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宋以来的乡村组织重建——历史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

      一
    主持人给我一点发言时间的特权， 50分钟，但是我希望用半个小时就能发言完成，多留一点时间给他们作更精彩的陈述和总结。
    他们要我发言是因为我上次的第一次发言，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还没有充分地陈述。而且很多朋友对那个主题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第一次听说宋代就从事新农村建设，这个运动一直延续到明代，明中晚以后接近完成。这个起码让人觉得很惊奇，也很新鲜。我是读历史的，也是读哲学的，两个专业，我承认，都没有读好。这次发言是因为这些年来一直在从事农村方面的研究，研究得多一点。从新农村建设的角度看，农村面临一系列困境。尤其是分田到户以后，当时据说有2.2亿的农户作为农业的生产单位，现在已经到了2.5亿个农户作为生产单位，人均耕地是一点几亩，高度地分散化，这种分散化深深地卷入了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的规模之大，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三千年吧，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应该说从来没有出现过，我在98年的时候就把它称作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话当然是引用了洋务运动的几个领袖的话。当时他们感受到的变化，和五四感受到的变化，和我们当代感到的变化相比，我们更有理由说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也恭逢其盛，经历了变局，我们也感受了困惑。我们想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这个变化，然而我们也面临很多来自经验方面的挑战，不能解释，这也是我这几年来做的工作。实证的研究是比较好一点，利用开会的机会，（因为他们一般都把机票给我报销），然后趁机会溜出去，跑几个地方——所以没有像你们几个同志这样的深入的个案调查——其实是在全国范围内作出一些判断，然后理解我们自身的困境。
    这样我就重读了宋史，也重读了一些关于宋史的研究，多了一些名词，尤其是读了哲学史上的一些大家，因为我们讲哲学史的时候，把张载等几个归入唯物主义，还有一点辩证法。读晚明几个大思想家的时候，我们都按照了原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观点，重新梳理了古代的一些思想，把他们看成哲学家，过去我也这样认为。但从当代农村所面临的问题，从这个问题意识出发，来重新看待宋朝的历史，发现的问题就不一样。宋代的一些思想家们对社会的重大的变化，对他们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试图从理论上加以解释。一方面，他们从高层的也就是形而上的层次加以解释，这种解释就产生了理学和心学，读哲学史的人都非常地熟悉了。另一方面，他们的解释运动，理论的创造活动，其实是为了整个乡村的组织，组织的重新建构，这是我最近一两年读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体会。因为我强调这些方面，当然有可能把当代的一些意识，倒输到历史当中去。这种可能，我预先告知，是存在的。而且，我特别用当代的一些语言，来解释古代的一些术语。在这个解释过程中，输入了我个人的一些体验，一些感受。所以下面的一些话，我预先告知，因为弄得不好，你可能会中毒，我担当不起这种责任。
    二
    一般的历史学家，经济史学家，一些研究土地的专家都公认唐宋之间的一个重大变革：当时宋人考察到了一个现象，从东汉一直到唐的世家大族，在唐末和五代时期，基本消灭。宋初的统治集团，除了所谓的黄袍加身，原来的军功集团以外，大量地启用所谓的庶族地主阶级弟子当中的知识分子，科举考试就更加严格了，和政权相关的世家大族全部退出历史舞台。这样，选拔的这些官吏都是来源于基层的，通过读书、科举上去的。而且，这个通过读书科举上去的做法，宋代的帝王公开号召。这样就把仕途和履约更明确地挂钩，我们知道当时就有一句话，叫做“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个帝王牵引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来获得政权的现象，其实也反映了宋朝的整个经济基础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地权的高度分散和高度的流动。这个“高度”，我指的是和唐以及唐以前相比，是高流动的，是高分散的。第二是银本位制上升。因为从战国到秦汉，是金本位制，是两个币制，底层是铜，高层是金本位制。从东汉一直到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的中晚叶，金本位制就全线退出了。以铜和布帛作为一种货币单位，说明当时重新回到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与魏晋南北朝不同，大家可以看看《颜氏家训》，里面就记载了基层在当时是很大的团体组织。这个团体是庄园也罢，或者什么也罢，内部是非常自给自足的，几乎是不用货币的，缺的就是盐铁而已。到了宋代，银本位制产生了，这个银的第一个来源，除了本国的银矿的大量开垦以外，还来自于国外——当然比较少。后来，大量地从国外输入银，到了明中晚以后，南美的白银进来了，日本的白银进来了，所以，到了晚明以后，又一次的市场化浪潮席卷而来，影响了土地的更加分散化。这样，农户和土地的配置的稳定性大大降低了。这样，宋就出现了我们解放前看到的，由于农户的劳动力和土地配置的不稳定性而产生的社会的几大阶级，如地主、富农、中农、佃农以及雇农。这种情况，宋朝已经形成了，宋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变化，所以当时就流行了这样一句话，叫“千年田，八百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富不过三代”。这都出自宋儒的话语里面，尤其是1000年以后，因为张载，还有二程，都出生自1000年以后（张载是1020年出生的，宋朝是 960年建国的）。当时王安石变法也深刻地反映了这个变化。他当时不知道货币经济的发展，对土地的加剧的流动的管理，对政治和经济的管理，以及如何来管理这个全新的社会，没有经验——有感觉，没有经验。我们共产党要管理目前这样一个高流动的社会，高分化的社会，向货币经济转变的社会，也缺乏经验，也手忙脚乱。当然，现在的规模，我反复讲了，和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比当时要大得多，也深刻地多。但那个时候确实出现了土地的高速流转。这样，社会的高度不稳定，一方面反映了世家大族的消灭，一方面也反映了地权的高度分散。在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在城市的结构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史无前例。唐和唐以前的城市结构，和宋时的结构，完全不一样——幸好当时留给我们一个直观的画面，那就是《清明上河图》，它具有重大的社会学解读意义。自发的民间的市开始形成了，因为过去的镇都是军制单位，城、市结合起来了。上面我所讲的重大变化，史学家，包括当代的，都已反映到，但把这些现象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述框架方面，给解读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社会的高速流动，使得传统封建社会的编户齐民也发生了困难。编户齐民是传统封建社会国家获取赋税的一个基础。在欧洲，在印度，在俄国，在日本，他们是编“臣”齐民的，我觉得这个字很重要。编臣齐民的村是作为赋税的一个统一单位的，中国不是的。很早以来，自商鞅变法以来，是编户齐民，国家是与农户发生关系，而不是与村产生关系，国家从来不承认村落的存在，所以在农户之上要建立起一个行政的架构，那么到王安石时就搞了一个所谓的保甲的建构，以前有所谓的乡里的建构，直到我们现在，就成了村民自治的建构。其实，这些建构都是挂名的，我们却一直以为它是自治的。如果以为是自治的，那么我可以这样讲，印度的、俄国的、日本的以及中世纪欧洲的村落，都是高度自治的，村长是民选的，而不是封建组织任命的，因为民选选出来，你给我征收，征收的成本是可以降低的。所以，选举是作为降低行政管理成本，而不是所谓的自治存在的。如果有自治，它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在当代依然可以读出来——但是，由于我们受到笼统的概念的制约，看不到基本的事实。在这样高流动的社会，由于地权的分散和流转，大量的农民会失去土地，失去土地就会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流动就为匪为盗，社会治安在宋初一开始就相当地混乱，这也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这也是宋代把政治重心转入内政，而对边防无力加以干预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攘外必先安内”也产自宋儒的学说。这是我讲的背景。
    三
    在这个背景之下，对这个现象第一次提出思考的，我提出是张载（1020－1077）。他在《经学礼窟》里面有一个“宗法篇”，还有另外在《正蒙》和《易说》内也有若干个章节，都谈到了乡村组织的重建问题。他面对世家大族在宋代瓦解的局面，第一次提出了重建宗法组织的主张。重建宗法制，我们的书上都批判，认为它是荒谬的，倒退的。其实，它隐含的意义是用宗法制来重建乡村组织。在那个时代，家庭已经原子化，两代和三代的家庭成为当时家庭的基本格局。大家知道，在唐代，法律规定，如果祖父和父母在，兄弟不能分家，所以，它是中型家庭制度；到了宋代，法律来维持中型家庭制度，维持不住，进一步分解成小家庭。几代以后，同一个宗族内部，有些小家庭丧失了土地，宗族无法维持。所以，宗法的制度要求以共同体的形式来重建。共同体，就是凌驾于家庭之上的，比三代家庭更大的宗族组织，为稳定社会、为这个宗族内部的各个家庭提供必要的公共品，我把它叫做地方的公共品的供给问题。这个词是当代的词，但是意思有当代的意思，也是张载的意思。他自己讲“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也就是说现在土地及家谱没有了，那么就会“人家不知来处”；他考察了历史的整个过程，就讲“谱牒之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国若无统，至亲也薄”，所以他就讲，“ 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就必须要重建宗族，这是第一个。他还讲，“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只能造几间房子，买几块土地等等。死了以后，“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家传就熄灭了，所以，他的建议是要建一个宗法的组织。要维持这个组织，第一要义就是要修族谱，使每个人都知道是从哪一族出来的，要建立一个认同，文化的认同，族谱就是文化认同。与此相关的，就是怎样建立权威，是要建立一个权威组织。当代中国也建立了不少组织，但权力老是建立不起来。中国的诸子均分，加上土地流转的加快，家长，即小家的家长，就成为中国社会权威的唯一来源。上面就是皇帝，皇帝直接过去就是官吏，底层社会的权威没有了，荡然无存。所以，要组成一个大的共同体，必须有共同体内的权威。谁有权威？他的说法是宗子——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点复古，有一点荒唐。但他的宗子制不是嫡长子制，一般的就是长幼的原则和贤与不肖的原则同时并存。这就修改了以前的宗法原则。这就是说，如果你德才兼备，虽然辈分较低或者说是旁支，也可以做宗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提出来的，就是说要确立财产权。他说，一个共同体，如果没有共同体的财产权，（就是我们说的两田制，它有自己的田）没有集体经济，这个共同体是会崩溃的，他明确提出要财产权。这个财产权，要集中在宗族和宗子手里，后来有大量的实据说明，祠田制、祠田就是这个时候才来的。第三个方面，大家知道，唐和唐以前，庶民不能立家庙，庶民的祭祖是三代，只能允许有三代，而且只能在家里面设个家庙；在家外立个祠堂，那是士大夫的事情。他第一次突破了传统儒家的重大限制，就是让老百姓，一般的农民，有立祠堂的权力，是他提出来的。这个整个的过程，我就不多说了，因为他还有立家法、设族会。（族会）每月一次。这个族会要做到什么意思呢？就是“扬善、罚恶”，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后来，他的这个主张直接进入了他的弟子吕大钧《吕氏乡约》里面，这个吕氏乡约又直接进入了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的村治里面，它都是从这里开端的。引领人道德向上——都是原话，要求族内要有“患难相衅，守望相助”，通过内部的调解机制来解决族内的纷争。这样，小家之上的宗族制度框架基本上由他打下来了。关于程颐的理论，我这里不多说了，因为他们有交流，我估计差不多——里面的学说也大体差不多，包括建立族内的祠堂，祭田。而且，程颐规定，从共同体内的全部的土地，即从私田里面要拿出五分之一作为公田，就等于我们82年分田到户以后，集体经济没有了，拿出一部分土地，变成两田，一样的道理。所以，他们俩已经把这个共同体的组建原则——经济的、政治的、谁是有权力的，都详细阐述了。经济的就是共同体的共同的资产，另外，还有文化建设。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宋的文化建设、理学的重建，是为了社会组织的重建和稳定，是赋予它的文化意义——如果没有文化意义，没有赋予它新的文化意义，这样的组织是无法建立和有效运作的。因为，他已经看到，大共同体和小共同体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张力，因为家庭小，尤其是老婆讨进来以后——老婆是个很大的因素——外来的媳妇嫁进来以后，她要把丈夫和孩子作为共同体，把她的利益要抬高。所以，宋儒反复强调原有的儒家训教，就是说你老婆带进来的那个嫁妆，可以作为你的私有财产，其它的一概不准，这就防止了共同体的内部由于外来媳妇的原因，使诸子的分家倾向扩大化。
    在宋代，都是理论的建构过程，实践的层面，也有推广至扩大。所以，我们看到宋词里面的一些描写，就是几代大家庭里面同柴共灶的局面，包括唐诗里面也有这样的局面。第一次在理学方面的重建，是宋代，是从张载开始的。到了南宋的陆九渊和朱熹，第二波地来进行政治的建设。政治的重建，是从朱熹开始的。朱熹非常重视张载和程颐的关于宗法的学说，所以花了大量的精力来修《家礼》和《古今家祭礼》，以及《朱文公集》里面的有关的论文，而且把吕氏乡约重新加以修正、扩充。吕氏乡约在朱熹修订以后，一直流传到解放以前，所以使得梁漱溟得而践之。所以这里讲朱熹的一些建制，以及关于宗族的祠堂如何建，里面如何供几世祖等等。那时规定可以供奉四世祖，就是父亲、爷爷、爷爷的爷爷，也就是高祖。这条到了明朝，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宗族祠堂的格局。这个变化就是从迁祖开始供奉，迁祖作为供奉的第一代，这就形成我们现在在江南还看到的一些祠堂的格局——基本格局是明中晚以后定制的。这是创建出来的，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是为了面临经济的流转这样一个局面来制定出来的。在陆九渊当中，也有很多论述，这里我也不一一加以展开了，宗族的族田产生以及如何使用，他都一一加以规定。
    到了明代，邱濬有更完备的体制，具体的各种建议被逐一创建、试点。到了明的中期以后，就成为定制，由国家的法令来加以推广。这是我讲的宋、明的过程。这还包括王阳明，心学的创始人之一，秉承了陆象山的心学，他讲的“知行合一，灭心中贼”，我们都知道。“灭心中贼”怎么解释呢？因为明中叶以后，市场上升了，货币大量进来了，拜金主义上升了，所以他按照传统的方式，要在道德方面进行约束，就制你的心。他知道，如果心坏，靠法律来制约是无效的。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心制不住了，以德治国不行了，那么我们只能以法治国。那个时代已经明确感受到，如果德治不住，法还能治得住吗？我们现在是相反的，法都治不住，德还能治得住吗？证明这个时代的变化已经很大了。在王阳明的重建过程当中，重点宣扬的就是乡规民约。他把北宋时期的吕大钧的吕氏乡约还有朱熹对吕氏乡约的增加部分，都加以进一步地扩充。并且，他自己搞了一个南赣乡约，大概是在江西南部，后来在江西那一带，也是广为流传的。
    具体到了清代，朴学起来了——我们一直以为这是因为政治的高压的躲避，其实不然。他们花了大量的精力，比宋儒明儒更大的精力，对先秦的不同典籍当中的涉及到的宗法制度，进行了严密的考察，以恢复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的原来的样子，大量的人物都有关于宗法制的考察，有大量的著作。一直到清嘉、道以后，龚自珍（龚自珍是未受西方学术浸染的最后一个人物）也看到了土地的流转，人口的急剧膨胀，到处寻找土地进行开垦，以及进入了少数民族区域，进入了山区后，与土著发生了冲突。所谓的乾、嘉时期的白莲教起义，都是原来失去土地的农民，拿着玉米、拿着红薯、拿着土豆，向汉江流域，向长江上游，向湘西大规模地迁移，寻找土地，和当地的原住民发生了冲突，官府不加管理，后来冲突越闹越大，官府镇压，所以闹起来的起义。而且那些脱离土地，离开宗亲关系的农民，只能依靠所谓的民间宗教来加以组织，来进行自救，这样我们就解释了明清以来的所有的民间宗教，至少是南方农民的民间宗教，是失地农民的自助组织，后来演变成所谓的青红帮、黑社会。
    第一批受到西方政治学说浸染的人物，像冯桂芬（1809－1874）——他写了《校邠庐抗议》，这本书大家都读过了——按道理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他提出要建议会，要搞民主制，他里面已经隐含到这个问题了。但这样的人，重点不在民主制。我们以为他是洋务运动中最早鼓吹议会制的重要人物，其实不然，他重点依然是鼓吹要在农村重建宗法制度。他的一些大量的言论，我在这里也不多说了。包括他强行规定，宗族组织一定要有自己的经济基础，有了经济基础以后，集体收入派什么用，都有严格的规定。多是基层社会供应，我读一读：第一，要建立养老室，其中供养族内的老人，另外一个就是恤嫠室，要给养寡妇，因为古代男女有分，现在我们说养老院，他分成两个，男女各一个。另外还有建立育婴室，抚养族内的孤儿。第四个就是养疴室，就是医院，要建立族内的乡村医院，来救济族内经济地位比较差的族人。第五个是读书室，供族内贫寒子弟读书。第六个是严教室，禁闭那些族内的不肖子孙，令其悔过。另外还有族田、公共水利、道路，都在他们的管理范围之内。
    四
    具体的我就不加展开了，我最后概括几句。
    第一就是宋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小农经济的基本样式在宋代已经出现，一直持续到解放以前。核心问题是农户经济和土地配置的不均衡性，引起了以地权为中心的阶层分化在族内展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族内已经有了阶级分野的性质。要把阶级分野的性质约束在整个宗法共同体之内，为此，必须建立宗族的经济共同体，就是说要族田。族田是这个集体存在的经济基础，他们看得非常清楚。而且要求国家法令来维系族田，不被后辈那些不肖子孙所瓜分。这是我总结的第一点。第二，维系这个宗族组织，必须要有权威系统，组织内这个权威系统如何建立，宋儒有各种建议。要以血统为基础，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所以采取家长制的选举制，即各个家长来选，如150个家长，他们共同来选举产生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作为维系宗族组织的最高权威。第三，就是说文化建设，族人的共同认同，不能让族内的成员一直贫困下去，要有救济。这个文化建设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祠堂建设和族谱建设。族谱是为了追宗认祖，祠堂是为了春秋两祭，也为了调解内部的纠纷。这个祠堂的两祭，在祭祀的过程中要放音乐。这里特别强调了不同礼乐的不同社会作用这个说法。因为礼讲分，讲等级，乐讲和，大家听同一个音乐，无长无幼，没有什么高低等级，加强族人的认同感。这样，任何一个族人衰败下去，族人都有救济的责任和义务。
    第二就是，这些运动的推广所获得的实际的收效，在南中国比较有效，即长江以南的丘陵山区的中国比较有效。这是因为宗族内，人会增加，地却不加广，这是这个制度的天然缺陷。这个缺陷在丘陵山区得到了有效的弥补，这是因为可以向外开垦，开垦土地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南部山区层层梯田，所有的土地都被加以利用。当然，也可以提高复种指数，南方的复种指数提高了，就是早稻引进了；到了晚明以后，南美的农作物引进了，有些不能被小麦和水稻利用的土壤，也被大规模地使用了，被红薯使用，被土豆使用，被玉米使用了，也减轻了对土地的压力。为什么北中国维系不足？和元有关系，元朝的扫荡，就使北方已有的宗法组织机构，大体上被打掉了。元明战争，基本上发生在中国北方，即黄淮流域。黄淮流域人口发生了最剧烈的动荡，人口耗尽了90％，所以这里的宗法组织基本上被打散了。现在黄河流域的人口，基本上是从山西，包括一部分陕西迁移过来的。这个迁移过程，持续了50多年，明初两朝皇帝在山西设立了“中共中央安置办公室”，类似的意思，在那里迁移人口。所以到了晚明以后，顾炎武举兵反抗，寻找军事力量，特意去找农民，一路往北走——因为国破家亡，所以他要举反清的旗帜——他到了北方走了几千里地，竟然发现没有宗族组织；一直跑到陕西华阴县，发现几个大概有五六百户人家的宗族组织。他就专门研究为什么北方宗法组织解体，他有专门的考察，可以读他的《日知录》。这就是我讲的第二点，为什么南部山区丘陵的宗族组织可以延续几百年，是这个道理。
    第三点就是说这些宗法组织的内在张力，大共同体和小共同体之间有内在张力。这种内在张力，宋儒明儒都讨论过，即到底增加好啊，还是缩小好，都讨论过，讨论结果是各有利弊。一般的主张是要大共同体，为什么？因为小宗族制，分家制，社会分化严重，底层无法救济，骨肉相残。还有各种小的水利设施，道路设施无法供给，这都是他们当时考虑到的，不是我胡加进去的。我们现在的新农村建设，要提供乡以下的地方共同体的公共品，提到的内幕，完全一样。历史在那里重复，这不是我添加给历史的东西。但是，大共同体和小共同体的张力，我们在人民公社制度建立过程中也发生了。大公社制度，即大公社作为一级核算单位，把村落、家庭都打散了，是引起大公社制度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58年末，一直到61年，毛泽东最紧张关心的是什么？是那个超过家庭，而到大公社的核算单位是什么。他找到了，你看他文献，他以前以为是大队，后来让步，退到自然村落，“队为基础，三级所有”。所以我说了，自然村落是农民利益的最后边界——突破，就不容易维系。但是，自然村落的利益边界是有传统的。所以，我们解释了66年以后的小公社制度基本维系下来。这是我讲的这个制度建立的初衷以及内部隐含的矛盾。小公社制度的家和生产队之间，也有张力。这个张力，在南中国小一点，在北中国大一点。在北中国当中，淮河以北的淮河地区，张力更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分田到户（单干）在安徽万里的老家率先开始，完全有历史证据。所以，我讲的这些的意思是，只要是小农经济的农耕社会，必然会发生分化，它缺乏这个组织。宗法组织应该说是宋儒的一个发明，不是一种恢复，是恢复过程当中的重新创造，适应那个时代的需要。所以，明代比较稳定，和宗法制度是有一定关联的。清的稳定，也和这个有关联。当然，人口的继续膨胀，到了雍正、乾隆年间，人口继续膨胀，继续要增加土地，引起了械斗，宗族的械斗相当厉害。明后的宗族在南中国比较地正经。毛泽东在30 年代南中国调查的时候，他发现根本不是马克思的一般理论所能解释的。它的田，大量的是祠田、族田，说它是地主阶级的，把它分掉了——但是，分田只是贫下中农的本性要求，这就解释了农户和共同体的张力。因为有这个张力，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国家制度的介入，即国家政策法律的介入，没有强大的文化建设，共同体组织就不可能维系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制度，又那么容易地被解体了。内部存在张力，文化整个就发生了急剧的变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满足了个体小家庭的内心的渴望，它为了短促的利益，就把共同体给解体了——当然，有所反抗，但这个反抗很弱。当然，解体以后，对生产力的暂时的增长，应该承认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它现在的弊端也显示出来了。
    如何在分散的个体经济之上重建一个组织，是当代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大使命。我们也来简单化，把村民委员会作为分担个体农民组织的有效途经，而不同的价值相关者却赋予这个组织以不同的意义。西方人赋予它民主，国内的一些人赋予它民主，赋予它什么什么等等，承载不住。那么，其它的形式呢？当然，我们又找到了一个形式，今年又出台了一个法律，叫做《经济合作组织法》，有人建议在县乡两级来建构一个农民协会组织，以增加农民的合作空间，等等。组织本身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提高农村对城市谈判能力的唯一途经，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新农村建设确定为组织建设的原因。什么叫做组织？关键是要确定这个组织的有效性，权威的形成，必须要有一整套的文化机制来保障。文化就是价值，说我们这样生活比那样生活好，就这个价值。我们有我们的活法，这恰恰是梁漱溟谈到的，就这个点，成为梁漱溟的核心观点：我们中国人只能这样活，不能那样活。这就是文化建设的中心思想。这样，在货币主义、市场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时代，要构建一个新农村，有效抵抗城市的消费主义的侵蚀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们看到，城市的消费文化扫荡整个的农村，先把它变为落后，变为迷信，变为·····等等，然后，我们惟恐他们不发达，惟恐他们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金钱为中心。这种心态是导致整个农村情况自身恶化的内在原因。所以，没有文化建设，就不可能有新农村的组织建设，而没有组织建设，就不可能有新农村建设。单靠我们政府和财政的转移支付，把八九亿农民背进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在我看来，不大可能。
    时间已到，我基本也结束了，谢谢各位。
    
    文章出处：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