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演变的视角：斯密—涂尔干典范——“中国迈向高收入过程中的现代化转型研究”之四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首先提出了本系列研究所围绕的核心问题：“中国在目前中等收入水平的基础上，能否继续向前迈进，而在未来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主流的看法认为这主要是一个中国发展方式能否成功转变的问题，即经济增长能否“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胡锦涛(2007)《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其中，“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尤其被赋予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决定性作用，不少研究者认为中国能否实现向“创新型大国”的转变，将会是中国迈入高收入国家的关键。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迈向高收入的过程不仅仅是个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高等物质方面的转变问题，它还需要涉及到相关的价值观念和制度的变迁。因此中国未来的发展，不仅需要物质方面的变革，更“需要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未来模式和路径重新认定”，以建构一个“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秦晓(2009)《当代中国问题：现代化还是现代性》)。
    在我们看来，上述两种看法均言之成理，而站在历史的角度，需要把中国迈向高收入的过程放到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才会获得对这个问题更为深入和全面的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传承数千年，历经王朝更替，自有一套完整严密且极具惯性的运行模式，包括相应的价值观念和特有的制度安排，都有长足的发展，也获得了相对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传统社会的标准来看)。自秦朝建立大一统国家以来，中国虽然历经朝代循环，但整个国家治理和运行的根本逻辑并无实质性的变化。已有众多学者对中国社会这种貌似停滞的状态展开研究，有人将其称为“超稳定结构”(参见金观涛等(2011)《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亚当·斯密也同样论述到：“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就是说，是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65页，商务印书馆)。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像是一直处于一种锁定(Lock in)的状态，就如同地球沿着自身的轨道绕着太阳稳定地转，没有外来的冲击，很难脱离开原先的轨道。
    自十九世纪中国遭遇西方的猛烈冲击以来，面对着船坚炮利的对手，中国马上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巨大压力。中国被迫跃出原先的轨道，在器物、制度和观念等各个层面展开变革，以实现救亡图存乃至强国富民的根本目标，从此中国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转型之旅，至今这个旅程尚未结束，中国未来的走向和现代化进程仍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因此，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中国迈向高收入的过程根本上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一环，也是中国如何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帝国向现代的工业强国转变的一个阶段。
    由此，我们就开始将“中国能否进入高收入国家”这个命题放到“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个更为宽泛的框架下来分析。然而这种“传统—现代”貌似截然对立的分析框架在面对目前纷繁复杂的中国现实时似乎马上就会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正如我们在前面文章所指出的，一方面目前中国社会正经历着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剧烈变迁，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普通居民的衣食住行(尤其是较为发达的都市地区)，都日益呈现出现代社会的特征。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各国民众的生活方式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变得越来越相似，就像众多中国人也像西方人那样，吃麦当劳、用iphone。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运行模式和治理逻辑却还带有着许多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尤其是从血缘亲缘(或拟血缘亲缘)出发的私人和小团体关系在社会的运行中仍然发挥着最为基本的作用，它在社会重要的权力和资源分配中常常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私人关系在社会基本运行中发挥支配性作用的结果是，整个社会很难形成一种不因人而异、照规矩办事、可以理性预期的氛围，即形成一种“契约”关系或“法治”关系主导的社会环境。可以看到，“传统”和“现代”的各种因素，掺杂在一起，有时互相支撑、有时互为排斥，共同构成了当前异常错综复杂的中国社会形态。因此在运用“传统—现代”框架时，需要我们极其小心，摈弃那种非此即彼、非好即坏，以及在评价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时赋予强烈价值判断而过于简单的进化论心态。
    尽管当今的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人类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进并非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不断变得更好的过程，甚至不少学者拒绝使用“传统—现代”这种看来过于简单的划分方式和分析框架。然而，一个重大、明确而又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经济增长的表现(以及相应的发展水平)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正是这种经济表现的巨大差异和其所直接导致的军事实力，才使得西方世界率先脱颖而出；而其他传统社会，则无一不笼罩在西方世界兴起后的阴影和压力之下。无论原先秉持怎样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在物质层面的“国强民富”是各国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的必然选择。因此，从直接的层面来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首先是一个如何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问题。而中国迈入高收入的问题，表面上看也是一个如何继续维持经济增长的问题。
    于是，我们对当代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的研究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可以看到的是，经济学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的研究，其关注重点经历了从“资本”到“技术”，再到“制度”的不断深化。经济学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的解释，往往是简洁、富有洞察力和穿透力的；但与此同时，“现代经济增长”现象的出现本质上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下的结果，而当代经济学更多意义上是现代社会产生后所不断完善的一门理论，它所秉持的一些基本假设并不完全能够符合“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的历史过程。现代经济增长的产生、制度的演进，并非仅仅是理性人不断博弈而自发导致的结果，因此我们还必须把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分析放到更为宽泛的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社会变迁框架下。
    在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规律的研究中，事实上除了我们前面文章所提到的“侧重于物质技术层面的马克思典范”和“侧重于思想价值观念层面的韦伯典范”外，还有一些学者(如斯密、涂尔干等)侧重从“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演变”的视角加以考察(本文将之称为“斯密—涂尔干典范”)，这些研究在早期有着很大的影响，也被后人在不同方面所继承和延续，但目前与“马克思典范”和“韦伯典范”相比，却似乎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斯密—涂尔干典范对于社会变迁的解释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开篇，就通过一个脍炙人口的“制针”的例子，指出了“社会分工”对于劳动生产率增加、以及社会财富增长的决定性意义(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章，“论分工”，第5页~第12页)。事实上，一旦将社会分工与现代经济增长相联系，就会马上看到，现代社会之所以能够与传统社会相比，有着如此优异的经济增长表现，最为根本的原因和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现代社会分工”的产生。现代社会分工程度之深、之广、之快，都是传统社会完全不能比拟和想象的。现代社会分工的产生，就如同一个原子弹的裂变和爆炸，不断地裂化和分化，从而最终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推动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
    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机器的发明、技术的进步，既是分工能够深化的原因，更多时候却是社会分工深化所导致的结果。就如斯密在“制针”例子中所指出的，那些“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的机械的发明，看起来也是起因于分工”。正是分工的不断深化导致了相关机器和技术的需求，社会分工自然而然地就把“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生产率增加”和“经济增长”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了现代经济增长最为核心的原因之一。
    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社会分工论》等著作中，则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演变”的角度对现代社会中分工不断深化的现象进行了探讨。涂尔干认为在传统社会中，分工程度比较低，大多数社会成员所从事的行业种类有限，因而具有类似的共同经验和共享信念，这些共享信念将社会整合在一起，所以传统社会的维系是基于共识和信念的相似性，尤其依赖于宗教等终极价值观念的一致性。而在现代社会产生了分工深化和社会分化，往往造成基于一致信仰的原有传统社会结构的崩溃，现代社会的维系更多是基于人们在经济上的互相依赖，社会分工的深化使得每个人都越来越依赖其他人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经济上的互惠互利和生存上的相互依赖逐渐取代了原有的一致信仰，成为维系社会整体运行的最根本原因。
    正如马克思典范和韦伯典范，从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演变视角出发的“斯密—涂尔干”典范，同样也对现代经济增长、社会变迁做出了许多富有洞察力和穿透力的解释，对完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理解，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中国迈入高收入的过程，运用“斯密—涂尔干”典范，从社会分工及社会结构的演变加以考察，同样也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在经济学领域，由于在分析社会分工时遭遇到了数学上的巨大困难，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逐渐淡出了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尽管近年来杨小凯等人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将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可以数学化的决策和均衡模型，发展出相应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杨小凯(1998)《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但要想真正用现代的经济学理论更好地诠释社会分工在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从而在主流经济学派中占据一席之地，仍然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与此同时，新兴古典经济学与当代经济学理论一样，主要是运用理性人抉择的视角来解释社会分工的产生和深化。在其理论中，社会分工的深化取决于分工所带来的成本收益比较，如果分工带来的好处超过交易费用的增加，则分工得以深化，否则进一步分工就不会产生。只局限在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中对社会分工进行探讨，对于“为什么传统社会难以产生现代的社会分工，而现代社会却能够带来分工不断深化”此类问题，所能给出的解释力是相当有限的。在此，应将斯密的学说和涂尔干的学说结合在一起，认识到从“由一致信仰维持的传统社会”过渡到“由经济互相依赖维持的现代社会”是一种质的飞跃，它对于现代社会分工的产生和演变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而将社会学思维与经济学思维结合起来，以更好地理解分工深化和社会变迁的根本逻辑。
    现代社会演进的两个层面：分化与重整
    如前所述，我们将现代社会分工的产生比喻为原子弹的爆炸，正是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使得专业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推动着现代的经济增长和整个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然而，上述比喻只是描述了现代社会演进的一个方面，即伴随着社会分工深化所带来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和裂化(即分的方向)。与此同时，现代社会的演进还有另一个方面，即社会分化后的各个部分关系的调整和重构(即合的方向)。社会分工深化后所裂变出的各个部分，并不真的像炸弹爆炸后一样，成为互相之间没有关系的各个碎片，事实上它们经历了关系的深刻调整和重组，在某种意义上互相之间的依赖反而比爆炸前更为稳固、更为密切。
    现代社会不断演进的同时伴随着分化和重整两个方向，社会的“分”与“合”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支持的。没有分化，整个社会就难以拥有持续的活力和动力；没有重整，整个社会也无法产生共识和稳定，社会就会趋向混乱和分裂，最终也不能保障社会分化的继续进行。
    在一些早期经济学家的论述中，已经明显意识到社会的“分”与“合”两方面的统一对于社会分工不断深化和社会演进的重要性。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经济学原理》中写道“社会有机体的发展，一方面使它各部分之间的机能的再分部分增加，另一方面使它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马歇尔将前者称为“微分法”，即对应着社会分工深化、专业化和专门技能水平的提高、知识积累和机器的发展；将后者称为“积分法”，即指各部分之间关系的密切性和稳固性的增加，包括商业信用的保障之增大，海上和陆路、铁道和电报、邮政和印刷机等交通工具建立和使用的增加等(马歇尔(1890)《经济学原理》，第257页，商务印书馆)。
    站在更宽广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角度，社会演进中“分”的部分不仅包括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以及社会各个功能领域的持续分化，而且是指“个人”从传统社会的有机体中“分裂”出来，由此，产生了现代社会中的个人观念和相应的个人权利，它们逐渐取代家族(或集体、有机体)观念和家族(集体)产权，成为社会构架的基石。与此同时，现代社会演进中“合”的部分则包括从传统社会有机体分裂出来的“个人”一方面再重新聚合成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由此成为当代最为重要的政治主体之一，为整个社会的维持和融合提供共识、规范、军事国防等重要支撑。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同时促进了全球贸易的扩张和全球市场的整合，它是现代社会分工不断演进的根本动力和保障。另一方面，“个人”之间又聚合构建出各种自治团体、并形成相应的公民社会。伴随着现代社会分工所产生社会演进的“分”与“合”，并由此带来的“个人、国家和社会”的重构需要器物、制度和观念一系列条件的支撑，我们将在以后文章所提出的分析框架里对此展开更为详细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