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中卿：“十二五”经济发展挑战解读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的发展，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需要面对诸多挑战：“特色老二”的压力、需求结构的失衡、产业结构的缺陷、要素结构的约束、城镇化的困境、收入分配的陷阱等。要增强忧患意识，主动适应环境变化，下大力气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把挑战变成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十二五”时期“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这是中央在深入分析世情和国情的深刻变化、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基础上做出的重要判断。
    近一段时间，人们对“十二五”时期我国面临的历史机遇讲得比较多，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和长期向好趋势。今后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相对稳定，国内资金相对充裕，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的动能充足，宏观调控政策回旋余地较大。“十二五”规划的实施将给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经济结构将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方式将加快转变，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前景看好。
    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忽视挑战则有可能错过机遇，甚至会丧失机遇。当然，分析挑战可以有多个角度、多种分类，目前人们比较关注物价上涨、房地产调控、人民币升值、地方债务等问题。这些挑战有可能是压力，是失衡，是缺陷，是约束，是困境，是陷阱。但是，只要我们增强忧患意识，主动适应环境变化，认清挑战，直面挑战，应对挑战，下大力气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些挑战就会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
    第一个挑战：“特色老二”的压力
    2011年适逢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过去100年特别是建党90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在探寻强国富民的道路。建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回顾过去5年，在自然灾害次第发生的情况下，我国经济虽因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遭遇了增速下滑、通胀与通缩轮番登场、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的考验，但仍顺利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的任务，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2006～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从20万多亿元增加到39万多亿元，年均增长10%以上，经济总量从世界第五位上升至第二位，2006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6年突破2000美元，2008年突破3000美元，2010年接近4000美元。财政收入突破8万亿元，年均增长超过20%，5年期间翻了一番。粮食总产量连续4年超过1万亿斤，钢、煤、水泥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位。外贸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位，货物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一位，外汇储备连续5年雄据世界第一位。我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双双上升到世界第三位。经历了数百年衰落和迷惘、一百多年抗争和奋斗之后，我国经济总量终于进入世界第二位，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曙光。
    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中心和重心已经发生过几次更替，每次更替都是在西方内部转移。即使具有基本相同的经济体制、政治架构和文化背景，但每次更替和转移也很不容易，往往要经历长期竞争和缠斗，有时甚至还有残酷的战争。远的不说，上世纪全球经济中心和重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实际上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而这两次世界大战，无不是围绕着争夺资源、经济利益和政治霸权而展开的。美国获得世界老大地位以来，先是纠结老二以下诸国通过“冷战”击退苏联的挑战，后是联合老二以下诸国用“广场协议”等手段约束日本发展。历史事实证明，老二的位置十分尴尬，既面临前后夹击的“压力”，又遇到来自各个方面的“麻烦”。
    当今世界，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已经有一段时期，“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此起彼伏。进入新世纪之后，“9·11”恐怖袭击和随后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新经济泡沫破灭、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走下坡路。以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为标志，伴随着经济增长重心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转移，世界性权力关系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新中国成立60多年积累起来的经济分量，改革开放30多年来领先全球的经济增长率，中国因素已经并将继续深刻改变传统的世界格局。由于我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体制、政治架构和文化背景与占统治地位的老大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有天壤之别，中国要站稳世界老二的地位，发展“特色老二”的实力，通过和平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麻烦”。
    未来一个时期，国际经济形势更加错综复杂，世界经济治理体系也面临新的调整。面对中国地位的变化，西方发达国家显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一些国家并不甘心逐渐衰落。迄今为止，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金融机构还有大量损失尚未减记，引发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根本解决。美国经济虽然实现了正增长，但还不够稳定。发端于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的主权债务危机，依然在拖累着欧洲经济复苏。日本经济1991年开始的资产泡沫破裂引发的全面金融危机导致近20年来长期的经济萧条，至今没有太大恢复。发达经济体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只能在低位徘徊，短期难以再现昔日辉煌。随着我国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分量和地位的上升，针对我国的国际压力明显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有所强化，人民币升值压力预期日趋加重，“热钱”大量流入，加上非经济因素干扰不断增多，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在度过国际金融危机最艰难阶段之后，对中国突出贡献的赞誉言犹在耳，“同舟共济”的承诺还信誓旦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防范、围堵、遏制中国。撇开政治、军事、外交不说，单是在经济上就有许多动作。近来，西方发达国家把货币贬值作为促进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继欧元大幅贬值后，美元也大幅贬值，日本强力干预汇市。不久前，美国参议院通过一个强迫人民币升值的法案，威胁将征收27.5%的关税。几个月前，美国再次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企图通过美元贬值冲销美国债务。由于美元既是国内货币，又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货币和储备货币，美元贬值肯定造成全球性通货膨胀。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我们要迎难而上，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和潜在风险，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二个挑战：需求结构的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需求拉动，消费尤其是国内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最大“短板”。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再一次暴露出需求结构失衡的问题。
    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及时抓住经济全球化发轫之初的大好机遇，创造性地用好用足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廉价劳动力、土地和资源低成本比较优势，主动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通过“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起飞。1978～2010年，我国对外贸易平均增速约为20%。上世纪90年代，我国外贸依存度达到40%左右，2007年达到66.2%。2010年出口总额高达15.78万亿元，超过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货物出口跃居世界第一。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拖累外部市场需求萎缩，表明我国作为一个大国，不可能长期把经济发展的基础主要奠定在出口需求上。由于全球分工体系格局日趋稳定，发达经济体在这场危机中加速调整外部不平衡，全球供需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贸易保护有所抬头，加上国内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制约，未来我国出口难以再现前些年持续快速增长的风光。
    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潜藏风险。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靠投资需求推动，增加投资成为驱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手段。1978～2010年，资本投入年均增长超过11%，年均贡献率达到50%以上。2003～2008年，投资率年均超过42%。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把扩大政府公共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最主动、最直接、见效最快的手段，2008～2010年仅中央政府就新增公共投资1.26万亿元，推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67.58万亿元，其中2008年17.28万亿元、2009年22.48万亿元、2010年27.81万亿元，分别相当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55%、67%、70%，2009年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高达95.2%。一些地方政府为投资而投资，基础设施过度超前。因扩大投资也加剧了产能过剩和信贷扩张，产生了地方债务和通胀压力等消极后果。
    消费不足是内需的最大顽症。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居民消费保持了较快增长，但却低于同期经济增长，更低于投资增长和净出口增长，消费与投资失衡越来越严重。由于居民消费慢于经济增长，使居民消费率呈不断下降的趋势。1978年居民消费率为48.8%，2009年下降为35.1%，下降了12.7个百分点，远低于美国的70.1%，也低于印度的54.7%。近两年来，虽然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扩大国内居民消费，但效果并不明显，201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比2009年还回落2.1个百分点。由于市场不成熟，未来消费市场还存在由外商和舶来品主导的危险。
    “十二五”时期，怎样驾驭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实现从投资大国、制造大国、出口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下大力气降低投资率，稳定出口率，提高居民消费率，优化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推动出口贸易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高转变，就成为需求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
    第三个挑战：产业结构的缺陷
    建国之后，我国经济发展从工业化起步，更多依靠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拉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明显偏重第二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逐步摆脱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发展水平较低、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的局面，但还存在一次产业不稳、二次产业不强、三次产业不大的问题。
    第一产业不稳。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的地位得到加强，但农业、采掘业等基础产业抗风险能力较低等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关键是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强化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不是削弱农业。我国人均耕地1.38亩，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要以占全球7%的耕地养活占全人类22%的人口。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现代农业的中心功能就是确保粮食安全。目前，农业基础设施、农业劳动力科技文化素质、农业组织化程度、农业科技推广服务、农业管理体制等方面还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农业生产成本持续攀升、种粮比较效益偏低、农民增收仍然困难，已经影响到了粮食安全保障水平。
    第二产业不强。长期以来，我国比较重视制造业和重化工业发展，传统制造业比例偏大，现代制造业比例偏小;普通资源型产业比例偏高，技术含量产业比例较低;重工业增速持续快于轻工业，钢铁、电力、有色、化工等重化工业高速发展。目前我国虽然逐步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和“世界工厂”，但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的非核心部件加工制造和劳动密集型装配环节，在全球产业链上仍然处于中低端，先导性高技术领域科技力量薄弱，很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缺少自主品牌和知名品牌，管理方式粗放，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十分突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使产能过剩问题暴露无遗。在实施一揽子计划过程中，一些本该淘汰的落后产能又恢复生产，在压缩库存同时，又出现了新一轮产能过剩，部分产业出现逆向调整，致使传统的粗放式扩张重新显现。
    第三产业不大。“十一五”时期，我国第三产业虽然实现了较快发展，但总体上仍然明显滞后。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5年的40.5%增加到42.9%，提高2.4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从2005年的31.4%增加到34.8%，提高3.4个百分点;但并没有完成“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分别提高3个和4个百分点的目标要求。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低于世界平均69%的水平，更低于经济发达国家平均72%的水平。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与国际水平比较差距更大。服务业内部结构也不合理，2009年，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批发零售、住宿和餐饮等服务业部门增加值在服务业中占比仍高达36%，
    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服务业供给能力和水平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世界各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基本趋势，都是从第一产业依次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目前，为走出金融危机阴影、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各国争相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十二五”时期，我国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增长建立在三次产业协同带动的基础上，建立在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的基础上，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业结构、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才能在未来国际竞争格局中赢得主动。
    第四个挑战：要素结构的约束
    经济高速发展依赖大量的能源、土地、矿产等资源，也会给环境和生态带来负担。从要素投入结构看，人口红利面临拐点、资源趋于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脆弱已经成为我国基本国情的新特征。发达国家在几百年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人口、资源、生态环境问题在我国现阶段集中出现，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约束因素。
    人口红利面临拐点。经过多年艰苦努力，我国有效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进入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人口数量问题已经转变为质量问题和老龄化问题。在人口质量方面，最主要是由于严格控制生育，城市生育率降下来较大，但农村超生人口却比较多，加之教育难以及时跟上，影响新出生人口素质。在人口老龄化方面，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65岁以上人口已达到8800多万人，占人口总数6.96%，2005年底全国1%人口抽样显示，65岁以上人口超过1亿人，占总人口数7.7%。我国在不到20年时间内便进入发达国家近百年才出现的人口老龄化状态，成为老龄化速度最快、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在未来10年内，我国65岁以上人口将达到1.12亿，占总人口12%左右。未富先老的人口结构，少子化与老龄化“双鬼”拍门，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严峻挑战。
    资源趋于不足。虽然我国“地大物博”，但主要资源人均占有量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甚至还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建立在大量消耗能源、原材料的基础上。2009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美国的2.9倍、欧盟的4.3倍、日本的4.9倍。主要资源性产品消费占全球总消费的比重，明显大于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的比重。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8.5%，但消费的铁矿石、粗钢、氧化铝和水泥占世界消费总量的比例却分别达到54%、43%、34%和52%。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消耗也很大。受价格因素影响，资源消耗的成本压力会越来越大。维持经济高速发展需要尽可能使用有效的廉价资源，但目前价格合理的资源并不多。随着发展标准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资源约束日益增强。
    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脆弱。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增长付出了过高过大的生态环境代价。由于“十五”期间节能减排指标没有完成，“十一五”规划把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指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由于没有建立起长期有效机制，为遏止2010年第一季度能耗反弹趋势，在国务院三令五申高压之下，一些地方甚至发生拉闸限电现象，败坏了节能减排的名声。目前，我国的水、土壤、大气已经部分严重污染，许多地方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一些地方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已接近极限，原有的高排放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十二五”时期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高速发展期，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近几年来，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斗争的主要内容。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我国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的行动目标。“十二五”规划把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气候变化”实质上首先是满足发达国家的利益。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订后，美国一直拒绝加入。奥巴马上任后改变策略，也是为了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承担义务和责任，通过清洁发展机制获得商业利益。在坎昆会议上，日本要求重新制定游戏规则，就是要强迫中国在“碳减排”上付出代价。最近美国酝酿对风电设备补贴问题进行调查，也是为了与我国争夺市场。由于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主要使用石化能源，对我国更为急迫的威胁是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问题，而不是地球变暖问题，因此我们要警惕“被气候变化”，同时还要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推广低碳技术，增加森林碳汇，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五个挑战：城镇化的困境
    我国城镇化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到2009年底，我国城镇化率达到46.6%，比1978年提高28.7个百分点。我国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镇化历程，实现了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同时也要看到，城镇化进程中出现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人口城镇化落后于土地城镇化等问题。
    城镇化进程落后。建国以来，我国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严格控制城市发展，影响了城镇化进程。目前世界城镇化率平均已近50%，发达国家一般都在75%以上。2009年底我国城镇化率虽然达到46.6%，但还低于世界上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根据测算，我国城镇化水平比工业化水平至少低15个百分点。城镇化滞后不仅严重阻碍工业和农业现代化进程，而且还引发了诸如工业乡土化、农业副业化、离农人口两栖化等问题。在6.07亿城镇常住人口人中，不仅包括大约1.6亿在城市流动打工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还包括约8000万在城郊居住生活的农民，还有约4000万因城市扩张被征用土地刚刚转化为城镇户口的郊区农民，将近一半城镇常住人口并没有真正融入城镇生活，并未真正城镇化，实际仍属于“准城市人口”。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80后”、“90后”农民工更渴望融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备受关注。
    城镇化质量不高。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很多大城市是在中小城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小城市又是在乡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统的城镇化模式往往以城镇核心区为中心向周边“摊大饼”扩展，老城区改造“拆”字当头，许多城市重复布局，产业雷同，失去独特风貌和传统形象。一些城市不断修改城市规划“重新定位”，县想壮大成市，市想升格为中心市。据公开资料，目前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大都市”，有50多个城市在建设“中央商务区”，还有10多个城市在建设“金融中心”。由于城市规模无限制扩大，城市人口迅猛增长，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城市中心集聚，引发了许多城市病。例如，一些城市能源、资源短缺;一些城市环境污染严重，工业和生活污水、固体废弃物以及废气的排放量大量增加，汽车等交通工具带来噪音污染，建筑玻璃、金属以及景观灯饰带来光学污染;一些城市道路、公共服务设施、地下管网设施、垃圾处理设施、污水处理设施赶不上城市人口快速增长步伐，交通拥堵、地价房租昂贵，严重影响到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
    乡村凋敝衰落。在城镇化进程中，由于一些城市建成区盲目扩张、大规模圈占农地，导致大量农田和自然土地被低密度开发，严重损害农民利益。“土地城镇化”更多反映了土地财政的强大刺激，而不是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的真实需求。乡村工业越来越失去竞争力，新兴产业逐步向大中城市和工业园区、新技术开发区聚集。巨大的城乡差距，让许多年轻人不愿再生活在乡村，“产业空心”、“年轻人出走”等因素，造成了一些乡村的凋敝和衰落。
    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大动力。“十二五”时期，城镇化仍将保持快速发展态势。必须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注重对城市发展区位、时序、速度、质量进行引导和调控，统筹规划，循序渐进，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新农村建设，即使城镇化率提高到目前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我国仍将有4亿多人口生活在农村。必须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同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第六个挑战：收入分配的陷阱
    “十一五”时期，我国在提高居民收入方面取得重大进展。2005～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实际增长10.2%，比1978年增加45倍。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国家财政不断增加对农民的各种补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实际增长8.3%，比1978年增加近40倍。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3597万，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3.8%。居民生活质量逐步提高，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36.7%下降到36.5%，农村居民家庭由45.5%下降到41%。私人汽车拥有量从2006年2333万辆增加到2009年4575万辆，移动电话用户从4亿户增加到7亿户，2010年更突破了8亿户。
    同时也要看到，这些年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存在一些问题：财富分配过分向企业、向资本、向政府倾斜，劳动报酬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且差距不断拉大，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且呈持续下滑趋势。1992年，居民、企业、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67.8%、13.2%、19%，到2007年分别变为49.7%、26.7%、23.6%，居民收入增长远落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速度。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阶层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不仅造成投资与消费不平衡，而且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地区之间发展悬殊。从全国范围来说，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西部贫困地区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人员、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更多地流向东南沿海地区，西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在全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目前，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个经济区域的规模已经占到全国经济总量的48.6%左右。不同区域城乡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生活条件以及居民收入水平之间也有较大差距。
    城乡之间发展差距拉大。我国农业基础薄弱的局面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面临制约，农民收入缺乏新的增收渠道。在城乡之间，农村居民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从1983年的66.9%下降到2007年的27.3%。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33.6元，相差209.7元，两者之比为2.57：1。2000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到2.79：1，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则拉大到3.23：1。如今，许多城市像欧洲，许多农村像非洲。
    社会阶层之间收入不公。据一些学者调查分析，近年来工资向垄断行业职工倾斜，薪酬向企业经营管理者倾斜。在城镇居民内部，收入最高20%家庭与收入最低20%家庭人均收入之比，由2000年的3.61：1，扩大到2006年的5.56：1。在农村内部，则由6.47：1扩大到7.17：1。1988～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扩大到23倍。有的地方劳动关系冲突显化，劳资矛盾有所上升。
    经过几十年快速发展，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接近4000美元，进入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收入差距较严重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警戒线(收入差距较大)，目前已接近0.5(收入差距悬殊)。由于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因素，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引起群众不满。由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可及性、公平性仍然不够，社会保障体系在不同群体、不同地区和城乡之间“碎片化”问题突出，住房、食品安全等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尚未得到很好解决，社会矛盾可能进入多发期，处理不好可能导致严重社会危机。
    收入分配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十二五”时期提出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就是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就要求我们在积极做大社会财富“蛋糕”的同时，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强化税收调节作用，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努力把“蛋糕”分好。
    (作者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