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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才辉：最优生产函数理论的范式转换
http://www.newdu.com 2018/3/8 《经济评论》2018年第1期 付才辉 参加讨论
[原文标题]最优生产函数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向新结构经济学的范式转换
[摘要]本文通过标准化的简约模型形式化了一个完整而简洁的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新古典框架，阐述了以资源最优配置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向以结构变迁为核心的新结构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将外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转换为内生的“AK”生产函数，推导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定理，并予以计算机模拟。此外，作为理论拓展，本文也讨论了结构变迁中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以及多维禀赋结构的专业化分工和统一增长问题。最后，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的全球跨国数据、13个发展典范和中国的结构变迁试验为例，对支撑新结构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结构变迁方程进行了校准。结果表明，新结构经济学的最优生产函数理论不仅对发展与改革有强大的解释能力，而且还对实践有极强的政策涵义。
[关键词]新古典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最优生产函数
[作者简介]付才辉，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研究项目]本文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下新常态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5CJL025）的资助。
【文摘】
众所周知，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了《国富论》而被称之为经济学之父。其后，现代经济学有两个里程碑式的标志：其一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1890年发表《经济学原理》，建立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方法，开创了新古典学派，使得经济学从仅仅是人文科学和历史学科的一门必修课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二是瓦尔拉斯在1874年发表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开创了今天经济学教科书基本框架的一般均衡理论，企图证明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的“看不见的手”，无奈那个时代的数学水平很有限，瓦尔拉斯证明错了。1954年，德布鲁和阿罗利用数学家的成果“不动点定理”给出了一般均衡存在性的数学证明。至此，现代（微观）经济学的“DNA”一般均衡理论基本定型，后来者大多是修修补补罢了。
1929年，“大萧条”的爆发打破了古典一般均衡理论，诞生了以总需求为核心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其后的20世纪40年代开始，以哈罗德-多玛模型为代表的早期开拓者使用一些基本变量构建了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总量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经济增长，他们试图使用里昂惕夫生产函数中资本和劳动的不可替代性论证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在此基础上，1956年，索罗使用了资本和劳动可替代的标准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建立了以总供给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基准模型，激起了第一波对经济增长的系统分析。1958年秋，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这本迄今为止最著名的教科书，尽管在“两个剑桥学派之争”中举了白旗，但依然定格了当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
在经济增长领域，紧随索罗模型之后，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天才少年拉姆齐的基础上卡斯和库普曼斯通过内生储蓄率完成了新古典增长模型，史称“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RCK）”。然而，由于新古典生产函数的边际递减法则，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资本积累无法驱动长期增长。为了突破这一桎梏，其后的70年代以AK模型为代表的外部性增长理论认为，当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等各类资本的总和被积累时，正的外溢作用使得新古典生产函数的边际报酬递减法则被突破，长期增长成为可能。AK模型是向内生增长理论的过渡。得益于微观产业组织理论，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突破了新古典模型完全竞争的假定，标志性的理论突破是1989年的罗默模型和1992年的熊彼特模型，认为中间产品种类扩张以及质量改进等形式的创新活动是研发投入的结果，激励机制在于持续创新的垄断租金，奠定了解释长期持续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机制。经济增长的动态一般均衡理论大致可以归结为上述三种基本范式。不过，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资本深化与技术进步只不过是增长本身而非原因（或可称为近因），制度才是潜在的根本原因。然而，这些增长理论大都是以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片段特征为依据。在新世纪初，又出现了旨在对前工业社会的马尔萨斯停滞和工业社会持续增长的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进行解释的统一增长理论。在发展领域，战后兴起了以“旧结构主义”为代表的第一波发展思潮。“旧结构主义”败走麦城之后的八九十年代开始逐渐被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第二波发展思潮所取代。“新自由主义”声名扫地之后的新世纪开始，各种取而代之的发展思潮又风起云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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