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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复杂科学和历史实践的检验清楚表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宣称的和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的诸多“自稳定市场”模型，是没有经验基础和科学依据的神话。这些广为流传的理论神话包括马歇尔的供求均衡模型，弗里希的经济周期噪声驱动模型，卢卡斯的微观基础模型，和宏观经济学的IS-LM模型。它们的理论基础是静态的、封闭的和时空对称的均衡论，而工业革命和劳动分工的本质是非均衡的、开放的和时空非对称的演化过程。经济混沌与经济复杂的发现充分证明，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它无法解释劳动分工的多种模式、技术革新的创造性毁灭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因而，马克思经济学面临重大的发展机遇。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复杂科学/演化经济学作者简介：陈平(1944-)，男，浙江宁波人，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一、引论
新古典经济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经验科学，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著名计量经济学家Hendry(2001)称计量经济学为炼金术。[1]主持圣达菲研究所经济课题的弗利(Foley，2008)称亚当·斯密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为神学。[2]张五常(Cheung，1973)写过一篇论文“蜜蜂的神话”，用“神话”的称呼批评没有经验证据的经济学理论。[3]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发展的非平衡物理学和复杂科学，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来检验经济学中互相冲突的学派。我们发现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看不见的手”即“自稳定市场”的神话，不但没有经验证据，理论上也是错误的。
二、均衡经济学关于“看不见的手”和自稳定市场的六个神话
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共同理论基础是均衡论。所谓“看不见的手”，在亚当·斯密那里的原意是贸易会自动达到市场均衡，无需政府干预。这是不符合亚当·斯密时代开始的工业革命的历史的。
新古典经济学在数学模型的建构上比古典经济学有所进步，但是在经济思想上反而倒退了。亚当·斯密有两个重要贡献：第一，劳动分工提高效率的前提是国际化的贸易体系；第二，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关系模型，完全忽视国际劳动分工形成的复杂网络，以及市场规模限制引发的垄断、冲突和市场不稳定性。[4]
我们自1984年以来，用复杂科学的非线性动力学(俗称经济混沌)方法研究宏观与金融的经验数据，并用中国和东欧前苏联的转型实验，系统检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推行的宏观与金融经济政策，结果证明如下六大均衡理论是违背科学、违背历史和违背现实的神话，必须严肃批判。
1.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和外贸自动平衡的神话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经济政策上的主张是，反对英国当时的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开放自由贸易。他有两个论据：一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指出，当时英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主要是维护英国地主阶层的利益，而地主从事的是“非生产性的”活动，违背亚当·斯密劳动分工促进效率提高的理论；二是从贸易平衡的角度指出，开放自由贸易不会损害英国的利益，因为从事外贸的商人会同时做出口和进口的生意。斯密在这里用了“看不见的手”的比喻，来说明虽然微观做贸易的商人只是出于自利的动机，但在宏观上也达到利国利民的社会效果。这一思想成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广为传播，成为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放任政策的理论基础。问题是，历史真的支持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神话吗?
新古典经济学把亚当·斯密主张的自由贸易理论发展成系统的均衡理论。例如均衡利率和均衡汇率理论，试图证明利率和汇率的波动，会自动保证贸易平衡。但是，美国从1970年代开始，不断与作为贸易伙伴的德国、日本、中国打汇率战，却始终保持贸易逆差。亚当·斯密生活的18世纪，正是英国对外殖民扩张和工业革命的初期。所以斯密观察到著名的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要发展劳动分工，就必须拓展市场，而非只是细化劳动分工。
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Pomeranz，2006)注意到西方工业革命推动下的全球化从来是贸易不平衡的。[5]自16世纪末期起，英国人开始喜欢上中国茶，茶的进口持续增加，但是英国羊毛的出口不受中国人欢迎，导致英国对华的贸易逆差持续增加。英国为了平衡贸易，一方面在印度种鸦片输出到中国，不惜发动鸦片战争，强迫中国政府接受毒品的“自由贸易”。须知当时的英国本土，毒品贸易也不合法；同时英国还在印度种茶，以减少从中国的茶叶进口。英国政府“看得见的手”从两个方面下手，来扭转英国对华的贸易逆差：一是海军舰队远征中国，迫使中国开放通商口岸；二是用政府经费补贴印度修建初期赔钱的铁路，以便在印度偏远地区种茶，然后运往英国。英国在印度种茶花了近60年时间，才设法用英国垄断保护下的印度茶叶替代从中国的茶叶进口。而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花了110年时间，才恢复中国的贸易自主权。中国又花了40多年，到1994年后，外贸才从逆差转为持续顺差。没有“看得见的手”的工业发展政策和独立的外交军事政策，中国不可能取得今天在全球竞争格局下的有力地位。
追溯到15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由此开始的航海殖民，更是政府“看得见的手”支持下的商业活动。中国历史学家把郑和下西洋的辉煌和明清后期的闭关政策，归罪于中国儒家的“重农抑商”政策，把中国描写成专制帝国的大政府典型。西方历史学家却有不同看法。亚当·斯密写《国富论》时采取无为而治的理想国家恰恰是中国。对中国郑和之后停止远航的经济原因，恰恰是中国政府没有英国的产业政策!原因是建造木质海船的关键是挂船帆的桅杆，需要砍伐大树才能制造高大紧固的桅杆。沿海国家生长多年的大树有限，限制了沿海造船工业的成长。英国为了争夺海上霸权，严格控制适合造船的木材的生产和价格，包括立法规定北美新英格兰的森林木材只许为英国海军造船所用。中国政府没有限制沿海树木的开采，导致造船成本急剧升高，使沿海航运和外贸大幅衰落。抚今思昔，我们不难理解，为何自称自由贸易的美国，在内战结束后，还要通过“看得见的手”强化军备竞赛。美国一国的军备开支超过世界其余20强的总和，在全球设立700多个海外军事基地。即使政府负债已经到国内福利制度濒临破产的边缘，两党依然不愿裁减军费。
“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虽然强调了国际贸易有促进劳动分工的积极作用，但是也掩盖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外扩张和战争的残酷历史。我们称“看不见的手”是亚当·斯密制造的神话之一，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工业革命前的市场交换，因为没有工业革命产生的规模经济，区域贸易只是自给自足经济的补充，所以可以维持贸易平衡。新古典经济学把市场竞争归结为价格竞争，否定亚当·斯密关注的市场规模竞争和市场份额竞争，客观上在掩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府行为。
2.自稳定市场的均衡价格神话
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宣称“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稳定市场，无须政府干预，理论依据是正斜率的供给曲线和负斜率的需求曲线的交点是唯一稳定的(见图1a)。如果假设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都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则效用或利润的最大化可以推导出均衡解存在的唯一性和稳定性(Varian，1992)。[6]问题的核心是，现实存在的需求和供给曲线真的只有一个交点吗?
人们知道在非线性的供给和需求线下会出现多重均衡。社会互动(比如时尚和经济人的群体行为)会导致S形的需求曲线(Becker，1991)。非线性的限制(比如保证生存底线的最低工资，劳动供给在高工资水平下的向后倾斜)会造成S形或者Z形的劳动供给曲线(斯蒂格利茨，1976)(见图1b)。非线性需求和供给线下的多重均衡意味着持续波动(persistent cycles)和突变的可能。我们后面讨论的经济混沌的发现，直接否定市场经济静态单均衡态的存在。
(a)线性供求曲线与单均衡态
注：
①消费者欲望消费多多益善，价跌量增(需求曲线DD斜率为负)；②生产者欲望利润多多益善，价涨产增(供给曲线SS斜率为正)；③DD和SS只有一个交点(供求平衡态)。对均衡态的偏离在市场竞争下可以自动恢复。条件是只有规模递减或规模不变。
(b)非线性需求曲线与非线性供给曲线
注：
①存在社会相互作用(如时尚)下的非线性(S形)需求曲线。②有生存下限和疲劳上限时的非线性(Z形)劳动供给曲线。底部的劳动供给曲线SS斜率为负，因为越穷越得加班。上部的劳动供给曲线SS斜率为负，因为越富越不干活。只有中部的劳动供给曲线SS斜率为正，奖金越多，加班越多。
图1线性和非线性的需求曲线，显示市场存在单均衡或多均衡的可能机制
3.有效市场和噪声驱动宏观经济周期的神话
法玛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是单均衡理论在金融学中的推论，其数学模型断言金融市场的波动是围绕均衡态的白噪声，也叫随机游走或布朗运动(Fama, 1970)。[7]此项断言，被经济混沌的发现所否认。我们来观察股票市场真实数据的相图(图2)。
图2标准普尔价格指数波动的没有滤波的和经过滤波的相图(时间延迟T=60个月)
图2(a)显示的是没有经过滤波的原始数据，美国股票市场的标准普尔指数的变动显得非常混乱、没有规律，接近所谓的白噪声或布朗运动模型。但是图2(b)显示的是经过滤波的数据，展示出复杂的螺旋运动，这是典型的色混沌现象。我们测出的美国股票市场的混沌指标分数维度为2.5，白噪声成分只占方差的30％，色混沌的成分大到70％。这是否定有效市场理论的有力证据(陈平，2004)。[8]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动摇了经济学界对市场自稳定神话的信仰。萨缪尔逊等数理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决定论的经济周期模型，来理解马克思早就指出的经济周期震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机制。但是，计量经济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挪威应用数学家弗里希(Frisch，1933)却在大萧条期间提出一个噪声驱动模型，来挽救大家对市场自稳定机制的信念。[9]他先把宏观经济周期的运动描写为一个有摩擦力的钟摆(数学上叫简谐振子模型，其解为周期震荡)。有摩擦的钟摆会自动停摆，意味着市场震荡会自行趋向稳定的。这就把图1(a)中供求平衡的静态模型发展成动态模型。他然后考虑给钟摆外加一连串的随机冲击，例如用一串黄豆随机地打向逐渐停摆的钟摆。弗里希宣称噪声驱动的钟摆将维持持续的震荡，由此开创了宏观计量经济学的噪声驱动模型，并成为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因为弗里希模型将持续的经济周期归咎于外部经济冲击(坏人捣乱或者时运不济)，而不是内部的不稳定，因此不需要政府监管或政策干预，成为原教旨市场经济的基础模型。
弗里希是在一篇关于传导和脉冲问题的非正式的纪念卡塞尔的会议论文中提出了自己的新奇观点，并据此分享了1969年颁发的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均衡经济学家们马上在宏观、金融和经济计量模型中引入各种各样的噪声驱动模型，包括弗里德曼(1976)、卢卡斯(1995)、格兰杰(2003)和真实经济周期学派(2004)等，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主流经济学动态和计量模型的基础。可惜的是，物理学家已经先于弗里希证明，简谐布朗运动只能产生衰减震荡，不可能产生持续的周期运动。[10]
如果美国的经济周期可以被弗里希模型描述的话，美国的经济周期只能维持4年到10年，这与史实不符。美国经济周期有记载的历史已长达一百多年。弗里希模型等价于一种单热源热机。这种热机不可能存在，因为它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
我发现弗里希早在提出噪声驱动模型的第二年(即1934年)就悄悄放弃了他的模型，但从没有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弗里希在1933年的非正式的学术会议上宣称，他已经得到了模型的解析解，并宣告完整的论文即将在他本人编辑的Econometrica杂志上发表。他承诺发表的论文在1933年“将要刊载的论文”项目下中预告了三次，然后就消失不见了。弗里希在1969年首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演说中，对自己获奖的模型也只字未提!时至今日，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前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公开发表的“金融加速器模型”和欧洲央行分析金融危机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仍然用噪声驱动模型为西方错误的货币政策辩护。
诺贝尔经济学奖发给一个错误的、从未正式发表过的模型，而且成为经济学的主流模型近80年，实在是科学史上的怪事!这个真实故事揭示了一个让人警醒的事实：在理论和神话之间只有一步之遥。
4.微观基础和理性预期(自愿失业)的神话
卢卡斯[11]领导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在1970年代发起一场反凯恩斯的革命。他们的理由，不是经验观察、而是理论的自洽。卢卡斯指责凯恩斯的宏观需求不足理论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因为微观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总是处于均衡状态。那么，卢卡斯如何解释大萧条时期存在的大量失业的“非均衡”现象呢?卢卡斯提出一个微观经济学的妙论：工人的失业是自愿的理性选择，是“均衡”现象。理由是贝克提出的时间优化理论：工人在工资高时会选择加班，工资低时会选择度假。假如社会上所有的工人，对合理的工资水平有所共识：例如月薪一千美元，则在某种原因造成工资水平涨落时，工人的出勤率也会反向涨落，形成宏观可观察的失业率的周期波动。
卢卡斯使用了一个有意识形态魔力的理论工具，即所谓的“理性预期”。理性预期断言，在没有任何社会互动的情况下，市场每个参与者能够有效利用市场信息，不约而同地产生社会共识和行为共振，并且可以预先识别政府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的欺骗性，用自发的理性反应，抵消政府政策的作用。卢卡斯的数学模型简单漂亮，曾在卢卡斯文章发表后的30年间，在美国理论经济学界风行一时，把后凯恩斯学派打得落花流水。由于美国政府在宏观政策上逐渐放弃针对失业率的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只管维持低通胀率，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化纲领才得以大行其道。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才动摇了其微观基础和理性预期的神话。但是，西方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只感到微观基础理论实践上有问题，却不知道理论上错在哪里?
薛定谔曾写过一本量子生物学的名著《生命是什么?》，[12]在该著作中他从物理学的角度分析了生物的两个基本特征：第一，生物特性的遗传是非常稳定的，所以子女的相貌和父母相似；第二，生物特性要有变异的可能，否则无法演化，以适应环境的变化。两者综合考虑，生物变异的概率应当很小，才能兼顾稳定性与变异性的矛盾。这在物质结构上，如何可能实现呢?薛定谔想到遗传基因必须是包含许多原子的大分子。理由如下：
这个公式的含义是，一个系统的组元N越多，系统整体的涨落就越小。系统的相对偏差和系统组元数的平方根成反比，我们称之为“大数原理”。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保险公司。如果保险公司承包的个体越多，它们的风险(涨落)可以对冲，整体的风险就越小。换言之，宏观稳定政策要求微观采取反垄断的竞争政策，保证市场上有足够多的竞争者，才能防止宏观经济大起大落。
我们证明，薛定谔的大数原理对有增长趋势的宏观和金融市场的随机涨落同样成立。[13]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宏观经济指数和金融市场的指数，计算它们的相对偏差，从而反推其隐含的组元个数，以探索经济周期的内在原因。检验卢卡斯模型是否正确，可以很容易地把美国的理论数据和真实数据相比较，我们立即发现，卢卡斯的微观基础论没有经验基础。因为美国有8000万家庭，300万个企业，2万个上市公司。它们的微观涨落加总，可能产生的市场波动以百分比为单位分别是0.01，0.05和0.7。美国真实GDP的波动为0.2，投资和股市的波动为1～2，比卢卡斯微观基础论的预言要大20～200倍。只有金融中介产生的波动可以解释宏观的经济周期。
我们也用大数原理来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我们发现，导致美国产业出走的重要原因是货币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波动率，比真实投资和股票市场的波动率还大几倍，这意味着少数金融寡头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垄断竞争，导致国际汇率和油价的巨幅波动(见表1)。
2012年5月5日在墨西哥城举行的G20首脑会议的预备会上，我用表1做依据，当面批评了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在危机处理中保护金融寡头的政策，支持美联储前任主席保罗·沃尔克拆分金融寡头的主张。笔者指出，目前的全球市场，虚拟资本的炒作为世界GDP的10倍，成为危机之源!因此建议把国际反垄断法列入国际金融改革的议程。这一建议立即得到巴西和西班牙前总统的支持。
卢卡斯的错误是否定收入分配的差距会导致不同的经济行为。中国人都知道，一到长假，路上堵车、旅馆涨价，许多人节日偏偏不去度假，这就是套利行为。理性预期假设和套利行为是互相矛盾的。卢卡斯的微观基础模型中的经济参与者根本没有个人选择的自由维度。卢卡斯的岛屿模型在本质上是一个伪装的代表者模型。[13]
我们的发现表明，微观-中观-宏观三层次模型比目前流行的微观-宏观两层次的模型更能解释经济周期。持续波动和市场不稳定植根于中间(meso)结构(金融和工业组织)。我们的研究否定了卢卡斯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所谓的微观基础和理性预期论，拓展了明斯基的金融凯恩斯主义理论(Minsky，1985)。[14]
5.利率政策宏观调节的神话
新古典综合的创始人希克斯提出的IS-LM曲线(Hicks, 1937)，[15]把宏观调控政策简化为两条曲线：IS曲线描写的是真实经济，投资-储蓄如何影响利率和产出；LM曲线描写的是金融市场，货币供给如何影响流动性偏好。IS曲线假设降低利率会刺激投资，从而增加产出，因而斜率为负。LM曲线假设产出增加会刺激利率上升，因而斜率为正。两者的交点决定均衡的利率和产出水平。在经济萎缩时期，货币扩张政策可以使LM曲线右移，从而降低利率增加产出；或者采用赤字财政政策使IS曲线右移，从而增加投资增加产出。其中隐含的假设是封闭经济，不受国际竞争的影响。从而政府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可以独立于经济体之外，为所欲为。真实世界不是这样。
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享受了20余年的国际霸主地位，所以依据新古典的宏观调控政策似乎效果不错。但是从越战开始，美国的国际经济霸权遭到来自德国、日本的挑战，石油价格的控制也面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挑战，宏观政策的调控就越来越不灵了。日本1990年代的10年停滞和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日本和美国先后使用货币政策，屡降利率，几乎把基准利率降低到零，依然无法刺激投资和经济。动用财政政策又面临国债剧增，动摇国债的信用和市场的信心。重复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局面。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的观察，希克斯模型有三个问题。
第一，IS-LM是封闭的经济体系，存在单向的线性关系。在开放竞争的世界里，政府降低利率是双刃剑：可以是刺激经济的信号，也可以是经济不景气的信号，要看市场是否对政府政策的效果有信心。假如企业家不看好国内的经济增长前景，零利率政策只会加快产业出走或资本外逃。从人口老龄化的日本或债务缠身的美国，出走到高速增长的中国或其他新兴国家，造成所谓的流动性陷阱。真实的IS曲线可能有两种类型(见图3)。
第二，凯恩斯没有考虑政府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所受的内在经济约束，似乎政府的赤字财政和货币扩张，可以视为经济的外生变量，由政府独立操纵。这是哈耶克的内生货币论与弗里德曼的外生货币论的争论焦点。我们发现货币混沌的经验和理论证据，支持了哈耶克的内生货币论，否定了弗里德曼的外生货币论(Chen，2010)。[16]弗里德曼曾经宣称，可以用货币扩张政策避免大萧条。[17]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对此深信不疑。但是美联储的货币宽松政策在2008金融危机中的作用有限。自2008年秋起，美联储的基准利率不断降低，接近到零，失业率至今仍然高居不下。这一历史经验充分说明哈耶克的内生货币理论，比弗里德曼的外生货币理论高明。
第三，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只讲总需求、总供给，没有经济结构的概念。政府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只是短期行为，治标不治本。凯恩斯只看到大萧条的表象是总需求不足，却没有指出总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
美国1930年代的大萧条持续12年，罗斯福的新政并没有结束大萧条。结束大萧条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再次证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不足。为老龄化、福利社会、军备竞赛和欧盟东扩的负担所累，美欧国家日益丧失国际竞争的优势，技术差距也日益缩小。假如政府不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很难有大的起色。
6.转型实验、金融危机和市场经济的内生不稳定性
转型实验和金融危机清楚显示出市场经济的内生不稳定性。这就有力地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主张“看不见的手”和自稳定市场的各种模型，支持了马克思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复杂经济学从不同角度揭示市场内生不稳定的特质。
在人口压力较大、资源短缺、制度欠发达(产权不清晰和没有法治)等非常不利的初始条件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学习市场经济采取了“摸石头过河”的实验，用双轨制来兼顾稳定和创新。结果是，中国经济自1978年以来以年均9％的速度保持了持续的经济增长，2006年比1978年增长了12倍。
相比之下，迷信新古典经济学的“休克疗法”的东欧、前苏联的经济转型经历了和平时期最大的经济损失。按照联合国的统计，东欧20年的转型导致经济下降了34％，人口下降了23％。前苏联“休克疗法”的损失则超过两次世界大战(见表2)。
三、结论：经济学流派的检验与综合
历史实践是检验经济学理论的试金石。我们现在可以依据历史实践，重新定位经济学中互相竞争的理论。我们重新发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对理解劳动分工的历史发展和当代的政治经济问题提供了有长远眼光的历史框架。尤其是马克思的经济结构分析，超越了没有结构和历史观念的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列宁和毛泽东关于非均衡经济发展的观察，对理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成功和世界格局的变化有深刻的启示。我们的任务是与时俱进，系统整合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的贡献，深化对当代经济结构转型的认识，发展新政治经济学和新的世界观。
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学，对理解技术革命与组织演化有重要贡献。复杂科学的科学方法为定量研究演化经济学引入了新的方法论。演化经济学的弱点是危机转型的经济政策，这正是用中国经验提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机会。我们建议加强马克思经济学与演化创新经济学之间的对话。
新古典经济学为定量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的静态封闭的经济理论，无法理解劳动分工的演化和大国兴衰，必须引入非线性和非均衡的修正，来改造新古典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的基本模型。经济学的核心究竟是优化还是演化?经济学的体系是改革还是革命?有待于未来的竞争和发展。[18]我们期待，中国经济学的成长将会跟上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为21世纪的经济学的变革做出贡献。
*本文是作者2012年9月22日在《首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暨第六届全国现代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研讨会》上的发言。作者感谢史正富、张维为、刘昶、崔之元、张军、陈昕、韩毓海、潘维、金钟伟、李世默、唐毅南、李华俊等富有启发的讨论。错误之处由本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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