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迈向高收入：发展方式转变和现代化转型——“中国迈向高收入过程中的现代化转型研究”之一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国能否再接再厉，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地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引起了社会各界普遍的热议。各类研究对于中国能否进入高收入国家、何时进入高收入国家、怎样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给出了莫衷一是的判断，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
    中国能否进入、何时进入以及怎样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纵观各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尽管历史事件风云变幻、跌宕起伏，但那些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从低收入水平不断迈进并真正成功进入到高收入的国家和地区，其实不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只有13个经济体在25年或更长的时间段维持了年均7%及以上的持续增长，它们分别是博茨瓦纳、巴西、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中国台湾和越南。而在这13个经济体中，能够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继续保持增长并成功迈入高收入行列的只有六个，即日本、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马耳他，其中马耳他是个不到50万人口的小国，新加坡和香港都是城市经济体，因此在规模上具有普遍意义的只有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许多国家都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难以再保持稳定持续的增长，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案例是拉美国家，特别是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国，它们也都曾经历过时间不等的快速增长期，但却没有一个可以实现长期的稳健增长，无法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目前全球60多亿人口中，只有不到六分之一(即近10亿人)属于高收入国家的群体，这些高收入国家绝大多数是经合组织OECD的成员国(主要是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这些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也是全球最为富裕的国家群体。因此，从西方世界兴起以后的世界发展历史来看，全球贫富俱乐部的成员其实相当稳定。几百年过去了，富的依然富、穷的依然穷，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经济体能够突破魔咒、从穷转富而成为特例。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若真能稳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不仅对中国来说将是巨变，事实上也必将对世界格局发生重要和深远的影响，这会是一场前无古人、后也难有来者的伟大事业。站在这个角度，“中国能否进入、何时进入以及怎样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问题尤为值得探究。
    当前主流观点是从“发展方式转变”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迈向高收入的过程
    从“发展方式转变”的角度来分析中国迈向高收入的过程是当前看法的主流，此派观点的基本逻辑是，“一国从中等收入向着高收入迈进所需的发展机制”与“原有实现起飞的机制”有着根本的区别，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可以遵循最初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机制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但却难以再依靠这套战略和机制继续从中等收入实现向着高收入的跨越，必须实现传统发展方式的转型才能继续迈向高收入”。任何一种发展模式和相应的宏观策略和政策举措，只能适用于一段特定的时期，因为前期的发展模式成功后必然带来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巨大变化，使得原有的发展模式将难以适应新的情况，必须做出调整和改变，才能继续推动产业持续升级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前面所提到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历程和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结合中国的实际，上述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发展方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日益显示出 “不可持续”的根本问题，迫切需要转变。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带动下，中国“各种要素低成本的组合”的竞争优势开始显现，这种传统发展方式下的低成本优势既体现在劳动力和资金价格上，也体现在土地、水、能源和其他资源的价格低估上，以及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造成的外部损害都没有完全内部化为生产成本。庞大的富余劳动力、充足低廉的资金、低估的资源原材料价格、宽松的生态环保约束、相对完备的工业基础和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加上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所带来广阔的国际市场、国外相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使得中国低成本竞争的传统发展方式产生了强大的竞争力，无论是在推动国内市场扩展、还是在参与国际竞争中，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保持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然而，一方面传统发展方式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日益暴露出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不协调的根本矛盾，突出表现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失衡，城乡、区域和不同人群之间的差距扩大，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的比例失当，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存在尖锐的冲突等。另一方面伴随着国内外的发展环境和条件的不断变化，国内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资源生态环境等约束逐渐加强，传统发展方式下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在不断被削弱，过去的增长模式难以维系；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国际市场的持续疲软对中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因此，根据“发展方式转变”的观点，中国要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迈进，根本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即“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具体而言，“发展方式转变”的角度主要基于经济社会发展领域来看待中国能否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问题，更多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如何实现创新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怎样顺利实现工业化和健康推进城市化、怎样加快服务业发展、怎样扩大内需和尤其是国内消费、怎样增加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比重等、如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怎样应对老龄化对未来经济增长造成的冲击等各种重大经济社会问题上。
    也有一些研究侧重从“现代性”的视角来考察中国迈向高收入的过程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更愿意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未来的发展。他们认为，“现代性是指欧洲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理性、个人权利等核心价值观，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市场经济、民主政体和民族国家等一整套制度，即现代文明秩序”。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政治体制改革、法治建设等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不能只从“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来看待，“因为在中国的语境下，现代化的内涵主要是经济和物质的指标，而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被抽离”。中国迈向高收入现代社会的根本目标是要建构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它“是一个跨世纪、至今未完成的方案，是一项需要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未来模式和路径重新认定的历史使命，是一个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不可逾越的现实问题”。所以，在他们看来，中国未来发展最根本的任务是要从一个从前现代性社会转变为现代性社会，要“建立一个以现代核心价值观(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支撑，以市场经济、民主政体和民族国家为基本制度的现代文明秩序”，它才是中国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社会的关键。
    应将“中国迈向高收入过程”放到中国现代化整体进程中来理解 
    1.理解中国迈向迈入高收入的过程不应只局限在经济社会领域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直处于“久推难转”的局面，迟迟难以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事实上，早在15年前中央就已经提出了“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参见“九五”(1996~2000年)计划)，并着重指出“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实现今后15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一。不少研究也已经指出，经济发展方式之所以迟迟难以真正转变，是其背后的体制机制尚存缺陷和相关的改革难以推进。而体制机制的安排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们在一定思想观念指导下的产物，当前体制机制的改革迟迟难以取得有效突破，除了人们常常提及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以外，思想观念上的混乱和冲突也是重要原因。典型的例子是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正因为人们基于各自的价值观念和相应的理论，对国有企业的定位和功能存在各种各样的认识，使得对如何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众说纷纭、难有共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走向高收入国家，不仅仅是一个人均收入水平如何提高的问题，更是一个中国社会如何伴随着现代化而实现转型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物质财富增加的过程，更是一个体制机制变迁和价值观念变化的过程”。换言之，要理解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过程，就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社会领域，而需要将其放到更为宽泛的大背景下来研究。
    2. 理解中国迈向高收入过程需要有长期的视角，尤其是应重视思想观念变迁的影响
    理解中国迈向高收入的过程不仅需要关注短期的社会经济现实矛盾，更需要站在长时段的历史视角加以考察。在经济社会的变迁中，器物(技术)、制度和思想观念的变化速度各有不同，技术的具体进步可以说日新月异、一日千里，变化的速度用数年数月甚至数日来计。而制度层面的变迁则相对缓慢，一项制度的演变，少则数月、多则数年甚至十数年，才可能经历从研究、动议、出台、实施乃至修正的完整过程。一些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根本性、全局性影响的制度，其演变的过程更是可能长达数10年，例如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间跨度当在几十年之久。思想观念的变化速度则更为缓慢。人们所思所想的对象越为宏大、越为根本，则思想观念变化的速度就越为缓慢。根本性思想观念变化的历程，当以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来计。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人们“进行思想的方式”比“进行思想的内容”变化得更为缓慢，在特定文化传统影响下不同时代的人们所思所想的内容将会迥异，但怎样去想却可能有惊人的一致性，思想方式是影响人们思想观念变化的更深层次结构，它的变化过程可能会经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在中国，一些特定的思想模式可以延续数千年之久，从根本上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变化趋势，这也是中国今天的社会组织方式为什么会具有历史上传统社会某些重要特征的深层原因，例如血缘亲缘等熟人关系为什么仍然在中国社会运行中占据支配性的地位。思想方式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犹如河床对河流的作用，多数情况下人们会被奔腾汹涌的河流表面所吸引，并未意识到看不见的河床实际上对河流的千回百转发挥着更深层次的影响。所以，要理解和把握中国迈向高收入的过程，就需要站在历史的角度，深入到中国传统和近现代思想观念的演变中，探求其未来的变化将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
    3. “中国迈向高收入过程”本质上是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根本上来看，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人均收入水平再上台阶的问题，它是中国整个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需要将“中国迈向高收入”放到中国现代化整体进程中来看。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从几千年朝代循环的旧轨道中跃出，在器物(技术)、制度和思想观念的不同层面遭受了巨大的冲击，个人、社会、民族和国家经历了根本的变迁，以逐步实现从一个传统农业老大帝国向现代工业强国的转型，目前这个现代化的转型过程尚没有根本完成。因此，要完整和准确地理解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过程，必须从整个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出发，只有真正知道过去在器物(技术)、制度和思想观念层面分别发生了变化，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变化，才有可能把握未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从社会结构上看，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根本任务是要完成由一个一元化金字塔型社会向多元化网络型社会的转变
    本系列文章试图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下，从社会结构变化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过程，认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根本任务是要完成由一个一元化金字塔型社会向多元化网络型社会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社会结构进行调整、社会功能不断分化、各种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塑和规范，这种社会结构和功能、以及主体间关系的变化，是与器物(技术)、制度和思想观念三者的变化互为影响、互为支撑的。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社会结构和功能、以及主体间关系进行深刻而又迅速变化的阶段。原有的一元化体制已然松动，社会各个群体的权利日渐明确和利益多元化，但社会结构碎片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不同领域界限模糊、功能泛化的现象还很严重，尤其是程序化、制度化的规则尚未在协调各个领域和各类利益主体之间关系中发挥出根本性的作用，个人关系而非明确的规则仍然扮演着过于重要的角色。因此，如何按照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要求，朝着建立生机勃勃、富有活力的多元化网络型社会的方向，进一步推动社会结构和功能的调整、社会主体间关系的重塑和规范，将是中国迈向高收入过程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