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平衡增长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探讨

    内容提要：全球平衡增长议题的提出，为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和相应的贸易政策制定、调整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关系，设定了全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为国际贸易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对我国未来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的贸易争端和摩擦形成机制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全球平衡增长问题需要将理论、实证与政策研究相结合，寻求新的全球治理结构下的均衡。
    关键词：全球平衡增长，意义，内涵，研究方法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平衡增长议题对中国贸易摩擦的影响机制研究——以G20为参照系的政策设计”<09&ZD033>阶段性研究成果)
    20国集团由八国集团成员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作为一个实体的欧盟、澳大利亚和南非、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发达国家韩国、土耳其构成，简称G20。在本次应对席卷世界的经济萧条的全球行动中，G20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全球政策协调功能将在更为广泛的多边场合得以探讨，G20将成为未来构筑新型全球治理结构的核心。我国已全面参与G20的运作并发挥着日益强大的领导作用。2011年2月19日，在巴黎召开的G20成员峰会上，各国就建立衡量全球经济失衡指标初步达成共识，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私人储蓄率和私人债务、贸易账户和净投资收益与转移账户，将作为衡量经济过度失衡指标，同时充分考虑汇率、财政和货币政策。各国首先就衡量失衡指标达成共识，下一步将分析失衡的原因，并就如何解决失衡问题制定政策建议。
    全球平衡增长研究的意义
    1.理论意义
    (1)全球平衡增长议题内涵的讨论和深化。全球平衡增长议题自提出至今已三年，除了衡量失衡的指标，对于平衡的界定、测度、非平衡的原因等，各国及理论界都还未达成一致意见。我们需要新的理论模型，在凯恩斯的内部平衡和Meade的外部平衡的基础上，拓展全球平衡概念的外延，开发适用于科学合理准确表达全球非平衡的指标体系，在可辨识的非平衡基础上，讨论全球平衡增长的路径。
    (2)研究多边贸易协调机制约束的有效性、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各国共同目标的可能实现路径。多边贸易协调机制对成员国约束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多边机制存在的意义和作用。制定共同目标的过程充满了有着不同政府目标函数的各国之间的博弈，其中还隐含着各国国内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制定共同目标实质上是国际间利益分配的一种手段，共同目标必须符合各国联合福利最大化。研究共同目标制定过程及其有效性，将使我们能够预测哪些国际法则容易被违反，哪些会被遵守，哪些是有效率的。研究共同目标实现途径，使我们能理解在博弈的真实均衡实现过程中利益是怎样分配的。
    2.现实意义
    (1)把握全球平衡增长的新议题，协调与G20贸易伙伴国的经贸关系，是我国外贸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我国是G20成员国之一，与其他成员国的经济贸易关系、贸易摩擦和争端，将构成我国调整贸易政策和解决贸易争端的重中之重。据初步测算，排除金融危机的影响，2007年我国对G20出口总额占对全球出口总额的65.14%、对G20进口总额占自全球进口总额的58.01%、对G20的贸易总额占对全球贸易总额的61.98%。同时，我国对G20国家净出口总额占对全球净出口总额的68.64%、对G20国家贸易顺差占对全球贸易顺差的55.50%、对G20国家贸易逆差占对全球贸易逆差的40%。我国对G20的贸易流动占总贸易流动2/3的客观事实，使正确协调与G20贸易伙伴国经贸关系具有必要性和代表性。因此，针对G20提出的全球平衡增长议题，协调与相关成员国的经贸关系是我国解决外贸争端的重点，也是实现外贸健康发展的保障和基石。
    (2)深化多边贸易协调机制研究，是我国在国际场合中充分表达本国诉求，积极参与制定新型全球治理结构政策的保证。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国际协调机构中的话语权也在显著增强。另外，由于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国家，拥有占GDP份额最大的贸易顺差和大量的外汇储备，使得我国制定汇率政策、贸易政策成为各国重点关注的对象。在国际协调机制中的话语权，将使我国摆脱“被动挨打”的地位。对多边贸易协调机制约束有效性和共同目标的研究，将使我国更好的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充分表达本国诉求，并在共同目标的实现过程中考虑本国相应的政策反应，为政府的外贸政策提供更为理性的分析工具，对制定贸易政策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前提下，更好地平衡多边贸易摩擦。
    全球平衡增长的内涵
    在经济平衡问题研究中，早期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内部平衡问题。从凯恩斯时代开始，充分就业、物价稳定成为经济体内部平衡的要件之一。“二战”后国际贸易恢复时期，对平衡的讨论进入了一个强调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时期(Tinbergen，1952；Kindleberger，1969)。80年代中后期，随着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连年增长，学者们将注意力转移到经常项目上(Dornbusch，R. and S.Fischer，1980；Helliwell，J. F.，1989)。自这一时期直到现在，经常项目都是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的重要指标之一。
    1.内部平衡
    Meade(1978)赞同凯恩斯在他那个时代关于充分就业和物价相对稳定的内部平衡观点。但是他认为凯恩斯不仅只关注短期平衡，而且仅凭直觉判断短期内宏观经济指标总在均衡值附近，因此内部平衡问题在短期总是不显著。Meade认为工资刚性的假说在上世纪20年代或许还能站得住脚，但在“二战”后却无法成立，内部平衡的观点必须结合外部平衡并在国际收支(The balance of payments)的框架下重新审视。Kindleberge(1969)提出了通过贸易收支测度一国经济是否平衡的思想方法。他提出的平衡的定义为：其中T为对外转移支付，LTC和STC为长期和短期资本流出，G为黄金净增长。
    2.外部平衡和全球平衡
    Meade(1978)在诺贝尔奖领奖台上的演讲题目虽然是The Meaning of“Internal Balance”(内部平衡的涵义)，但是其确是想在新的经济环境中提出新的涵义。在“二战”后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中，对内部平衡的讨论不能只限于充分就业和物价，应加上国际收支平衡。Meade提出通过制定调控需求的政策稳定物价，改革固定工资制度达到充分就业，以及通过汇率政策达到国际收支平衡。他还提出通过减少间接税的方式调控国内需求，同样也可以减少贸易顺差，实现国际收支平衡。Dornbusch，R. and S.Fischer (1980)、Helliwell, J.F., (1989)、Obstfeld-Rogof(2005)、Dekle-Eaton-Kortum(2007)都将全球失衡理解或描述为经常项目的失衡。他们使用Eaton-Kortum(2002)开发的引力模型，研究了40个国家的经常项目失衡，认为回到平衡的方法是美元相对其他经常项目顺差国贬值10%左右。
    全球非平衡的原因
    对于全球非平衡的原因，各国都有带着歧视色彩的解释。幸运的是，经济学家的研究很少带有主观色彩。Angell(1928)研究了美国1919～1926年的贸易收支情况，发现贸易收支余额的波动与净商品流动的波动、净资本流动的波动很相似，并且认为贸易收支余额的变化与国内平衡没有关系。Kindleberge(1969)指出，美国贸易收支问题的根本原因来自消费者的过度消费或过度投资而不是源于对进口商品的过度消费。Helkie and Hooper(1988)通过对美国1981～1986年经常项目的研究发现，这些年美国净出口减少的绝对量大于经常项目的减少量。他们认为，这大部分归因于美国出口商品相对价格的上涨，小部分源自相比其他国家快速增长的美国人均实际收入。而这两者实际上又是紧密相关的。Yueh(2011)认为，全球失衡尤其是中美失衡的原因在于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失衡，如中国鼓励出口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长期贸易顺差存在。另外，各国国民消费与储蓄的失衡也是全球失衡的重要原因。
    全球平衡增长问题的研究方法
    探讨全球非平衡的测度问题，需要制定一套科学合理的全球非平衡指标体系用来对当前全球不平衡的现状进行测度。G20提出全球平衡增长议题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对当前的全球非平衡进行测度。对非平衡的测度问题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国国内平衡问题。自“二战”后国际贸易重新发展以来，内部平衡问题无法成为一个孤立的国家内部问题，必须与外部平衡相联系。因此，第二层次是与内部平衡相关的外部平衡。这种外部平衡可能是两国之间的平衡，也可能是多边体系中的平衡。第三层次是在多边体系甚至全球的平衡。这一层次的平衡因受到研究中的各国两两之间的相互影响而显得更为复杂。
    不管是哪一个层次，对于上述平衡问题的分析必须首先进行平衡的测度，这就关系到指标体系的建立。凯恩斯首先使用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等指标测度内部平衡；Meade(1951)在凯恩斯的内部平衡的基础上，加入国际收支平衡表以衡量一国经济的内外平衡。而多边体系或全球平衡的问题很少有学者涉及。
    1.一般均衡分析和CGE模型
    一般均衡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理论研究最为核心的研究法之一。CGE(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经常被用来分析贸易政策和分配问题，尤其是对每个单独的贸易政策的所有影响进行全面追踪和分析(Ronald et al，2009)。在全球平衡增长问题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将G20作为CGE模型一般均衡分析的整体，推导单边改变贸易政策对各国福利的影响，从而区分可置信和不可置信的政策选择。
    2.理论模型与实证模拟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通过对现有文献关于内外平衡概念及其测度的论
    述，梳理衡量一般均衡所需的指标体系，并在新的国际共同目标下讨论多边贸易协调机制约束的有效性。通过对消费者效用函数的科学设定，将收入边际效用不同的群体差异引入模型中，改进政府关于个体之间分配的态度，更加贴近政治经济分析的初衷。采用计量模拟方法检验由G20构成的共同代理框架中各国政府目标函数的动态变化对各博弈方福利的影响，是重要的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
    3.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遵循抽象设想—理论推导—实证检验—政策分析的研究脉络，注重实证检验结果与理论模型的拟合度，并基于多边贸易协调机制中各方现状进行原因分析。对全球平衡增长问题的研究，是要揭示在一定初始条件下贸易谈判的结果及各国可能采取的政策措施，为有针对性地制定各项贸易政策提供理论指导和依据。
    研究展望
    1.全球非平衡模型的构建
    将多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同时纳入分析范围的模型，除了经济力量的相互作用外，必然首先受到各国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继而受到各国利益集团的影响。构建全球平衡增长模型不仅要考虑这些经济和非经济的因素，而且要能够科学合理地测度全球非平衡的程度。这种模型对各国制定相互依存的贸易政策至关重要。构建全球非平衡模型需要同时考虑经济和政治因素，以及两者的动态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贸易摩擦的动态变化。
    2.贸易谈判模型的拓展
    Grossman-Helpman(1995，1996)的贸易谈判模型设定为两个大国的两个阶段动态博弈。第一阶段为国内利益集团博弈，第二阶段为各国贸易政策博弈。真实的情况是，多国进行长期重复博弈，使得各国的收益不是在以上第二阶段就确定，而是未来所有收益的贴现值之和。对贸易谈判模型的拓展假设各国拥有相同的政策向量，国家之间政策的两两相互影响也使得模型设定和寻找均衡更加复杂。假设政策向量中每一元素都是连续分布的，最终的均衡很可能不是纯策略纳什均衡，而是贝叶斯均衡；各国的收益也不是常数，而是存在一定的分布，各国根据收益的期望制定贸易政策。尽管拓展的模型更为复杂，但是这也许更符合各国长期博弈的实际。
    结论
    全球平衡增长议题，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探讨全球平衡增长的测度、多边贸易协调机制的约束——20所提出的全球平衡增长议题——其具体目标实施过程中的相关重要问题，是现在和未来一段时期内理论界重点关注的。在全球金融危机复苏过程中，各国会不可避免地相对主观地提出自己的诉求并付诸实施。不考虑对他国产生影响的贸易政策制定过程最终会形成贸易战，对各国福利都造成损害。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新的全球治理结构开始发挥其在全球政治经济领域的巨大作用——提出全球平衡增长议题，试图通过国际协调指导贸易利得在国际间的分配。多边贸易协调机制的本质就是指导贸易利得在各参与国间分配的一种制度安排。研究全球非平衡的测度、全球平衡增长的理论模型是为这种制度安排提供标尺，进而为我国制定贸易政策提供建议。
    参考文献：
    [1]Angell, J. W., Equilibrium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United States, 1919-1926.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28,42(3):388-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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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ornbusch, R. and S. Fischer, Exchange Rates and the Current Accou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70(5):960-971.
    [4]Helkie, William and Peter Hooper, 1988, “The U. S. External Deficit in the 1980's; An Empirical Analysis, ” in R. Bryant, G. Holtham and P. Hooper(eds.) External Deficits and the Dollar; The Pit and the Pendulum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5]Helliwell, J. F., Reducing International Imbalances; Evidence from Multicountry Model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 989, 79(2):258-263.
    [6]Kindleberger, C. P., Measuring Equilibrium in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9,77(6):873-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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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Obstfeld, M. and K. S. Rogoff, Global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s and Exchange Rate Adjustment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005(1):67-123.
    [9]Roland-Holst, Mensbrugghe, General Equilibrium Techniques for Policy Modeling, Draft, 2009.
    [10]Tinbergen, J., Four Alternative Policies to Restore Balance of Payments Equilibrium. Econometrica, 1952,20(3):372-390.
    [11]Linda Yueh, Re-balancing China: Link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forms, Asian Economic Papers, 2011:87-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