世界之所以率先兴起、获得高速的经济增长，是因为西方社会最先在制度上做出安排，成功地确立了现代产权(包括财产权利、知识产权等)和保证契约执行的法治规范，使得“个人的经济努力所得到的私人收益率最接近社会收益率”，从而激励产生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并最终推动了经济的增长。而对于制度是如何演进，经济学家更愿意将其看作是“个人或组织在特定环境下基于理性决策所不断进行博弈的结果”。例如市场制度如何产生，经济学家多从减少交易成本、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的角度加以解释，将市场制度的产生和演变理解成为个人和组织不断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即所谓的自发秩序不断演进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