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晶 李成 李育：扭曲、赶超与持续增长

    “良性扭曲”的理论解释
    （一）后发优势
    后发国家具备后发优势。Gerschenkron 首先指出了相对于英国，俄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具有“后发优势”，从而不必遵循英国的老路。越是经济落后的国家，通常会实现越快的经济增长，政府和银行也会在配置资本和企业管理中扮演较为积极的角色。理论上讲，一个发展中国家潜在的后发优势包括借鉴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商业经验、市场模式等。这种借鉴甚或模仿通常比依赖自主研发创新更为容易、经济且风险较小。此时，政府往往可以通过挑选“赢家”的模式，在上述活动中扮演关键角色，而来自微观主体的创新则居于次要地位。
    不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迈向更高层次，后发优势的空间逐渐收窄，创新前沿的不确定性也相应提高，政府难以掌握充分信息做出正确决策，因此其主导下的对“赢家”的选择会面临更多挑战。因此，在更高发展阶段的背景下，政府干预（扭曲）的负面作用也开始显现，进而成为阻碍创新、损害发展可持续性，特别是使发展中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二）次优原则
    “良性扭曲”得以成立的另一种解释在于所谓的“次优原则”。根据Lipsey & Lancaster（1956）的论述，有关市场扭曲的“次优原则”是指，如果不能去除所有扭曲（某种意义的最优状态），往往需要引入某些扭曲（一种或多种）来制衡其他扭曲，从而实现一个更为有效率的、次优的结果。在此方面，钱颖一也表达了近似的观点，即在“次优原则”下，不同扭曲的作用可以相互抵消，因此可能有利于经济的平稳运行和效率改进。反之，在多种扭曲共存的条件下，去除部分扭曲反而可能导致一个较之于次优状态更差的结果。
    寻租行为可能有利于突破体制障碍、推进市场化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当然存在争议）。政府管制以及产业政策、发展战略的制定，会带来寻租空间。但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早期，由于企业家精神与资本都较为匮乏，在市场导向的大原则之下，部分寻租行为可能为投资和学习、创新等行为提供激励。政府管制、体制障碍是扭曲，而寻租行为也是扭曲。以后者应对前者，是以一种扭曲应对另一种扭曲，也可能产生积极的效果。这一点在近年来有关政府行为的文献中多有涉及。
    中国的改革实践也提供了以一种扭曲应对另一种扭曲的案例。市场体系不完善、产权保护不足的内生性扭曲在中国改革之初尤为盛行。而此类扭曲很难通过市场发育自行消除或完善，而往往需要另一种扭曲如直接的政策干预，来加以纠正。例如，当产权受到较好保护时，私人企业的效率一般会高于公有企业——后者受制于所谓的“委托-代理”问题。此时，政府过多作为往往会带来效率损失。然而，由于体制机制不健全等因素，私人企业难以在制度性的法制框架下保护其产权。此时，企业往往借助于地方政府的直接干预来实现这一目的，即以一种扭曲应对（或纠正）另一种扭曲。
    在此也需强调的是，“次优原则”下的扭曲只是一种临时性的、有诸多条件限制下的政策安排。一旦市场体系渐趋成熟，扭曲的消极作用将会凸显。
    （三）协调失败
    一般来说，不同类型的治理机制适用于不同的任务。处于发展初期的经济体面临各种协调失败，不同的协调机制，如国家、市场、社区组织，在克服这些失败时，都会发挥不同的作用，有时是相互矛盾的，有时是互补的。这些角色在不同发展阶段是高度依赖于特定语境和历史路径的。强调一种协调机制普遍优于另一种协调机制是过于简单化并且也是与历史不符的。
    市场在协调众多非合作型互动(non cooperative interactions)。非合作性框架把所有人的行动都当成是个别行动，强调一个人进行自主的决策，而与这个策略环境中的其他人无关。治理效率低下以及奖励出色业绩方面是一流的机制。但是，如果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配置不当，以及长期投资决策具有重要的战略互补性，市场就无法进行有效的协调。尤其是，信贷与保险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合约的“不完备性”的含义，对于穷人而言更为严重，从而大大降低了社会用于生产性投资、创新和人力资源开发的潜能。由于各种不完备性的存在，非合作型互动将是无效的，从而需要政府提供指引（并提供选择性的激励或抑制）来激发个体间的合作行为。
    市场面临的协调失败（或更常用的“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一逻辑，与次优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处，只是角度有所差异而已。在一些领域（如合作型互动）或在一些发展阶段（比如市场不发育），市场不能很好地发挥协调的功能，就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因此，除了扮演保护产权和市场运行的“守夜人”的角色外，在某些条件下，包括发展路径出现结构性变动、发展前景不确定性过多等，政府可以扮演经济活动的指引者、协调者、激励者、推进者等多重角色。现实中，欠发达及转轨经济体往往会面对上述问题和挑战，此时，一个拥有更强能力（包括资源动员能力、决策能力、规则制定与执行能力、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等）的政府是必要的。理想状态下，这种政府既应当超脱于特定利益集团，又应当受到足够的制衡、约束，以使得私有产权、契约以及市场制度等不受政府的侵害与干扰。不过，尽管政府干预的出现是为了应对协调失败或市场失灵，但政府也有失灵的时候。比如，尽管产业政策在本轮危机以来重受青睐，但挑选赢家的策略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如寻租问题等），却也是有目共睹的。这意味着，政府干预既要能克服协调失败（或弥补市场失灵），同时又要避免政府自身的失灵。这需要获得政府与市场间的完美配合和微妙平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在特定时期、特定领域、特定的经济体，也不乏成功案例。可见，良性扭曲的存在是有着非常严苛的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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