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十年宏调的历史与逻辑

    “异乎寻常的十年”：中国经济 “超预期追赶”
    如果用人民币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这十年与早先时期比较并没有特别大差别，然而从开放宏观角度观察，用市场汇率折算美元来衡量，中国在进入新世纪后增长速度是上世纪80、90年代两倍多，2003年到2012年这十年相对增速更高。
    这个异乎寻常追赶远远超过早先预测。比如据媒体报道，2005年国家领导人在一个外事场合演讲时提到一个预测性看法，认为到2020年我国GDP总量将达到四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三千美元。然而此后经济追赶速度很快，这两个针对15年后的量化指标不到5年就已超过，去年我国GDP十万多亿美元，人均GDP约八千美元。目前我国经济虽面临下行调整困难，然而随着经济运行走出低谷，到2020年很可能达到人均一万两千美元上下，经济总量将接近美国。新世纪初十余年经济追赶大幅提速，不是预测而是实际发生的经验事实。
    追赶提速使中国经济对整个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提升。为此我设计增量贡献比指标观察，2000-2005年用汇率衡量的GDP，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量贡献是7。8%，美国当时是20。7%，欧元区是30%，中国远远低于美国和美元区。2005-2010年增量贡献比跃升到20。6%，接近美国和欧元区的总和。我们2012年主要利用IMF预测数据估算2010-2015年增量贡献比为29。6%，最近根据最新数据更新估测，结果发现近年日元和欧元贬值，日欧此期贡献率为负值，我国增量贡献比约为59%，同期美国贡献比为36。4%。用PPP衡量，2010-2015年中国增量贡献比率为29%，同期美国、欧元区、日本贡献比总共为30%。
    “开放”宏观：中国将面临金融大国、货币大国挑战
    中国经济在改革初年比较封闭，随着改革开放推进逐步出现和发展其开放属性，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初步显示开放宏观经济某些特点。入世以后中国经济开放度提升与追赶提速，伴随宏观经济开放特征全面彰显加强。因而观察宏观经济与讨论宏观政策，越来越需要开放经济视角：无论是经济增长驱动因素，还是货币扩张与短期波动形成机制，抑或国际收支规模和结构变化，又如中国与全球经济互动关系，脱离开放观察视角难以理解。
    “一带一路”、亚投行、人民币加入SDR、积极参与G-20协调对话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理念转型，都显示中国在推动当代全球经济与金融治理结构调整改革方面具有重要影响。新世纪初年我国我国开放经济超预期追赶并深刻改变全球经济格局，未来将面临承担金融大国、货币大国责任的挑战。
    从“反反冒进”到宏观调节，再到宏观调控
    中国宏观调控内涵也发生了阶段性演变，表现出一系列深刻特点。
    “宏观经济”作为西方经济学概念在计划体制时期不可能成为官方经济政策表述，然而以整体经济波动作为主要对象的宏观政策实质内容，或许即便在当时也“不缺席”现实经济生活。例如上世纪50年中后期我国经济运行发生“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大跃进”的政策调整与反复，在体现高层治国理政不同取向分歧同时，也折射宏观经济波动以及是否应实施逆周期调节的广义宏调内涵。对上世纪60-70年代国民经济波动和政策管理实践，也可以从宏观经济政策角度加以观察解读。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中国经历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必要性也逐步体现出来。经过最初几年实践探索与学术讨论，逐步形成在体制转型时期政府需要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共识，政策方针具体表述则经历了一个探讨演变过程，最后阶段性定格为“宏观调控”范式。
    上世纪80年代前中期总体是改革开放激情澎湃时期，对宏观经济政策中心命题认知也体现出比较激进与更加重视市场化改革逻辑一致性的特点。例如1987年中共召开十三大，虽然对经济体制改革总思路尚未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报告要求“逐步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强调“间接管理”、“宏观经济调节”体现当时决策层对未来宏观经济政策方针设计的总体思路特点。然而1988年遭遇价格闯关受挫与抢购风潮特殊严峻形势，政府不得已采取严厉措施稳定局面，客观上也提示“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为主轴设计转型期宏观政策或许有所超前。
    随后几年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在跌宕起伏中艰难推进，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同时又突出强调了“国家宏观调控”概念重要性。十四大报告指出：“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我们要大力发展全国的统一市场，进一步扩大市场的作用，并依据客观规律的要求，运用好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导市场健康发展。”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宏观调控概念登台入室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基本理论范式之一，也成为政府管理和调控经济运行的基本依据和中心命题，标志我国经济转型期宏观政策演变进入“宏观调控”阶段。治理90年代中期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不少调控措施在宏观调控概念下推出和实施。
    中共十五大延续宏观调控表述，要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世纪之交面对外部金融危机冲击与经济周期下行阶段运行特点，决策层把深化改革开放与扩大内需政策结合起来，初步探索与形成一套应对经济疲软与通货紧缩形势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在这十年间，面对新的开放市场经济环境与经济超速追赶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积极设计实施各种宏调手段加以管理应对，把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实践推进到新阶段，并在宏调对象、内容、工具等方面都呈现出一系列特点。
    宏调对象、主体、工具都呈现出宽泛性
    新世纪初期我国宏调政策突出特点，是在对象内容、部门主体、手段工具等方面都比较宽泛化。所谓宏调对象宽泛化，是指宏调政策举措针对现象与试图解决矛盾，不仅包含总量关系也包含结构问题，不仅包括总需求管理也包括总供给内容，一些涉及产业部门发展、区域结构调整、相对价格调节、产品质量提升、环境污染控制等方面问题，都不同程度成为宏观调控政策所涵盖对象与治理内容。
    二是宏调部门宽泛化。除央行、财政部自然是宏调部门外，我国转型背景下由计委演变而来的发改委承担更为综合与重要的宏调职能。另外我在书中有关文章中专门梳理讨论过，新世纪初年商务部，工信部，银监会，国土部，环保部，住建部，农业部，证监会等十来个部门，都不同程度被赋予或自认为不同程度承担宏观调控职能，形成宏观调控“十龙治水”的现实体制架构。
    三是宏调工具宽泛化。在宏调手段选择方面“十八般武艺一起上”。不仅有利率，汇率，预算收支和赤字率等市场经济条件下比较常态性宏调手段，日常宏调还较多采用数量控制、投资准入、产业政策等非总量非价格手段，其中不仅包括在治理产能过剩命题下常态性审批核准诸多部门投资项目，还包括土地数量控制、信贷窗口指导、改变房贷首付比率、限制购买商品房、振兴特定产业、补贴能繁母猪等等特色举措。在特殊形势下还会采用力度较大行政干预工具，如暂停建设用地供地、冻结企业物价调整、高层直接查处民企大案推进宏调等等。
    如何看待宏调“宽泛化”现象？
    在我国转型经济环境下，政府管理与干预经济在短期内实际拥有较大选择自由度，一般而言其影响利弊互见需要理性客观分析。十年宏调期间超预期追赶伴随开放宏观经济各类冲击与失衡矛盾，政府采用宽泛化手段务实调整避免失衡因素过度发展出现失控风险，对于快速追赶阶段保持大体稳定宏观环境具有积极作用。对十年宏调探索的有益经验与贡献无疑应充分肯定，其中符合规律与持续合理因素将对未来开放宏观经济政策实践提供借鉴。
    不过从改进宏调政策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角度看，十年宏调的体制架构与具体方法显然也存在一些或可反思改进因素。例如宏调过于宽泛化在现实操作中容易产生不同定程度任意性，给人观感是政府有关部门只要说是宏观调控就有理由出手，并且过多部门都可以宏调名义出手干预使这方面问题有时更为突出。至少在逻辑分析意义上，如果不对宏调对象、主体、手段加以适当界定，不对过于宽泛化宏调加以适当约束，计划控制与市场经济界限可能会变得模糊不清，不利于改进完善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
    另外十年宏调经验实践还提示，在要素价格等领域深层改革滞后背景下，过于依赖数量控制与行政管制方法实施宏调，实际上难以实现货币与根治失衡目标，反而会在客观上派生一定程度宏调政策微观化和产业政策宏调化的偏颇。例如十年宏调时期产业政策部门一直把治理钢铁业等部门产能过剩作为重要宏调任务，这方面努力虽然取得一些成效，不过回头看政策实施效果总体并不理想，近年钢铁业仍面临严峻产能过剩压力以至于目前仍要花大力气消化钢铁业产能过剩就是一个证明。又如宏调政策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调控房地产政策，来来回回或扬或抑实施了大量调控政策，然而最终在调控房地产价格飙升与不少地区局部过度投资方面也显然效果不佳。
    另外过于宽泛化宏调架构与做法，在实践中与实现“微观经济要活”的培育市场竞争秩序目标不无矛盾，而且客观上会给行政权力过多干预经济运行提供便利，为一些权力部门少数官员钱权交易以权谋私提供体制性温床。近年中央大力推进反腐倡廉深得人心，从公开报道一些典型案例看，有些部门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巨款，与这些部门对经济运行过于宽泛的管制干预权力有关，而这些权力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长期被攫取与放大，一定程度与过于宽泛宏调方式为寻租者提供客观便利有关。并且这套调控模式与特定利益结构会相互支持，使得体制和机制深层改革更加难以推进。宏调架构不完善因素既是市场经济体制关键领域改革滞后产物，同时也会反过来增加体制扭曲因素。
    十年宏调史的认识价值
    首先是对理解目前宏观经济下行底部阶段形势具有认识借鉴作用。我在最后一章“中国经济目前的双重调整——十年宏调史分析视角”讨论了这个问题。当前经济周期和结构双重调整阶段形势，一方面是我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初年开放发展阶段性成功派生而来现象。例如工资较快上升与汇率升值趋势展开等要素价格变化，钢铁、煤炭等重工业部门数量扩张达到或接近峰值等等，本身是开放经济追赶阶段性成功产物，然而也带来产业结构大规模转型升级与增长动力结构转换倒逼压力。近年南方某些以加工贸易作为传统主导产业地区结构转型，北方资源密集省份部分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上述要素价格与增长结构趋势性变化密切联系。
    另一方面目前经济困难某些方面也与经济景气阶段失衡因素有关。景气扩张阶段过度投资积累产能过剩以及货币信用扩张带来局部资产泡沫因素需逐步化解，大规模刺激政策在取得反危机冲击成效同时客观派生的多方面扭曲失衡因素需逐步消化。两方面巨大调整力量互动影响，使得我国经济近年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加。冷静分析经济困难形成根源与逻辑，全面观察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与短期有利因素，有助于理性认识近年经济形势形成逻辑并更好把握其演变前景。
    其次是对理解近年决策层政策取向逐步调整演变具有认识借鉴作用。上面谈到十年宏调政策实践取得重要成就，同时也存在一些局限并面临内在矛盾。随着后危机时期国内外经济环境逐步演变，宏调与经济政策客观需要总结早先政策实践经验得失并务实进行调整。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宏调和经济政策调整在这十年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十八大以后则明显体现主动、自觉、全面调整阶段。而现在则持续强调保持定力、宏观要稳总方针，先后提出“三期叠加”、经济新常态概念判断解释和阐述现实经济形势特点，最近进一步推出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政。重视研究十年宏调史，有助于从历史演变进行和与时俱进角度理解近年我国宏观与经济政策演变背后逻辑，并更好地前瞻性把握宏观经济与政策演变趋势。
    最后对观察分析不断出现的热点经济问题与政策选择也具有认识借鉴作用。例如近来美联储酝酿并于去年底开始加息，试图走出危机以来七年长期持续的超宽货币政策，人民币兑美元出现贬值走势，并对中国汇率政策提出新的困难抉择。如何看待人民币贬值压力成因？如何把握人民币对美元和一篮子货币的长期走势前景？政策上如何在四种可能选项中适当选择？透彻认识新世纪初人民币升值趋势规律等十年宏调重要问题，对理解这方面短期热点也或许具有积极参考和启示作用。又如十年宏调期间推出大量治理房地产扩张波动的政策举措，总结提炼这些政策实践的经验教训，对于更好地应对我国局部地区最近楼市波动也应有借鉴意义。
    总之，新世纪初年我国开放宏观经济成长与影响不同寻常，十年宏调史在对象特点、自身内涵、后续影响特点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历史演变过程中一个特征性阶段，无论对我们理解现实内外经济形势演变，还是提供具有学术与理论创新意义的题材，都具有研究和认识价值，值得系统深入研究。这本小书讨论是初步肤浅的，希望能有一点抛砖引玉效果。我会持续思考这方面问题，包括在学校可设专题研讨课继续研究，希望今后有机会与朋友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