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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一龙，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摘要】本文尝试提出不同于以往五年规划的新发展规划框架和“十四五” 相关举措的建议。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凸显出发展的悖论，“十四五”的发展需要以人民真实福祉为中心，这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发展观上的体现，国家规划要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五大建设要围绕提高人民的真实福祉，不但需要规划宏观发展，也需要关注中观发展与微观发展。
建议“十四五”时期采取以下举措：一，通过心理建设、推进强身健体工程、净化网络空间、“革陋习、树新风”等以促进人的发展；二加强家庭建设，采取鼓励性生育政策；三、通过扩大有效投资，挖掘潜在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式、推进城市精准脱困工程，打造城市版的“精准扶贫”；五，推进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人民共同体建设；六，加强应对无边界总体战的能力，建设韧性社会。
环顾全球，21世纪刚刚过去20年，但是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对于发展的乐观主义却仿佛正在消逝。整个世界仿佛成了一个充满了焦虑与失落的“起火的世界”，不但欠发达世界如此，发达地区也是乱象丛生，在新冠疫情冲击之下，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危机更是暴露无遗，正从公共卫生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
今天看来，发展并不能包治百病，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也并不意味着就到达了彼岸的乐土。人类的发展程度无疑大大提高了，但是面临的问题好像并未减少而是增加了，繁华升平之下蕴藏着深刻的危机。
当然，这并不能归咎于发展本身，而是西方国家发展模式出了问题，发展脱离了民众真实福祉，发展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而是以资本为中心，发展的各种统计指标在增长，但是民众真实的福祉并没有相应地提高，许多地区、许多人群还陷入了停滞与下降，与少数的繁荣伴随的是普遍的凋敝，成为冲突与动荡的根源。
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之治，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使得中国的发展更为稳健，更可持续。2020年中国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全面消除绝对贫困。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壮举，也是近代以来中国追求民族复兴百年长征的一个伟大里程碑。“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十四五”规划是我国迈向强国阶段的开局规划，也是我国进入高收入阶段、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规划，必将推动中国发展迈上新的台阶。
同时也要清醒的意识到，中国发展并未摆脱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发展悖论，如同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的：“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①]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将我国的发展脆弱性与风险暴露出来，不但使我国在应对疫情期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这场疫情不但警醒我国需要补足治理体系的短板，同样也警醒我们需要补足发展的短板。我国发展模式也存在与人民真实福祉相背离的问题，需要反思四大发展迷思：
一是物质中心主义的发展迷思。物质中心主义发展观在个体层面上表现为对于物质欲望满足的无止境追逐，对于物质消费的过度攀比；在国家层面上表现为将发展看成物质财富的积累。将物的发展置于人的发展之上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发展观，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物质丰富能够给人提供的边际效用也在趋于下降。
随着第四次产业革命推进，虚拟的世界越来越真实，真实的世界却越来越虚拟，人日益成为孤单的、疏离的、抽象的个体，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物质财富日益增长、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世界。在这个日益巨大的世界里，人却日益变得渺小，越来越可能成为发展的代价而被抛弃。
二是资本优先迷思。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是组织生产、提供就业、促进创新的主要力量。但是过分强调资本优先，分配向资本倾斜，对于劳动、知识、管理、资源、数据等生产要素重视不足；过分强调企业家老大、企业家精神，对于劳动者精神重视不足；过分强调资本逐利的合理性，对于资本需要的社会责任要求不足，就会导致出现两极分化，阶级对立，并导致社会动荡，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性危机的根源所在，中国要避免落入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高收入陷阱，发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优势，既保护资本权利，又节制资本权力。
三是统计幻像。发展通常被等同于GDP、人均收入等能够统计的经济价值量增加，五年规划长期以来最关注的也是能够统计的核心指标，但是很多对于人类真实福祉更有价值的个体精神状态、家庭状况、社会风气、文化氛围等并不能用市场价值衡量，更无法统计，我们不能陷于统计数据幻象，而要回归发展本源。
四是国家宏观发展与个体微观发展脱节。对于个体而言发展是个人生活的改善，个体对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与指标经常无感，或者感觉被平均。长期以来，我们的国家规划只见国家，不见具体的人，只有宏观量，没有中观量与微观量，对于个体生活密切相关的家庭、社区、乡村、就业单位从未涉及，这是民众觉得规划离自己太远、与自身无关的根本原因，也使得规划失去了应有的中观与微观效力。
基于对于发展的反思，人类提出了包容性发展、可行能力自由、以人为本的发展、人类发展指数等思想。上世纪70年代不丹率先提出国民幸福指数，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但是国民幸福指数概念也有自身缺陷，首先是主观幸福感的度量方式很难得到普遍认可，[②]其次如果将幸福指数看成对GDP的扩展，加入经济、社会、生态等指标，就难以避免其他综合指数同样出现的概念内涵不清晰，指标选择与权重都难以确定的问题。
本文尝试引入国民真实福祉的概念，我们不但需要GDP的概念与GNH（国民幸福指数）的概念，还需要国民真实福祉的概念,国民真实福祉的总量可以表示为国民福祉总值——GNW（Gross National Welfare），国民总福祉可以视为个体真实福祉的加总，而不同个体的福祉总是相互关联和重叠，公共部分的福祉对国民总福祉至关重要，国民福祉虽然不能像GDP一样进行数据统计，但是能够指导我们以一种更为宽广和切实的视角看待发展。
我们将个体真实福祉看成一个花苞模型，从内到外分别是精神世界、身体状况、社会角色与社会关系、私人财富、外部环境。（见图1）亚里士多德将善的事物分为三个部分：灵魂的善是最主要的、最高的善；身体的善其次，“适意的莫过于健康常在”；而个体所拥有的朋友、财富、权势等外在的善则是个体福祉的补充。[③]中国古人眼中的美好人生要集齐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④]被誉为“中华第一福”康熙题写的“请福续寿”的福字碑，内含“多子、多才、多寿、多田”。[⑤]
精神世界的健全与丰富是个体真实福祉的第一要素。“富润屋、德润身”，道德浴身，“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⑥]“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⑦]同一境遇，有苦不堪言者，有偃然处之者，有乐在其中者，“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世间良辰盛景，何处无之，所匮乏者是能乐而赏之的心灵。
身体健康是个体真实福祉的第二要素。身体是人类苦乐之感发源之地、寄寓之所。身心本不可分，心为身之主，身为心之宅，心明则身适，身安则心宁。身体健康粗钝层面为肢体强健，器官健康，功能健全；身体健康精微层面则为精气神完足，五脏运化，经络畅通，太和充盈。
个体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关系是个体真实福祉的第三个要素。马克思说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⑧]个体与群体不可分，个体在家庭、工作场所等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是个体生命的外在显像与投射；同时个体所处的家庭、工作场所等社会场域的经历也会内化为自我。个体与他人为一共同之有机体，因其亲疏远近，必然发生不同程度的生命交融与苦乐交感。
个体拥有的私人财富是个体真实福祉的第四个要素。个体收入与财富状况的改善能够满足个体的生存需求，扩展个体的实质自由，同时，也赋予个体更大的能力去帮助他人与为社会做出贡献。
个体生活所处的外部环境是个体真实福祉的第五个要素。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人造环境，保护自然环境、建设优美的生态环境，改善居住环境、安全、交通、通讯等人造环境，能够提升个体真实福祉。
图1. 个体真实福祉分层图示
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发展上要有不同的侧重，以提高人民真实福祉，在普遍贫困阶段，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无疑能够显著提高人民福祉；而在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在重视社会财富的积累，同时要更注重环境的改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后，物质财富积累带来的人民福祉的改善边际效用在下降，发展要更重视共同富裕、人民身心健康、共同体建设、文化建设。
人民真实福祉为中心的发展观是一种包容性发展观。财富分配的扭曲使得人类总福祉大大下降。对于不同群体，同等财富带来的边际福祉效应大不相同，对于富人无足轻重的一袋粮食对于穷人而言就意味着生存需求的满足。通过减少贫困，主动调节收入分配与财富分配，推进共同富裕能够显著提升社会总福祉。
人民不但作为个体的加总，而且是作为个体集合体的整体，人民福祉不但有私人福祉，还有每个个体共同拥有的公共福祉。没有全体人民的真实福祉水平的提高，个体的福祉也只是建筑在沙滩之上的城堡。个体所处的社会共同体、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氛围都会显著影响其福祉水平，这些公共产品为所有人所共享，对于所有人都是公平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很重要体现就是能够通过其拥有的公共资产，为社会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福祉。
人与人之间、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不同主体之间的福祉彼此相联，任何个体、局部离开整体都无法独善其身。人民真实福祉为中心并不意味着发展能够脱离生产力提高的物质基础，同时需要用综合的视角来
看待发展，
发展要计算综合成本与综合效益，要算大账，算经济账、社会账、生态账、文化账等，而不只是算经济增长的小账，不但要算短期的账，还要算长远的账。
人民福祉为中心的发展观可以视为人民为中心思想在发展观上的体现。发展的归宿与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的真实福祉，不但是为了少数人的福祉，而是为了全体人民的福祉，强调人民是发展的主体，人民不但作为个体，也作为集体和整体参与到发展中去。
将人民真实福祉的发展观应用于五年规划编制，可以提供一个与以往发展规划不同的编制框架。（见专栏1）同时，国家规划编制应该改变不接地气的状况，实现国家规划与人民关切同频共振。国家的宏观规划可以看成是14亿人民、1.2亿市场主体、10.8万个社区、54.2万个乡村微观规划在国家层面的涌现。[⑨]宏观规划需要有微观支撑，与微观诉求匹配，尝试通过样本抽样、大数据挖掘等方式，推动微观到宏观的国家规划编制。规划国家宏观量时，同时也要关照城市、乡村等中观量，社区、村庄、单位、家庭、个体等微观量，要在不同层面的发展变量间建立有效的连接。
分析“十四五”国内外环境，我们需要推进人民真实福祉为中心的发展，具体提出以下若干建议：
（一）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推动人的生理性、心理性、社会性各个维度的全面发展。“十四五”时期除了继续通过推动人口、就业、教育、健康等事业的发展，建议特别关注以下问题：
（1）推行国民心理建设工程
中国自古就强调治国先治心。心治则国治，心定则国定，心安则国安。孙中山先生将心理建设、物质建设与社会建设作为《建国方略》的三大方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物质丰富程度无疑大大提高，但是并没有带来人内心的富足。我国以抑郁障碍为主的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患病率呈上升趋势，2016年我国的失眠现患率为15%，2014年焦虑障碍患病率为5%，抑郁症患病率为2.1%。[⑩]
这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更大的精神世界的问题嵌入在资本主导的社会结构中，而且也只能从社会中去寻求根本性解决方案。资本主导带来了人的异化，现代社会使得个体从传统的共同体中独立出来，但是并未带来积极的自由，而是在独立同时也变得孤立，自由同时也变得疏离，如同弗洛姆所描绘的，“现代社会结构在两个方面同时影响了人。它使人越来越独立、自主，越来越富有批判精神，同时又使他越来越孤立、孤独、恐惧”，个体变得“焦虑与无能为力”成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⑪]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个体获得即时满足越来越容易，越来越碎片化。随着5G时代的到来，VR等技术的广泛运用，这个问题会更突出，虚拟世界越来越真实，现实世界却越来越虚拟。年轻人中盛行的宅文化、丧文化、ACG文化、[⑫]佛系文化正是这一社会问题的折射。个体生存方式的原子化、疏离化与虚拟化，成为社会问题局部暴露与集中爆发的心理燃料。
个体精神世界建设的根本在于将个体主体性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束缚中解放出来。让劳动者有更多时间从异化劳动中摆脱出来，为劳动者提供更有力的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民生保障，逐步探索不用劳动也有“基本收入”的制度，提高劳动者自主安排时间，从事自主劳动或者休闲活动，倡导“不加班”文化，减少形形色色“无效”劳动、尊重劳动者休息权利。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将德性培育作为教育第一要务，在学校和社会广泛开展修养教育与实践，创造积极向上的人生。鼓励个体通过现实的劳动与斗争，激发并锤炼其主体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加强社会共同体的建设，鼓励个体通过家庭、居住场所、工作场所、虚拟空间的集体生活获得精神归属，增强自我丰富性，提升小我，塑造中我与大我。
（2）推行强身健体工程。
“文明其精神，康健其体魄”，身心二者本不可分离。健康中国的战略与《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已经做出了详细的部署。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目前整个社会的健身观缺乏文明自信，一味和西方接轨，将强身健体只是看成体格健壮与生理指标的改善，对于生命机理系统再造，实现精气神完足的传统健身文化重视不足，本次疫情的发生进一步凸显了这一点，“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需要在全社会普及自力更生、生生不息的传统健身文化，推广站桩、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等简便易行的传统健身方法。
（3）打造健康网络信息空间
网络信息空间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第二生存空间，数字化生存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第二人生。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估计，到2017年底中国网民平均每天上网时间已经接近4小时，[⑬]而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估计2018年网民每天手机上网时间平均更是高达5.7小时，而且2018年底比2017年增加了1小时，增量部分的三分之一是用于刷短视频。[⑭]这些数据估计可能并不准确，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日益成了“手机控”、“低头族”却是不争的事实。社会在享受网络技术带来的便利性的同时，也要处理好它带来的诸多问题。
注意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国民的大量时间用于刷手机是对宝贵的注意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要降低国民性的手机瘾。需要适度降低网民每天平均上网时间。对成瘾性的、“无营养”的短视频、手机游戏等要求开发平台采取切实措施来防止沉迷。要打造政府监管、服务提供商负责、用户自主选择的“信息垃圾”过滤和屏蔽机制。对服务商通过智能推送、心理暗示、心理诱导等方式对用户信息使用进行操控的行为进行必要的法律限制。
（4）推行“革陋习、树新风”的社会运动
经此一“疫”，暴露了我国社会的生活若干陋习，需要推进革陋习、树新风的社会运动，以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提高国民自然环境保护意识，革除食用野生动物陋习；提高国民卫生意识，鼓励分餐制，全面革除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等陋习，推行垃圾分类；提高国民公共秩序意识，革除公众场合大声喧哗，乱插队、闯红灯等陋习；提高国民节约意识，革除浪费食物、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陋俗。建立个人公德积分评价体系，将个人公德积分与个体信用，个体的职业发展相挂钩。
（二）推动家庭建设
（1）采取鼓励性生育政策，遏制人口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
中国已经进入低人口生育率陷阱，研究表明过去10年的总和生育率平均只有1.65，一孩生育率持续下降，且初婚年龄、初育年龄都在延长，婚育间隔在扩大。[⑮]低生育率将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欧洲、日本、俄罗斯等已经提供了前车之鉴。要将遏制人口总和生育率下降、尽快将人口总和生育率恢复到世代更替水平（即为2.1左右）作为重要的国策。目前的“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仍然达不到有效提高生育率的政策预期，由于意愿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而根据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2016年，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只有1.75，[⑯]即便实施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同样也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生育政策影响具有长远性与滞后性，需要有足够的前瞻性，不能等到生育率进一步下滑再采取措施，建议“十四五”时期要采取有相当力度的鼓励性生育措施。
国家制定提高总和生育的目标，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差异性的鼓励生育措施。例如，通过优先享受政策性住房购买指标，发放购房补贴等鼓励年轻人婚育。对于有孩子的农民工享受优先在城市落户的权利。对于生育二胎以上的家庭，预留购买政策房期权。对于三名以上的孩子家庭，按照当地薪酬水平，提供抚育孩子的全职岗位，纳入就业统计，由家人与政府共同提供薪酬。严厉打击就业性别歧视问题，将就业平衡纳入企事业单位履行社会责任加以要求，保护生育女性的产假权利、职业发展权利。家庭、单位、社区、政府等共同分摊抚育孩子的成本，加强公共托儿所、公共幼儿园的建设；考虑对于两名以上孩子的家庭发放孩子养育补贴；设立家庭抚育基金，由个人、社会与政府共同筹资，用于多个孩子家庭抚育。
（2）加强家庭共同体建设
家庭功能的瓦解，是个体原子化的最彻底体现。家庭对于个体的保护性功能在持续弱化，家庭越来越小型化、微型化，在2010年1人或2人的微型家庭已经占到40%，有1.6亿户。中国目前的离婚率为3.2%，已多年呈上升趋势；[⑰]“空巢老人”占老年人口一半，而中国失能老人有4000万。[⑱]
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家庭幸福是人民幸福的基础。我们要高度重视家庭共同体的建设，纠正法律体系、公共政策体系中过度的个体主义倾向，不但要考虑个体权利与福祉，也需要强调家庭权利与福祉，住房、社会保障、就业、教育政策要将家庭作为政策调整的基本单元来考虑；积极扶助空巢老人家庭、留守儿童家庭、失独家庭、单亲家庭、残疾人家庭、失业家庭等弱势家庭与贫困家庭；加强家庭伦理建设，重视家庭纠纷调解工作，推进良好家风建设，促进家庭和谐。
（三）推进城镇居民精准脱困工程，打造城镇版精准扶贫
“十三五”时期中国通过推进精准扶贫项目，实现了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消除绝对贫困，这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性质，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壮举。“十四五”需要进一步推进后2020的农村脱贫，并将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十四五”时期可以考虑打造城市版的精准扶贫战略，推进城市居民精准脱困工程。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转型，我国城市贫困问题开始凸显。到今天城市中仍然有大量的生活困难群众，例如，2018年全国有城市低保对象605.
1万户、1007.0万人。全国共有城市特困人员27.7万人。[⑲]同时也包括大量的残疾人口、城市救助人口、零就业家庭、无房户等。2019年我国有农民工2.9亿人，2018年农民工月均收入为3721元，[⑳]其中相当大群体也属于困难人群。
我国虽然有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与各种类型的救助与帮扶制度，但是缺乏系统的城市贫困政策设计。我国已经进入城市人口为主体的发展阶段，城镇原先居住人口因为各种原因的贫困问题仍然突出，随着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工代际转换，农村对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减弱。“十四五”时期推进城镇生活困难居民脱困工程，具有开创性意义，对于提高人民获得感，避免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的城市居民街头抗争，巩固党执政基础与推进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十四五”的城镇精准脱困工程可以按照三个一批设计：即脱贫一批、帮扶一批、减缓一批。第一，脱贫一批是针对绝对贫困人口。划定城镇绝对贫困线，以社区为单位对城市生活困难人口进行普查，进行精准识别，在现有的低保、特困救助、临时救助、残疾人帮扶政策等政策基础上，出台城市生活困难人口精准脱困综合政策，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在“十四五”期间解决城市城镇贫困问题。第二，帮扶一批是针对贫困脆弱人口。包括低收入、非正规就业、低保边缘群体等，这类群体虽然不属于绝对贫困人口，但是在贫困边缘徘徊，具有高度的贫困脆弱性，需要采取帮扶政策降低他们的贫困脆弱性。第三，减缓一批是针对相对贫困人口。这部分群体不属于上述两类，但是在多维贫困框架中，有实际的就业、教育、健康困难，需要相应的政策倾斜。
（四）扩大有效投资，挖掘潜在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当前我们遇到了经济的困难，中美贸易战、全球疫情大流行冲击等是外因，内因是由于我们也遇到了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都会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投资需求不足。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本要素越来越充裕，资本平均利润率下降，实体经济投资动能减弱，201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已经降低到5.9%，是90年代以来最低的年份之一。[21]
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需要通过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发展，将加大投资作为恢复市场信心的第一推动，带动经济发展由不景气循环进入新一轮的景气循环。同时要避免造成新一轮的过剩，转变投资领域与投资方式，充分利用社会主义优势积极创造有效投资，进行前瞻性布局。
将软基础设施投资，作为投资增长的重点领域。包括绿色基础设施，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养老健康基础设施，教育基础设施，防灾减灾、国防基础设施等。在保障生态安全、提供生态服务，气候适应性、绿色“一带一路”建设、防疫应急、村庄社区保健、公立医院建设、健身基础设施、终生教育、防震加固、防洪设施、抗旱设施、备战应急、前沿科技设施等方面都有大量的投资缺口，亟待弥补。
加快智能社会基础设施建设。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潮流，加快智能社会建设投资，加快5G、量子通讯等信息传输体系建设，加大信息存储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企业大脑、城市大脑、国家大脑等智能中枢的投资建设，加大可穿戴设备、传感器、VR等终端设施的建设。加快工业、服务业、商业、公共管理等行业的智能化体系建设。
谋划若干超级工程。谋划若干标志性的超级工程，拉动经济增长。例如国家大脑与智能社会建设超级工程、陆海通道超级工程、一带一路国际走廊超级工程、生态走廊超级工程、前沿科技基础设施超级工程等。
城市基础设施升级。城市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具有巨大的投资空间，即便是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仍具有巨大的升级改造空间，中国其它城市改造空间更为巨大。通过推进城市升级工程，能够产生巨量的投资需求，包括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升级，智慧城市建设，绿化生态环境升级改造，海绵城市建设，提升城市的防洪抗灾能力，提升城市的应急避险能力，提升城市建筑节能水平，提升城市建筑的抗震能力等。
（2）实施人居环境升级工程，挖掘潜在消费需求
可以通过政策组合，实施人居环境升级工程，推动潜在需求向有效需求转化，推动耐用消费品的新一轮排浪性消费，既拉动经济增长，又避免出现新一轮泡沫。
（1）住房条件升级
住房无疑是居民的最大宗的耐用消费品，但是不能通过刺激房地产的方式，带来新一轮的房产泡沫，增加民生痛苦指数。可以考虑通过政策组合设计，拉动住房市场波浪性传导消费，推动居民住房条件升级。
对于改善性住房需求，通过免除契税、住房公积金补贴、员工福利、共有产权等政策手段鼓励居民住房以旧换新，以小换大。对于首套住房的刚需，通过共有产权、限价房、政府集中采供等方式促进住房消费。搭建政府主导的住房交易公益性平台，降低住房交易的中介费用。
（2）家居消费升级
通过消费补贴等政策推进汽车、家电用品的以旧换新，带动家居大件消费品的消费需求，对于二手汽车与二手家电，可以通过统一回收后，以折价出售或者公益捐赠的方式，提供给低收入群体使用。
（3）小区升级改造
通过居民筹款、政府投资、企业参与等多渠道筹措资金，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升级，通过加装电梯，维修修缮，路面改造，绿化景观改造等工程，改善老旧小区居住环境。
（五）四个共同体建设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上，建议明确提出建设四个共同体的思想，包括：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国人民命运共同体。
（1）生命共同体
大自然众生是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是地球的共同主人，共享地球脆弱的生物圈，气候变化、疫情的发生无不警示我们需要超越人类至上的发展观，以众生等观、“齐物平等”的视角，[22]保护与营造众生的共同家园，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生态环境，遏制气候变化，尊重自然生态规律，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23]在合理利用生态资源的同时，尊重众生的生命尊严与生命和谐，不断改善地球生态环境。
（2）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推进双边与多边伙伴关系为重要抓手，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平台，构建普遍安全、共担风险、共同发展、平等共处、交流互鉴的全人类命运共同体。
（3）中华民族共同体
在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多元性的前提下，进一步弱化人为割裂的民族与宗教界限，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身份、制度、机制。将第57个民族（加入中国籍的外国裔人士）、海外华人、具有高度中华认同的海外友人纳入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中，鼓励他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4）中国人民命运共同体
中国人民命运共同体是指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征决定了14亿人民是利益共同体、社会共同体、价值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层面要加大公共资产的比重，缩小贫富差距，加强共享分配，形成高度共生的生产力，扩大人民共同利益。在政治层面，要通过党的领导，更好地驾驭市场、驾驭资本，实现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保障人民的整体利益。
加强村庄共同体建设，要抓住土地流转的机遇，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等方式推进集体经济；加强社区共同体建设，将社区打造成大家庭；加强工作场所共同体建设，通过党团组织、工会、职代会等机制加强职工命运共同体建设，加强工作场所民主。加强国家共同体建设，加强国民爱国意识、奉献意识、大局意识，加强共同理想与共同价值观建设，将十四亿人凝聚为不可战胜的共同体。[24]
（六）加强应对无边界总体战的能力，建设韧性社会
新冠疫情冲击，它是二战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冲击，新冠肺炎疫情不像苏联解体等重大国际事件，它本身不产生新的结构，但是成为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结构性变化的加速器，百年未遇的新冠疫情加速了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加速终结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霸权主导的世界格局，加速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衰弱，加速几百年来西方中心的世界大分流格局的衰弱。
这使得中美以新型大国关系实现战略竞合变得异常困难。2017年特朗普政府就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5月20日白宫发布了对华战略报告，否定了过去40年对华接触政策，要对中国开展长期战略竞争。我们已经进入新旧世界秩序裂变时期，在国际秩序新平衡达到之前，外部世界不确定性会非常强，这种不确定性是旧结构逐步走向破碎，而新结构尚未形成带来的。
在这个背景下，要将安全上升到更高的位置，由主要强调发展转向考虑发展与安全双目标。我们需要重温毛泽东、周恩来当年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战略思想，加强应对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信息战等平战一体，战和一体的无边界总体战的备战应战能力，建设具有应对外部风险能力的韧性社会。
提高对于可能爆发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智能战、信息战的备战能力，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灾害、地震灾害、公共卫生危机等的备灾能力。提高经济社会的发展韧性，完善经济社会面对外部冲击的自适应机制、缓冲机制、补偿机制，优化系统结构，及时补足短板，加大抗风险能力。主动下好先手棋，提高对于战略对手的防范与反制能力。提高防微杜渐能力，提高风险预警、风险化解能力。对可能的风险点与薄弱领域要进行充分研究与全面梳理，对外部可能发生的各种类型的“战争”与灾害冲击进行压力测试。设立储备性课题，组织智库对于各个领域可能发生的“战争”进行预判性、推演性研究。
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类型“战争”进行模拟推演，形成应对预案。加强各种资源的备份能力，为在特殊状况条件下，提供第二方案。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建设。加强“应战”与救灾的“常备军”与“预备军”建设。加强平战转换演练，提高平战转换能力。加强国民的国防教育、总体安全教育、防灾减灾教育。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136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②] 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在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等国民幸福研究基础上的测量，例如联合国发布的《全球幸福报告》，就是基于盖洛普的全球调查，使用坎特里尔阶梯表（Cantril ladder）对幸福感量化。ttps://worldhappiness.report/
[③]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3-16页，2003年。
[④] 《尚书·洪范》
[⑤] http://www.pgm.org.cn/pgm/wfjd/201402/531f0043f14947a98b096a335e26439f.shtml
[⑥] 《易经·坤》
[⑦] 《道德经》
[⑧]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⑨] 涌现（Emergence）是复杂性科学的一个术语，通常指从下一层次的个体的复杂交互行为中产生出来的更高层次的整体性现象。
[⑩]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2019年7月。
[⑪] 弗洛姆：《逃避自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
[⑫] ACG是指动画（Anime）、漫画（Comics）与游戏（Games）。
[⑬] 中国互联网协会：《2018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8年8月。
[⑭] 中国网络视听协会：《2019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19年5月，http://www.xinhuanet.com/video/sjxw/2019-05/30/c_1210147518.htm.
[⑮] 贺丹、张许颖、庄亚儿、王志理、杨胜慧：《2006～2016年中国生育状况报告——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人口研究》，2018年第6期。陈卫、段媛媛：《中国近10年来的生育水平与趋势》，《人口研究》，2019年第1期。
[⑯] 贺丹、张许颖、庄亚儿、王志理、杨胜慧：《2006～2016年中国生育状况报告——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人口研究》，2018年第6期。
[⑰] 民政部：《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⑱] 国家卫计委：《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
[⑲] 民政部：《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⑳] 国家统计局：《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9年4月。
[21] 具体讨论参见鄢一龙：《以“新需求管理”应对有效需求不足挑战》，《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10期。
[22] 参见汪晖：“代表性的断裂——再问‘什么的平等’？”，《文化纵横》，2001年5期。
[23]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870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013年11月9日。
[24] 参见鄢一龙、白钢等：《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绪论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