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印度归来话中印比较

    
    
    二战以后的独立国家一般来讲都把两眼放在西方，放在美国，就像全国各个省市都把眼光放在北京一样。比较缺少各个国家之间相互看、相互学习。但是随着中国、印度这些国家的崛起，相互看的要求开始在中国和印度都出现了。如果要比较，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比较当然是一个视角，中国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则更为重要，因为它们的相似性更多，遭遇的问题更同。这次去印度中南部的海德拉巴，我有几点观感，向诸位汇报。
    谁为尺度：印度和中国的不同取向
    第一个，我最大的感受之一（当然，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是，印度学者的讨论总有一个或明或暗的中国背景，而在中国二十几年来，我所参与的会议当中唯一的背景是西方背景。印度学者讨论印度问题的中国背景，是在最近几年来或者十来年形成的。印度学者讨论印度问题以中国为背景的背后，是以中国为尺度，以中国为模范，用中国的发展经验（成功的经验）来说印度的事。
    中国是长期被西方指责的国家，我们是长期输入西方标准的国家，现在经过六十余年的发展，被另一个大国作为尺度。而目前中国进一步的发展，能不能成为世界的一种尺度？我们研究中国问题，以中国为中心，大体上没有问题，但是以中国为尺度一直是个问题，因为中国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尺度。所以，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虽然以中国为中心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但是却以西方作为尺度。
    最近二十几年来的变动是，自由主义的尺度要在中国争夺它的普世话语权作为唯一的尺度。中国近七十年的发展取得了正面的成果，而中国的学者一般关注中国的负面效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大量的负面信息。学者关注一个国家的负面的东西，从关注问题出发那是常态；但是以此来否定中国整个的实践，那就过于偏颇了。
    当一个民族把另一个民族设定为标准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它有浪漫化的可能，就是把我们没有的优点也作为优点的可能，就是说他们讲中国如何好的时候，其实把中国浪漫化了。反过来讲，我们把西方设定为标准的时候，也把西方的标准浪漫化了。那些标准不存在西方的现实里面，而在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想象里面。
    土地改革：中印的岔道从这里开始
    第二个感受，印度学者高度关注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他们集中关注的一点就是土地制度。建国后， 中国 1950 年开始进行土改，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地主所有制，紧接着消灭了地主阶级，这为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和印度比较，印度传统的延绵性，令印度学者感到惊讶，那么顽强。
    印度的左翼，就是印共，基本上分成两派。一派是毛派，一派是马列，就是苏联那一派。苏联这一派后来在印度成为合法的政党，因为它放弃了暴力革命和土地，土地作为土地改革，是合法性的，有几个邦还长期执掌政权。毛派的一些在东部的山岭，退守到丛林里面，顽强地坚持土改。他们是属于印度要剿灭的。
    印度海德拉巴的派别继承了毛，他们更强调土改的问题，就是印度没有实行土改。印度实际上在尼赫鲁时期实行过多次以“限田”为中心的土改，它的限田制改革，实际上是改良，内容是改革，但不是革命，印度的历史经验证明，用改良的方式从事改革，大体失败。只有革命有可能成功。
    印度采取限田制，他们的判断是失败了， 个别的地方有些地主的荒山、荒地、没 有农业产出的那些地分掉了，但是农民得到的土地， 一般来讲只能是极差的。所以土地制度没有得到改革。
    历史上中国最早提出限田的是董仲舒，董仲舒明白恢复传统的井田制——土地国有、农民均分的土地制度不可能了， 所以采取限田制。唐以后，限田制不断地出 现在儒家知识分子的议论当中。宋以后限田制也不可行，于是采取均税制，那是王安石改革的实质。
    中国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而印度只有反帝没有反封建。“封建”的内容极其宽泛和混杂，在中国的反封建主叙事当中，是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而把地主所有制当成封建的核心内容，尤其是在 1927 年到 1937 年的土改当中表达得十分明确，同时认为富农的土地就是富农经营的或采用雇工经营的，属于资产阶级而且予以保护。我们原来的那个叙事把地主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作为封建的核心内容。
    印度左翼的共产党曾经提出这个叙事，但没有被推行，所以他们把英国人请走以后，原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成为他们的核心领导力量。中国建国以后，领导力量转变，整个的阶级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动，但这种变化在印度没有发生，它保留了整个传统。
    在印度的叙事里面，1947 年的印度解放就是独立。之前印度有一个激进的叙事，想用阶级叙事来替代种姓结构，按照阶级来划分的，阶级的底层来推翻上层、实现平等，传统的种姓制度也可以在革命当中消失，但是没有实现。
    印度学者一直认为，印度海德拉巴所出的问题与没有完成土地改革有关，并一直对这个问题耿耿于怀，说中印的岔道从这里开始。印度没有土改，它的种姓制度尤其是宗教得以完整的保留。
    这场共产党的彻底革命到底给新中国以后带来哪些正面的以及负面的东西，可以对照印度的经验重新审视。我们原来都是革命的叙事，改革开放以后都是自由派的叙事，两个叙事已经杂乱起来，尤其是自由派的叙事占据主导地位。原来的革命叙事固然有很多理想教条色彩，但是以印度的视角来看这场革命，它确实将阻碍现代化的传统割断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废除了阶级斗争，也废除了阶级斗争叙事， 改用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叙事，但是阶级叙事对于中国后来的发展仍相当重要。
    社会结构：种姓制度是印度工业化落后的重要原因
    在我看来，印度的土改注定不能成功，原因在于三千年来强大的种姓制度。印度学者讲，印度的工业化之所以落后于中国，很大的原因是和种姓结构有关系。中国的社会结构，我们长期采取的是重农抑商的政策，商的地位比较低。宋以后，士农工商的流动在法律上也打通了。而印度那个时候已经建立起牢固的种姓制度。佛教的出现主要是想对抗种姓制度，所以倡众生平等。那么为什么佛教在印度在公元5、6世纪就开始衰败，在8、9世纪以及 10世纪以后就全面地退出印度？
    种姓制度和村落制度的结合，使得佛教反对种姓制度的时候高唱众生平等，同时退出村落的经济生活，所以早期的佛教徒都是流民和乞丐。几百年以后，他们获得了土地也获得了寺庙，种姓结构也在佛教内部蔓延，这也是导致佛教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印度教主要是从为种姓服务的婆罗门教转化来，虽然也吸收了佛教的一些教义，但是十、十一世纪以后，印度教成为印度的主流宗教，而佛教在印度本土消失了。当然，伊斯兰教后来以大规模的入侵传播到印度去。
    宋代，中国已经出现 了上下流动，按财产的多寡来作为户等的等级，作为征税 和均役的单位。民谣“千年田，八百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富不过三代” 都出现在宋代，就证明流动的发生，法律严管的等级在中国已经全部消失了。
    1950 年新中国第一部法律是 《婚姻法》，第二部是 《土地法》。第一部法律规定性别的平等，第二部法律规定是主要财产土地的平等分配，这两个平等在中国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加以实现，与印度反差很大。
    印度的种姓结构确实强大，种姓制度和村落制度结合得很强大。在印度教里面，婆罗门是宗教第一，从事政治、军事活动的刹帝利属于第二，第三是商。再下面是农，再下面是工。一些从事比较低端的，比如说焚化尸体、 宰牛做皮革的手工业的极大部分都认为不是低种姓， 而主要是由士下面的第五种姓就是贱民来承担。它的职业的划分和种姓的划分是高度一致的。种姓制度影响了工业的发展，所以印度进入商业，进入IT产业没有问题。
    在中国来看，士农工商，宋以后无贵贱之分，但是收入有贫富之别，当我们说某个职业贵贱的时候，其实是说它的报酬的高低。而印度不是这样，这个职业本身有高低贵贱之分， 和它的报酬结构之间当然也有强弱不等的联系。中国从宋代以后，原有的春秋以前的等级制经过了一千年的演变，到了宋代以后已经完全为阶级结构取代，而阶级结构按照财富占有的多寡、土地的多寡来划分。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克思和韦伯的阶级分析结构在印度就呈现了极为复杂的图景，换言之，就是印度的等级结构向阶级结构过渡特别艰难。
    农田水利建设：一个被长期忽略的关键要素
    关于土地制度与农田水利建设，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土改以后的合作化运动尤其是人民公社的土地制度安排对于农田水利建设非常重要。这里指的是地表水的储存与地表灌溉系统。当然中国南北有差异。北方平原大量利用地下灌溉，南方尤其是丘陵山区历史上主要利用地表灌溉、池塘。建国以后，我们地表灌溉的发展更厉害。
    为什么1950年我们把土地分掉以后很快地走上集中化的过程，以集体化的名义进行集中化过程? 原因种种，其中有一个被学术界长期忽略的观点是农田水利建设。五十年代初，有几场大的水灾，因为淮河和运河系统的常年失修，晚清和北洋政府想搞但没有力量，国民政府建立的牌子搭起来，有了组织班子计划，留下了建国以后的基本主架。
    任何一个王朝初期都把农田水利建设放在中心地位。因为战乱、水利失修，土地没有办法种。农田水利建设直接关涉地表的土地地权，尤其是和小块土地所有制造成了直接冲突。小块土地所有制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地表储水灌溉。当然，如果战乱以后重建一个王朝，大规模的人口消失，无主的土地出现，以国家级的工程进行水利建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王朝中期以后就不可能了，因为土地都有主而且细碎化了。
    共产党起身于农民和农业，所以更重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1950年的土改就造成了大地权的消失和小地权的产生，土地的细碎分割特别严重，为农田水利建设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为了推动农田水利建设，把土地集中，最大的公社可以集中到一个县就是一个公社。
    另一个把土地集中起来的原因，是国家将 7 亿亩土地分给农民，就等于把 7 亿亩的地租也交给了农民，国家通过农业税征收上来的粮食一共三百亿斤左右，缺口四百亿斤。这就要把土地重新集中起来，把粮食从税收以外的系统——统购统销系统重新集中到城市，来支援城市的工业化建设。为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挨家挨户向一个个分散的农民征收，成本高、风险大。集中起来，通过公社拿走以后集体再来分，征用成本是很低的。这样可以通过统购统销的价格杠杆把农业剩余不动声色地转到城市工业化里面来，而土地私有化不可能完成这个。
    印度由于土地的私有制以及人口繁衍以后土地更加细碎的分配，导致它长期以来不能开展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它的降水量不低于中国，但是存蓄水的能力很差，南北方基本上以井灌为主。用井灌，再加上尼赫鲁向农倾斜的低电价制度，这两个对农民优待的政策反过来成为印度最大的头疼的问题。只有一定规模的富农以上以及地主才有可能打深井，用了以后中农和贫下中农的原来二十米的井没水就废掉了，这批人没有能力再去打井，这样大量的中小块的土地靠天吃饭。
    这解决了我长期以来的一个困惑：印度的可耕面积占印度的百分之四十五到百分之五十，
    
    
    印度的国土面积近三百万平方公里，它的耕地面积大概维系在21亿亩左右，那么中国的土地最高面积达到20亿亩，现在大概只有18.23亿亩，总而言之，中印的耕地面积差不多，但是印度从1947年解放从来没有超过中国粮食总产的百分之五十。
    人口问题：从印度经验来看中国的计划生育
    中国进行了计划生育，印度就不可能、也没有进行计划生育。印度1947年解放独立，1950年从事第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1951年公布了1950年的普查数字。印度1950年人口是3.2亿，去年公布 的是12.2亿。我们 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人口近6亿，到1950年，大概5.5亿。按照它的增长率，我们现在人口大概要超过20亿，将近21亿，而我们现在公布的人口大概是13.6亿，减一减，计划生育就少生了6个亿。
    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我们就业不可能解决。即使中国变成世界工厂，农村依然沉淀大量的剩余劳动，中国在2003年到2005年之间就过了刘易斯拐点是不可能的，而过了刘易斯拐点以后，这个国家的劳资关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资关系得到极大的改善，这个点是最难过的。但是印度不同，第一个就是人口红利数，中国因为搞计划生育所以未富先老，但是如果不搞计划生育，这二十年无法过来；搞了计划生育，后面有问题。
    另外有一个观点是生育率的自然的递减率。印度的自然增长率曲线最近五年确实在下降，但是不要忘记一个基本的东西：中国在城市推行计划生育是在1979年，农村大规模推动是1985、1986年，在1990年达到峰值，整个农村也搞得鸡飞狗跳。尽管如此，农村产业的就业人口就是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虽然城市化率在不断提高，农村的比例在下降。但农村人口的比例下降掩盖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农村的第一产业就业的人口持续上升，中国五十年代的时候农村劳动力也就2.4亿多，之后一直上升，到 2002年达到了峰值， 大概是3.8亿劳动力，2003年以后，绝对值开始下降，和刘易斯拐点同时下降。这一点特别重要。过了这个坎，农业人口越来越少，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可以逐步推行。怎么把那么多的农民工稳定地、有保障地安排在城市里面，这当然是我们以后面临的一个大的问题。
    结语
    总体来说，通过印度来反观哪些事情做对了，而又有哪些事情做错了，有一个明显的认识。
    对于传统纠缠于现实这样一个议题，一个被历史纠缠的国家要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它和传统的东西割断，有它的必要；然后当传统不再纠缠于我们现代发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有自信大规模地修复被切断的历史，就是大规模的传统被恢复过来作为我们认识的一种符号，这就是共产党当下所干的事情。但前提是，如果它纠缠于当下，必须与它告别，不纠缠了，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对传统的文化，我们有选择地把传统的某些个东西重新召回到当下，来作为我们民族识别、民族记忆，也包括我们民族自豪感的一个文化的要素。
    事实上，近代中国在观念上割断了传统，辛亥革命以及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是一次，1949 年又是一次，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割断。所以，中国的历史要进行平稳的叙事，就特别得困难。有些传统事实上是观念上否定，虽然否定了但仍然顽强地存活着。我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郡县制就顽强地存活着。百代践行秦政制，而且郡县制在中国的完成是从秦开始，大规模的推进从晚清开始，北洋民国加剧，而后到共产党的 1965 年，建立最后一个 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正式完成。把郡县制推 广到周边地区去，完成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应该是1965 年。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由于时间关系，我就向诸位汇报以上几点。在中印两国的比较当中，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我们发展中的某些东西。
    本文转自公众号“文化纵横”，原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编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