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薇 袁飞兰：劳动收入份额、总需求与劳动生产率

    围绕收入分配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主要的研究线索可概括为：一是关于收入分配变化的总需求效应研究；二是关于收入分配变化的总供给效应（生产率效应）探讨；三是近年来国外学者将收入分配变化的总需求效应与生产率效应结合起来分析。
    通过对Naastepad模型的改进与完善，构建了一个更具一般性的同时融合收入分配变化的总需求效应与总供给（生产率）效应的经济增长模型，利用中国1978-2015年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收入分配变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展开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①从总需求效应看，中国总需求增长机制主要表现为“利润拉动型”，并且，随着出口以及投资在GDP中占比不断提升，“利润拉动型”特征呈不断增强趋势。②从生产率效应看，劳动生产率的实际工资弹性为0.34，而维多恩效应则表现得更强，劳动生产率的总产出弹性为0.65；③从总效应看，1978-1991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总产出效应为负，生产率效应为正；在其余各时段，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总产出效应、生产率效应均为负，且负效应随时间增强。
    上述实证结论表明，过去近40年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对中国经济增长、生产率提升主要产生的是正向作用。一方面，随着出口以及投资在GDP中占比不断扩大，中国总需求增长机制的“利润拉动型”特征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实际工资增长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确实存在着正相关，且相关系数较高（0.34）。因此，劳动收入份额增长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生产率增长的总体效应为正，主要源于总需求增长机制的“利润拉动型”特征和“高投资、高出口”的特定增长路径。与此同时，劳动收入份额绝对水平下降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出口大幅度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尽管中国过去的“出口导向型”、“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取得了显著成功，造就了中国的“增长奇迹”，但是这种发展模式本身具有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主要体现在：其一，中国出口对劳动成本、国际市场景气度十分敏感，出口的劳动收入份额弹性、国外总需求弹性分别高达1.16、1.74。其二，从国外学者研究结果来看，开放经济下的大国（美国、英国、德国等）的总需求增长机制主要表现为“工资拉动型”。作为大型经济体，产能和国内市场容量巨大，当其出口量增加到一定程度，要逐渐转向通过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来扩大国内需求。实际上，2008年以来，出口市场的收缩，越南、印度等拥有更廉价劳动力国家吸引了更多国际投资，中国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亟待转型。其三，大量的公共投资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和地方政府债务加重，导致资本边际生产率下滑、许多产业产能过剩、环境资源过度消耗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政府多次强调，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本文的研究表明，持续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将成为推进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原因在于，劳动报酬的提高不仅直接推动生产率水平提高，并且在“工资拉动型”总需求增长机制下，还会带来总需求提高，进而通过维多恩效应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即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在总需求、生产率方面的正向效应叠加，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动力。
    研究表明，随着中国逐步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型发展，使总需求增长机制由“利润拉动型”转变为“工资拉动型”的条件已经具备或正在形成。已具备的条件是指，中国消费需求对劳动收入份额的长期弹性高达0.80，因此，如果持续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有效提高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则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对消费产生的正向作用将能够超过对投资、出口的负效应。正在形成的条件是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提高供给质量作为主攻方向，这样，一方面，能够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形成不依赖于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实际工资上升给出口带来的负效应将会大为缩小；另一方面，通过改善商品市场的供给结构，能够满足国内日益升级的消费需求，实际工资上升带来的总需求增加将主要流向国内市场。由此可见，应通过各种政策，促进实际工资水平提升，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占比，那么，在总需求增长机制与生产率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就能够实现“工资提高-总需求提高-生产率提高”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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