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宏观经济分析应注重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老师，以及媒体界的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这是我第一次以（社科院）经济所所长的身份参加这样一个论坛，虽然在座的很多朋友我们经常见面，但那是在其他场合，所以以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论坛这样一个平台，我们能聚在一起，感到既高兴又新鲜。
    作为主办方，付志峰校长刚才已经致了欢迎辞，我除了继续表示感谢和欢迎之外，没有更多的话要说，只想借这样一个机会谈一谈我自己最近关于宏观经济分析方面的初步想法。起了一个题目，刚才张教授已经说了，是宏观经济分析应注重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之所以想到这样一个题目，我注意到经济发展新常态这样一个字眼是在2014年开始形成的，是总书记的一次讲话，后来到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作出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常态这样一种重大的判断。
    2015年，先是提出五大发展新理念，紧跟着到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提出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年末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正式提出，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这些提法当你一幕一幕的回忆起来，并且立足于当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时间过得非常快，已经有三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三年多的时间当中。大家想到2014年最初提出，叫做认识、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我们立足于当下就要问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不是已经认识适应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第二是不是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阶段？我们不做圈外的考察，就立足于我们这个圈子。我们的宏观经济分析，比如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讨论中国经济周期问题，当我们在进行如此之类的问题的分析和研究的时候，我们的脑子里在认识、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表现？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道理非常简单。我们身后的背景已经发生变化，是经济新常态而不是旧常态，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也已经做出重大调整，我们正在做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是遗忘的着眼于需求的那样一种措施措施。所以当意识到这一切一切都在发生变化的时候，我想恐怕得需要沉下心来作一番审视和检讨。这种审视和检讨的一个最常用的办法，其实就是比对，过去我们怎么做的，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现在做的和过去有哪些不同，当你意识到经济发展是新常态而不是旧常态的时候，当你意识到理念是新发展理念，而不是老的发展理念的时候，当你认识到政策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是以往的需求管理的时候，那我们关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是怎样做出的？我们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又是怎么做出的。但不管怎么做出，我觉得有一条我们要坚持，总要有点变化。总要和过去有所不同，否则我们难以说我们认识、适应、把握、引领了新常态。
    当然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是不讲圈外，就讲我们自己。我们所做的宏观经济分析，总体上讲变化不大，或者不那么显著。我只举一个例子，是我相对来讲比较熟悉的例子，我是一直做财政税收的研究，对财政税收的形式和政策的变化相对比较敏感。比如说积极财政政策，我们对这样一个字眼非常熟悉，应该说它形成于1998年那场东南亚金融危机，当时朱熔基总理主政，当提到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二字时，我们知道它的基本含义就是扩张，所以看到积极财政政策就等同于扩张性财政政策，这是我们都已经认定的事实。那么当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形成过程当中的时候，首先是经形势判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社会总需求。很多人在解读这句话的时候，把适度扩大的“适度”二字忽略掉了，就把它理解为扩大社会总需求。再有人也会注意到，积极财政政策本来就是表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但是从2015年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要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后边不断的加后缀。2015年提出基于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2016年提出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有力，今年又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
    当注意到这些字眼并且把积极财政政策等同于以往以需求管理为主线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对今年的财政政策的安排是不满意的。我见到好多这样的提法和说法，就认为面对稳增长的这样一种强烈的需求面对经济增长下行的强大的压力，我们的财政政策不够积极，不够有效。当然更谈不到更加积极有效。我看到很多人在做这样的一类判断和分析。但却是如此，如果说把这样一种政策安排放在经济的旧常态下，放在以需求管理为主线的扩大需求的财政政策的安排线索上的时候，我们的确认为现在的财政政策真的应该更加积极，或者进一步的扩张，比如说财政赤字。我看到有些我们的同行，当看到今年财政赤字安排在23800亿，并且财政赤字的增量只有2000亿的时候，经济学都深知，财政有没有赤字并不表明是不是扩张，财政赤字的规模也不表明扩张的力度，真正的扩张力度体现在财政赤字的增量上，2000亿的财政赤字增量怎么能说更加积极有效呢？因此，大家对今年的财政赤字的这样一种判断以及效应的分析，我觉得字里行间，言谈话语之间，总是说还不够。紧跟着的主张就是财政赤字要突破3%的界限，甚至我见到一个说法，突破8%也是可以的。甚至有人说10%又怎样呢？和其他国家比我们还处在一种怎么样的水平？如此之类。
    但如果说换一个背景，换一个政策主线，你的分析会不会有所不同呢？比如你告诉自己，你现在处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你现在处在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新的政策框架条件下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判断，是不是要对以往政策框架下的那样一种判断做那么一点少许的修正呢？如果能做这样的调换，环境的调换和政策主线的变化，发展理念的调换的话，我想肯定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比如说3%，我们知道3%是怎么回事，欧洲国家自己也没有遵守这样一条线，但不管怎么讲，我把3%引入中国的时候，我们是把它当成一个安全的警示线来引进的，并且每年的记者招待会，每年的形式的通报会，在谈到中国的财政赤字有没有风险的时候，我们的领导人、部门负责人也总是说没有突破3%，因此我们的财政赤字不会带来风险，总是这么讲。所以在中国人心目当中，它实际上是一种标识，是一种心理的防线。当你走出3%这样一个控制线的时候，对于人们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产生怎样的影响，会如何影响人们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这样一种预期。这一点恐怕是要想到的，不仅影响到当前，而且影响未来。
    再比如，中国的财政赤字和其他国家财政赤字虽然都用得是赤字两个字，但是我们的国情不同，我们提到的公开讲的财政赤字就是讲四个预算当中的一般公共预算的赤字，23800亿，不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支的差额呢？但是脱出一般公共预算，看其他三门预算，我们看到了其他带有赤字的因素了吗？我们并没有看到或者看得并不是很清楚。不讲其他，政府性基金预算今年发行的债券就列了8000亿，这8000亿不是赤字吗？所以仅仅盯着一般公共预算而不考虑其他部分三本预算，从而没有对中国整个实际财政赤字做一个总体判断的时候，你恐怕也会觉得赤字的效用不够或者不过瘾，这是一个问题。
    再有，当你意识到今年的提法，就是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社会总需求的时候，适度两个字和以往是不大一样的。适度表明什么？表明我们对于社会扩大总需求是要把握一定度的界限的，不是全力去扩大。适度也表明在扩大社会总需求这个线索上的行动是辅助性行动，而不是主力队员的角色。所以这个时候的积极财政政策的解释就不能仅仅用在扩大社会总需求方面的效应怎样这一个标准来作判断了，一定要引入供给侧的标准，引用结构性改革的标准，引用是不是推进改革的新的探索。这些东西不该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吗？再比如地方债，讲到中国的地方债的时候，总得要看到现行我们的财政体制不够规范，一旦稍有松懈。以目前地方政府行为的惯性，不控制地方债还会泛滥成灾。
    如果说从中央财政的安排上就按照3%以上的赤字去安排，比如4%、5%，给地方政府传递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号呢？如此等等，当我们把这些东西都考虑在内的时候，恐怕我们对今年积极财政有关财政赤字的安排就不再是那样一种不满意或者觉得不过瘾、不够扩张的一种判断了。所以这时候是真的很有意思，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总是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当我们把立场变一变、观点变一变、方法变一变的时候，我想宏观经济分析得出的判断就是不一样的。
    再讲一个例子，现在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总是要提到减税降费，这是李克强总理在放管服方面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如果我们站在经济旧常态的背景条件下，并且仍然操用以往需求管理的政策思路的话，你总会觉得现在的减税降费的力度不够大。去年减了5700亿，今年计划减5500亿，说这样的减税力度不够大，而且也总会有人提出要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怎么加大呢？不惜扩大赤字。这显然放在旧的背景条件下，旧的政策框架条件下无疑是对的。但是当你意识到是在新常态背景条件下说话，当你意识到推进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是需求管理的时候，我觉得情况就会有所不同。比如目前的减税降费的主要着眼点是降成本，而且降的是企业成本。把这样一种减税降费和它的目标相对接，你盯着降成本，这手启动减税降费，那头降成本，你得看一看减税降费在降成本方面究竟能不能有实效。比如说，按照不少人的主张扩大财政赤字去减税降费，扩大财政赤字之后的减税降费是用什么效应呢？常识告诉我们得发国债，不可能扩大财政赤字就完了，肯定要发国债，等于说用发行国债的办法去支撑或换取减税降费，再具体讲借钱减税降费，借钱减税降费能降成本吗？借来的钱终究是要还的。
    我们说政府债可以永久不还，不断的置换，把它忽略不计，但是不还的债要计息啊，不付息吗？付息。付的利息会形成什么？未来财政支出的叠加，会叠加到未来财政支出的基础上，今年借债明年就开始计息了，这些叠加的支出最终又是什么呢？形成企业新的税费的增量，羊毛主要出在羊身上。因此它是一种从根本上的减税降费的降成本的措施吗？显然不是。再进一步看，减税降费的目的除了降成本之外，就是调整资源配置格局，总得要把政府的一部分资源调增给企业吧，在政府支出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在政府发国债的办法，借钱的办法去支撑减税降费，实质的资源配置格局不会发生变化。他所带来的唯一的变化是政府融资方式的变化，原来是强制收上来的钱，现在变成借来的钱。不就是这样一种变化吗？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当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的时候，情况也会有所不同，你就会瞩目于新的减税降费的办法，而且瞩目于减税降费的可行性。
    今年的减税降费实际上是有新意的，这个新意是什么？就是一方面通过借钱减税降费，财政赤字的增量是2000亿，另外一方面是削减政府支出，尽管削减的规模不大，但总归提出了三个方面的线索。第一，一般性政府支出消减5%，现在已经部署了。第二，绝不允许增加三公经费支出，把三公经费的存量锁定了，经济增长，三公经费不涨。第三，削减非重点项目的财政支出。所以今年的减税降费是一种借钱减税降费，和削减政府支出支撑的减税降费，并行的减税降费的办法，得根据可行的空间来安排减税降费规模，所以就安排了3500亿的减税，2000亿的降费的安排。所以这样的理解，我们能够看得比较清楚。
    说了那么多，我只想说一件事，就是要引领好经济发展新常态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我们说了那么多，其实不是说企业要做什么或者政府要做什么，决策部门管理层要做什么，其实任何事情都是理论先行。我觉得更多的是经济、理论工作者首先要把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任务完成好。
    当前围绕着经济发展新常态，围绕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说新瓶装旧酒，穿新鞋走老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执行过程中被打折扣，不由自主的回到原有的路径上去，形成路径依赖，如此等等，表面上看是实践问题，实际上是理论问题。我们没有把这些理论问题交代清楚，或者是交代了，但是交代的不够明白，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道理讲到让普通人理解扩张性经济政策那样的地步的话，我想障碍就会减少许多。我一提凯恩斯的那套东西，连普通百姓都懂，逆风行事，这套东西是多少深入人心，但是相对于新常态，相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讲的决不是非常透彻。好多人还不明白，究竟有何不同呢？特别是官员。官员在发言的时候总是两段，前面一段说一定要坚持发展新理念、坚持供给侧改革立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这种表态性发言是非常好的，但是一到具体措施的时候，他的政策立足点，理论基础基本上还是照搬老一套的思维方式。所以这样的情形我觉得不能再继续，再继续的话，认识、适应、把握、引领的道路就太漫长了。三年多的时间还是这个样子，显然不行。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起一套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并且能够与大不相同以往的政策框架作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体系。
    所以总书记讲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这一套经济学的立足点显然是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而不是经济发展的旧常态，显然是新的发展理念，而不是旧的发展理念，显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主线，而不是以需求管理的那样一套政策框架。因此在当前与今后这个时期，我觉得我们应当在宏观经济分析方面把建立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讲好中国的故事作为中心任务，并以此引领中国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远大的任务，在此之前或者为了走向和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在当下我建议我们应当开始有意识的以比对的思维方式作宏观经济分析。
    当我们提出一个重大政策判断的时候，过去我们怎么说的，现在怎么说的，怎么变了，当我们提出政策建议的时候，总是要说以往该怎么提，现在该怎么提，总得要有点变化，我先不说“大不相同”，一定要不断的警醒自己，我们应当立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标准于践行新的发展理念。
    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张连城：高所长是我国著名的研究财政税收的经济学家，对我国财政政策在新常态下的实施提出了新的理念。因为中国现在的隐性赤字太多了，高所长建议一定要坚守3%的赤字不突破，否则中国经济运行可能会出现大的风险。重点应当依靠缩减政府财政支出来降低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在新常态下主张理论工作者应当把政策主张上升到理论层面，引领和构建新常态下的经济学。让我们感谢高所长的发言。
    来源：中国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