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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民大学民生论坛作学术发言阐述自己观点
需求侧倒逼公平、供给侧倒逼活力，这个两翼齐飞的观点(见PPT)引起反响
共享发展通常侧重民生福祉的八个方面具体内容：脱贫、公共服务供给、教育、就业创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健康中国、人口。我这里想着重用人本思想从结构的角度来谈谈这个话题。
如果全方位地审视中国的经济结构，我认为可分为六类：一是需求结构。经济运转首先必须有需求，这既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又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二是供给结构。供给方是由产业来提供的，可以把它视为产业结构，农业、工业、服务业等都属于供给结构的问题（当然，严格地说，产业结构与供给结构的研究角度和内涵不完全一样，还有制度供给问题）。三是要素投入结构。就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靠投入什么要素得以支撑。四是资源环境结构。从理论上说它也是一种要素投入，即资源要素，但鉴于中国这个问题十分严峻，我特意将其独立出来，列为一类。五是城乡结构。六是区域结构。
在上述六大结构中，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是中国经济在新阶段面临的两大难题,也是目前社会普通关注的热点。我在《人本型结构论》一书中主张应该实行“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三个为主，三个结合，两翼齐飞，两端发力。
释放新需求：侧重公平问题
从需求管理的角度分析，我国传统的思路特别注重“三驾马车”中的投资，一直实行投资驱动型路线，投资率居高不下（以至于现在部分强调供给侧的学者把需求等同于投资来看待），加上出口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压消费，导致消费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呈下滑趋势。最突出的是居民消费率低下。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相关数据，2012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与其他国家相去甚远，世界平均水平是60.4％，中国只有34.6％。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居民消费率是37.9%，比2012年有所提高。但即使是用37.9%与60.4%相比，中国居民消费率还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这一方面与投资率过高有关，另一方面是消费本身存在问题，包括消费能力、社会保障、消费安全、消费质量等。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在“十三五”乃至更长的时期内，应将需求管理的着眼点放在释放新需求上，但与强调投资驱动型不同，我所瞄准的是提高需求结构中的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以及相应的民富支撑。其实我们的消费需求潜力是相当巨大的，但是现在这种潜力被我们的体制和结构压抑着。
要进一步释放居民的消费需求，提高居民消费率，就需要进行需求侧的改革。尽管最近一段时间供给侧改革讲得很热，但我认为需求侧的改革在中国势在必行。不过，我讲的需求侧的改革，着眼于释放居民的消费需求，这是与投资驱动论者不同的地方，有人从投资角度批评甚至嘲笑需求论，可能以偏概全。首先，要解决居民能消费的问题，就必须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到重要的位置。这涉及初次分配中劳动者的报酬和再分配中居民收入的问题。现在收入分配中问题很多，公平问题尤其突出。要通过改革分配体制提高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反过来，又通过抓“能消费”倒逼分配制度改革。其次，要解决敢消费的问题，重点就要倒逼社会保障，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安全网。再次，要解决放心消费的问题，就要倒逼政府的监管机制，建立健全消费品质量安全监管、追溯、召回制度。
因此，我提出进行需求侧的改革，这不仅是释放13.7亿大陆人民的消费能力，更涉及社会公平问题。我在《人本体制论》一书中曾说，中国未来需要在“两个鸡蛋上跳舞”，一个是市场化，一个是公正化。要市场化，但要防止权贵；要公正化，但要防止民粹。有人讲，中国当前主要是民粹的问题，我不赞成这个观点。我认为，中国当前第一位的问题是权贵问题，第二位的才是民粹的问题（而且对“民粹”也要做出科学的界定）。目前社会上存在诸多不公平现象，其带来的差距在人们心灵上烙下了很深的印记。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我们的社会正在被逐渐撕裂，从这个意义上，我提出以“需求侧改革”倒逼公平问题，是有社会价值的。
创造新供给：瞄准活力问题
从供给管理的角度分析，我国供给结构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严重并存。以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服务业为例，其发展水平远远不够。201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50.5%，与2012年世界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平均水平70.2%相比，仍相差近20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结构应该向服务型经济转移，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从民生的角度，我们还要特别关注服务业就业指标。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仅为38.5%，而美国2010年是81.2%。虽有阶段不同的客观因素，但也可见中国服务业落后之一斑。
怎么办？就是要创造新供给。什么思路？就是创新竞争。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要研究如何用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促进创新竞争，增强各个主体的活力，用市场化来激活我们的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和管理五大要素。
实行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供给和需求，我认为供给侧的改革重点是瞄准活力问题，需求侧的改革重点是解决公平问题。从我个人所追求的建立一个活力与公平相统一的体制来看，我认为需要实行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到底新在哪里？我将之总结为“三个为主、三个结合”。
以供给管理为主，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
自2015年11月中央决策层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供给侧管理”一时成为热词。对此，有学者说，过去中国只讲需求管理，没有供给管理。我觉得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中国过去确实有需求管理，但同样也有供给管理，如多年来一直讲的农业现代化建设、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服务业、科教兴国等。至于供给结构性改革，也不是没有，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不就是典型的例子吗？总之，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方式，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是同时存在的。
去年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着特定内涵，它不是实行需求紧缩，而是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这里的关键是在“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中以哪个为主的问题。我认为，虽然“需求结构转型”十分重要，但供给（产业）结构转型是更突出的问题，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应该以供给管理为主，实行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
以结构改革为主，结构性改革和结构性调整相结合
其实，结构改革与结构调整很难严格区分，我更强调结构改革。现在学术界、经济界以及媒体说的结构性改革的含义宽窄不一。我倾向于从比较广义的角度来把握这一概念。它包括两部分：结构的全面转型和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改革（或者叫体制支撑）。简言之，结构性改革就是结构转型加体制改革。
在这个广义的“结构性改革”中，既有结构方面体制改革的内容，也有结构调整的内容，重点应放在改革上。因为中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且难以得到有效调整的深刻根源，就在于现行体制的掣肘和制约。如果没有经济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经济结构的改造、升级、转型都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无论是产能过剩，还是房地产库存积压、杠杆率过高等，根本原因都是体制问题。处置“僵尸企业”、降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增加有效供给、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归根结底都要依靠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以市场配置为主，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相结合
实行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究竟要采取什么模式？这是国内外颇为关注的问题。人们担心出现政府主导型的供给管理。
最近有学者指出，强调供给管理不等于搞计划经济。可能这位论者认为我们不会借供给管理搞计划经济，但绝不意味着供给管理中没有搞计划经济的可能性。因为就一般理论分析，客观上就有两种不同的供给管理：一种是偏于市场决定的，一种是偏于政府主导的。
那么，应该从哪个角度、参照什么指标来鉴别这两种不同的供给管理？我认为有三个层面：最高层面是政府，中间层面是市场，最低层面是企业。下面就从这三个观察点进行分析和鉴别。
一是看微观经济基础。我们现在的微观经济基础是什么？是继续坚持国有经济“一股独大”，还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当前，焦点集中在如何对待国有经济中的某些“僵尸企业”上。2015年7—8月，我在东北调研时发现仅地方政府就有好几百家国有亏损企业，亏损额达460多亿元，其中不少属于“僵尸企业”。这些“僵尸企业”是中国经济的毒瘤，已经吞噬并且将继续吞噬大量的宝贵资源。有观点认为，国有经济实际上是中国继枪杆子、笔杆子后的“第三支力量”——“企杆子”，即使亏损，也要保住这些企业。对这些“僵尸企业”，到底是以壮士断腕的魄力予以切除，还是基于“企杆子”理念不加分析地做大？最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东北全面振兴的新文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分别给了令箭: 给国有企业的令箭是“增强活力”；给民营企业的令箭是“做大做强”。而“做大做强”过去是专门给国有企业的。
二是看市场体系，要看是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否矫正以前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配置扭曲，能放开的尽量放开，以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三是看政府体制，看究竟是减少政府管制还是强化政府主导。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这三张清单是否落实，权力是否依然任性。
我曾提出一个词“市决政用”，即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发挥作用。我认为，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应主张以市场配置为主，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相结合，注意防止政府主导的供给管理回潮。
除了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外，在要素投入结构、资源环境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方面，也要注重用人本思想来引领和推动。在要素投入方面，重点要瞄准人的心灵放飞和万众创新。在资源环境结构方面，着重关注生态福祉和环境人权，从技术、结构、政府和市场四条线路推进，实现天人合一、保护环境人权。在城乡结构方面，要着力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的“双二元结构”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城内融合”。在区域结构方面，应瞄准区域人际协调，以避免“板块群体碰撞”。如果能做到上述诸点，中国的“结构病”当能得到缓解，一种人本型经济结构将展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