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薇 袁飞兰：劳动收入份额、总需求与劳动生产率

    [摘要]为探讨中国收入分配变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本文构建了一个融合收入分配的总需求效应和生产率效应的经济增长模型，利用中国1978—2015年时间序列数据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总需求增长机制主要表现为“利润拉动型”，并且随着出口以及投资在GDP中占比不断提升，“利润拉动型”特征呈不断增强趋势。实际工资上升和总产出增长均会给劳动生产率带来正向效应，劳动生产率的实际工资弹性为0.34，而维多恩效应表现更强，劳动生产率的总产出弹性为0.65。在总需求机制与生产率机制的互动作用下，1978—1991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总产出效应为负，生产率效应为正；其余各时段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总产出效应、生产率效应均为负，且负效应随时间增强。在整个样本期内，劳动收入份额增长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总产出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分别平均下降0.78和0.17个百分点。本文认为，应该转变总需求增长机制，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形成“工资提高—总需求提高—生产率提高”的持续良性发展模式。
    [关键词]劳动收入份额；总需求；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水平
        【文摘】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出现较大幅度下降，这一特征事实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按GDP法计算的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在1990年达到54.08%的峰值后，1995年降至51.44%，之后更是一路下降至2007年的44.92%，尽管2008年后又开始有所上升，但回升幅度不大，2015年回升至47.89%。自2008年以来，国内学者较多地探讨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影响因素，分别从资本深化、偏向性技术进步、市场经济制度、产业结构等方面展开研究。然而，在学者们重点关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影响因素时，另一个重要的议题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即评估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实际上，在解释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原因的同时，更需要探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对总产出、生产率产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这样才能制定有针对性的收入分配政策。目前，尽管有少数学者基于Bhaduri-Marglin模型从总需求角度研究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但至今还没有学者从总供给（生产率）层面研究其经济增长效应，更别说把总需求机制与生产率机制结合起来做总体效应分析。
    在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高速增长中，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对经济增长、生产率提升产生了正向的促进作用，还是带来了负面的消极影响？如何通过探讨具体的作用机制测度其影响效应？尤其是2008年以来，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体现为国际市场低迷、国内经济增速向中高速区间平稳过渡、劳动收入份额小幅回升等，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对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随时间更趋突出。因此，探讨这一议题，将有助于从收入分配的视角研究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与结构转换，探讨中国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
    可能的创新之处体现在：①理论上，对Naastepad（2006）模型做了改进和完善。Naastepad（2006）模型由各个单方程及其求解结果构成，具体改进体现在：在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上，针对Naastepad（2006）模型中可能遗漏的重要影响变量，本文模型做了相应补充；对消费方程重新设置，使得总需求模型的最终求解结果更明晰，总效应及其分解得到直观表达，同时，减少了需要以样本均值直接代替估计值的参数，实证研究更具可靠性。②实证分析上，采用中国时间序列数据（1978—2015年）研究了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总需求、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工资水平之间的作用机制，测算了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总产出与生产率效应。③过去学术界多认为，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导致国内消费低迷，给经济增长带来了负向效应。但本文研究表明，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对中国过去近40年的经济增长、生产率提升主要产生的是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这一促进作用是在“高投资、高出口”的特定经济环境下实现的。④本文研究表明，中国目前具备条件来更稳步地提高劳动报酬，使总需求增长机制由“利润拉动型”逐步转变为“工资拉动型”，由此实现“工资提高—总需求提高—生产率提高”的良性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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