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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全球经济经历二战后最大幅度衰退后又快速复苏的一年。随着疫苗研发与接种人数增长以及各级防控加强，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呈减弱态势，各国尤其是主要经济体为应对疫情而推出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也在不同程度上助推了经济复苏。疫情的不稳定和应对政策产生的一些副作用，再加上疫情前便已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各主要经济体未来政策调整的方向与力度，共同构成了影响2022年世界经济走势的基本因素。
2021年世界经济形势回顾
一、各主要经济体复苏明显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2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为84.7万亿美元，经济增长-3.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IMF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将增长5.9%，其中美国6.0%，中国8.0%，欧元区5.0%，日本2.4%，印度9.5%。当然，不同机构做出的估计存在差异，美联储2021年9月22日宣布将美国2021年预期经济增长率从7.0%下调至5.9%。亚洲开发银行（ADB）《2021年亚洲发展展望》报告预测2021年印度经济将增长10%。
二、全球就业保持稳定，物价上涨较为温和
据国际劳工组织（ILO）《世界就业与社会展望》报告，2021年全球失业率为6.3%，其中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失业率分别为5.3%、5.9%、7.0%和5.8%，总体较2020年略有回落。2021年发达经济体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预计为2.8%，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为5.5%。其中，美国CPI 1月为1.4%，9月为5.4%；欧元区CPI 2月为0.9%，8月为3.0%；印度CPI1月为4.1%，6月为6.3%；中国CPI1-6月为0.5%，全年预计0.8%，数据较上年均有小幅上升。
三、全球贸易与跨境投资显著回升
据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贸易统计评论》相关数据，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额为15.58万亿美元，同比下降8.0%，剔除价格和汇率变动后同比下降5.3%。全球服务贸易额为4.91万亿美元，同比下降20%。预计2021年全球商品贸易额将增长8.0%，其中一季度同比增长5.7%，为2011年三季度以来的最大增幅。WTO于2021年8月18日发布《货物贸易晴雨表》，读数为110.4，高于趋势水平（基数为100），创造2016年该指数首次发布以来的最高纪录。具有前瞻性的新出口订单指数为109.3，显示增速可能见顶。2021年预计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增长率为10%-15%，其中发达经济体为15%-20%，发展中经济体为5%-10%。中国2021年1-7月实际使用外资6722亿人民币，同比增长25.5%。
四、大宗商品价格整体上涨，波动幅度有所加大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相关数据，以美元计大宗商品价格指数（2015年为100）2020年1月为114.23，4月为73.48，8月为100.39。其中，粮食1月为102.19，4月为90.04（低点），8月为100.39；矿产品1月为131.72，4月为128.76（低点），8月为159.11；燃料1月为111.72，4月为49.1（低点），8月为80.84。2021年大宗商品价格指数1月为120.94，6月为140.72。其中，粮食1月为118.16，6月为133.86，高点比低点高48.7%；矿产品1月为171.37，5月为188.78（高点），高点比低点高46.6%；燃料1月为105，6月为137.53，2020年以来高点比低点高出179%，2021年预计上涨59.1%。
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掣肘因素
一、全球经济通胀与通缩风险并存
当前多数经济体内部通胀压力加大已是不争的事实。首先，大量流动性注入后将导致货币供应量急剧增加。在产出水平和流通速度大致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数量的大幅增长势必引发价格显著上升。现在美联储每月实施1200亿美元购债计划，欧洲央行的1.85万亿欧元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至少执行到2022年3月，美欧日三家央行目前总资产负债表规模为25万亿美元。其次，主要经济体央行均奉行超级宽松的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再次，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冲击供应链所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短缺，在推升工资水平的同时助长价格水平。
当然，目前通胀可能仅仅是暂时现象，通缩风险同样存在。首先，虽然货币流通量剧增，但流通速度大幅放慢，后者抵消了流通量增加对物价上涨的推动力。其次，失业率升高或劳动市场宽松和设备利用率处于较低水平为扩大供给创造了条件。再次，市场对未来经济走势的悲观预期依然存在。截至2021年10月19日，全球负利率债券规模仍有11.6万亿美元，占全球可投资债券的近五分之一。
对于主要经济体来说，它们治理通胀的工具数量多、空间大。IMF报告也预计，大多数国家面临的价格压力将在2022年消退，但在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价格压力将持续存在。2021年11月在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指出，虽然价格强劲上升，但没有证据表明存在“工资—物价”螺旋上涨局面，预计2022年二季度或三季度通胀回落，相信随着经济不断调整，通胀将下降至接近2%的目标。总体而言，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走势短期压力不小但中长期会缓解。
二、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不稳定或殃及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
2020年8月，美联储宣布将寻求实现2%的平均通胀率长期目标。这意味着美联储可以用未来通胀的“余额”补偿过去的“差额”，在有限的降息空间里通过提高通货膨胀的容忍度为货币政策提供额外空间，以应对逐渐增大的通缩风险。随后，欧洲央行2021年7月将中期通胀目标从“低于但接近2%”改为“2%”。2021年11月3日，美联储宣布当月中旬开始减少购债规模150亿美元，12月开始加倍，预计2022年年中终止购债。此举可被视为美国货币政策转向的标志。除了购债外，美联储还可以加息、缩小资产负债表规模，即所谓“缩表”。鉴于资产价格居于历史高位且脆弱敏感，以及目前推高物价的供给冲击在2022年将得到缓解，一旦相关发达经济体退出政策的实施速度、力度与时机拿捏不准，极可能导致资产价格振荡与投资者预期逆转，出现破产海啸甚至滞涨的风险。这也恰是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所强调“必须提防对由短暂效应引发的通胀反应过度”的原因之一。
值得关注的是，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紧缩后新兴市场经济体将面临诸多重大风险。其一，许多国家已经将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即财政开支不必量入为出，政府用创造货币的方式进行支出，财政支出先于收入）付诸实施，一旦升息则该理论的基础便会迅速崩塌。其二，面对疫情造成的供给冲击，发展中经济体应对措施各异，而政策差异性本身往往成为风险源之一。其三，依赖能源进口和依赖能源出口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对政策转向时损益情况大相径庭，而货币政策趋紧导致的价格波动无疑会增加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分化。过去10年，中低收入国家外债增速超过了其国民总收入（GNI）和出口增速，目前外债余额已达8.7万亿美元。一旦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进入升息轨道，其债务负担势必加重，很可能出现企业甚至国家违约；若相关财政货币政策转向极可能使美元升值，进而引发货币错配风险，最终导致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
三、供应链受阻与所谓“脱钩”政策带来负面影响
过去一年多全球目睹并感受到了供应链受阻之痛，芯片短缺、能源供应不足、航运不畅和运费暴涨构成了全球供应链之痛的三个主要痛点。衡量集装箱费用的德鲁里航运指数2021年9月比一年前上涨291%，从东亚到欧洲最大港口鹿特丹港繁忙航线的运费更是达到了一年前的6倍。煤价过去一年间上涨2倍，天然气上涨4倍。能源价格暴涨与供应链受阻有关，除了疫情反复和经济复苏速度超预期外，世界无法承受石油领域投资不足也是一大因素：2020年石油和天然气投资下降20%。近两年来供应链韧性成为热议话题。对企业而言，主要经济体之间贸易紧张和多边贸易体系几近瘫痪、气候与自然灾害多发、网络攻击频繁等，在不同维度加大了供应链出现断裂的可能性。由于技术进步与扩散，特别是生产数字化已呈现不可阻挡之势，劳动力成本套利的空间逐渐变得狭小。随着网上购物的普及，消费者对快速配送需求上升，能否快速送达已成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疫情冲击更是让企业意识到，彻底重新评估价值链、缩短供应链、稀释或多元化供应链、投资更有韧性的供应链将有利可图。
从国家层面看，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提升一直被认为是地缘政治稳定的源泉，现在则被认为是致命弱点，因为供应的高度集中对别有用心的势力来说意味着高度依赖，涉及所谓“国家安全”，事关大国博弈。例如，美国等国家陆续出台或计划出台一系列旨在提高自给率或本土化率的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或使供应链多样化，甚至有人公开鼓吹所谓“脱钩”，矛头主要针对中国。典型事例是美国总统拜登2021年2月24日签署了“美国供应链”第14017号行政命令，指示政府对美国关键供应链进行全面审查，以识别风险、解决脆弱性并制定战略，提高恢复力。为此，美国政府成立了涵盖十多个联邦部门和机构的工作组，与商界、学界、国会及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数百名利益相关者进行磋商，以研判漏洞并制定解决方案，其中涉及的关键产品包括半导体制造和先进包装、大容量电池、关键矿物和材料、药品和原料药。初步审查结果显示，民主、共和两党报告都引发了人们对国防工业依赖有限的国内供应商、易受干扰的全球供应链及竞争对手国家供应商的担忧。
尽管从企业层面和大国博弈层面上看全球供应链有理由也有迹象朝着逆全球化方向发展，但至少2021年的现实并不支持这一判断，特别是和中国有关的数据提供的更是反例。个中原因主要在于中国采取持续且坚定的开放政策和拥有庞大市场规模。上海美国商会和普华永道中国2021年9月调查显示，在338家受访公司中，78%的公司表示对本公司未来5年业务展望感到“乐观或略微乐观”，比2020年同期升高近20%；感到“悲观”的企业为10%，低于一年前的18%。
四、美元霸权进入衰微期
美元长期以来占据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美国国债长期以来作为全球唯一的源本抵押品（Fundamental Collateral），反映了全球对强大、流动、安全的货币或安全资产的需求。然而，随着美国政策稳定性、金融信誉和文化开放性等体制功能缺陷的暴露，特朗普政府一味坚持“美国优先”，以及替代“安全资产”（包括非政府数字支付系统）的出现，美元难以撼动的地位便会晃动。截至2020年底，全球外汇储备总额为12.7万亿美元，以美元计的世界外汇储备资产比例跌至59%，创下25年来最低纪录。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外汇储备资产21%，恢复到2014年的水平；日元资产占比20年来首次升至6%，
人民币占比2%。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认为，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显露的迹象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的“特里芬两难”，即一方面美国需要通过贸易逆差为全球提供美元流动性，另一方面为使美元与黄金比价稳定，美国需要维持贸易平衡或顺差，但两者难以兼得。罗格夫进一步指出，当今亚洲与美元的关系和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的欧洲情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大多数欧洲国家认识到，欧洲内部贸易比欧洲与美国的贸易更重要。2020年夏秋之际，欧盟推出约7500亿欧元的欧洲复苏计划，该计划的关键点在于所涉资金的绝大部分将由欧盟通过发行以欧元计价的欧盟债券来筹集。欧盟财政一体化迈出实质性步伐，不仅意味着欧盟紧急财政转移安排能力的提升，更意味着欧盟债券将成为美国国债之外一种新的无风险或低风险资产，作为世界唯一源本抵押品的美国国债在二战后第一次遇到真正的潜在竞争者。需要指出的是，美元全球地位走下坡路,并不代表美元体系将迅速瓦解，而是在美元继续主导全球市场的过程中其主导地位很可能比看上去更脆弱，同时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轮廓正在显露。
五、气候变化与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
通过减少碳排放来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认知，但如何处理好减排与发展、能源转型与经济正常运转之间的合理衔接问题，仍需要找到合适的应对之策。虽然2021年11月1日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缔约方会议（COP26）如期召开，但世界前三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就如何在减少对化石燃料依赖的同时不过度损害自身经济的问题上远未达成共识。各国争论的焦点在于“碳泄漏”，即在不加征碳税的情况下进口高碳品将抢走本国已支付碳排放税企业的市场。这既让减排努力落空又让本国企业受损，因而需征收碳调节税,但后者又可能因共识难达而阻碍全球碳排放合作，甚至有人担心主要排放国不同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有可能引发贸易战。目前，欧盟委员会已推出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以防止“碳泄漏”，2023—2025年为过渡期，从2026年开始进口商需为所覆盖商品购买CBAM证（即支付进口费）。中国2021年7月开放了全国碳交易市场，政府发放配额，覆盖2225家电厂，将来逐步覆盖其他高污染行业，但减排政策未涉及碳关税。此外，据气候变化《巴黎协定》，2015—2020年发达国家应每年向低收入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支持，但承诺并未兑现。
为了实现减排目标并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后果，世界还要努力积极利用已有并开创全新的制度设计，比如大力推广债务自然互换（DNS）安排，即鼓励发达国家通过让中低收入国家实行减排和环保措施来对其债务进行重组，升级私营和社会保险系统以处理极端气候带来的损害，创立一个类似IMF的国际保险机构，甚至有人提出建立一个新的气候俱乐部，让美国、欧盟和中国共享气候治理目标，协同推进清洁技术创新，以走出公共产品与成本分摊引发的治理困境。
人口属于中长期变量，其累积到一定程度后会在短期内产生重大效应。不管是从年龄结构还是生育率上看，工业化国家或经济体已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劳动力供给减少；二是与社保和医保相关的财政支出增加，因此形成的赤字压力可能拖累经济长期增长；三是老年人创新能力与意愿下降，从而波及劳动生产率提升；四是消费需求减少，投资增长与结构均会有所改变；五是移民政策可能被迫调整，国内社会因此出现分裂。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爆炸。目前人口增速最快的是非洲，总数为13亿，预计到2050年增至26亿。年轻人口占比高可以产生人口红利，但收获人口红利仍需人力资本不断积累、储蓄率与投资率提升、能够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的体制机制改革、社会稳定、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条件。
六、大国关系越发体现为规锁与反规锁的博弈
拜登政府重回美式“多边主义”，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联合盟国与伙伴国，希望凭借占全球一半GDP的实力塑造从环境、劳动到贸易投资、技术等领域的规则，阻止中国主导未来技术和产业，最终将竞争对手锁定在全球供应链或价值链的中低端。这一规锁政策亦会贯穿美中在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全球卫生安全等利益交汇领域合作的全过程。在WTO框架内推动制定限制中国的经贸规则是美国实施规锁的重点之一。在拜登政府的主导下，西方七国集团已就WTO改革形成较为一致或相近的立场，预计美国可能在争端解决机制、“特殊和差别待遇”、市场经济地位、政策透明性等问题上推动相关议题。
除了联合盟友伙伴在国际舞台上设规立制外，通过国内立法达到目的也是美国规锁策略的重要实现途径。2021年6月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长达2376页的《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此法案由“芯片与5G紧急拨款方案”以及《无尽前沿法案》《确保美国未来法案》《2021年应对中国挑战法案》《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等4个法案打包组成，矛头直指中国，所涉内容广泛，多有突破双边关系底线之处，对华打压力度明显增强。一旦美国国会众议院审议通过并经总统签字成为法律，此法案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包括经贸、金融、科技在内的中美关系产生巨大且深远的影响。
鉴于中美经贸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维持其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期待。面对美国的规锁，中国的基本策略是在坚定捍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同时，积极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以公平正义为理念，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未来一段时期世界经济走势
短期内疫情走势将直接影响到全球经济未来表现。从历史上看，重大疫情持续2年左右后影响会逐步下降。随着防范手段的进步和防范策略的不断成熟，疫情逐步受到控制或演化为普通流感可能性较大。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不能消除发达经济体与低收入国家在疫苗接种率上的巨大差异，全球经济复苏将受阻，全球GDP在未来5年的累计损失或将达到5.3万亿美元。
即便疫情冲击逐渐消退，世界经济复苏仍然面临疫情前就已存在的各种掣肘，其中有些甚至因为应对疫情而变得更加严重了。除了前文提及的几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外，在今后数年间仍将制约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中长期因素，还包括劳动生产率增速迟缓、多边贸易体系WTO上诉机构停摆且改革谈判难以达成共识、金融监管长期存在漏洞、经济民族主义特别是资源民族主义抬头等一系列挑战。此外，与经济活动关系密切的网络安全始终是一只威胁巨大的黑天鹅。
风险、挑战或掣肘因素确实存在，但全球经济整体上行进在回归中长期发展轨道上也是事实。2021年上半年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强劲，但在进入三季度后总体放缓，增速分化，呈现出前快后慢的特征。从全球看，虽然不同经济体复苏步伐并不同步，但鉴于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可以收复“失地”，全年世界经济实现明显复苏已成定局。2021年10月，IMF预测2021年全球增长5.9%；联合国贸发会和经合组织9月的预测分别为5.3%和5.7%。基于前述对数据与问题的分析，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或将维持在5.5%左右，2022年增长4.5%的可能性较大。IMF则预测2022年全球增长4.9%，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的GDP到2024年可能依然比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前低，增长速度在5.5%左右。
从短期看，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恐怕还是政策风险。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通胀、维持复苏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如果失当，将引发资产价格动荡暴跌、扼杀脆弱复苏并可能将经济推入滞涨通道，最终殃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不排除2022年美欧资本市场和部分新兴经济体汇率出现20%以上大幅度调整的可能。从中长期看，全球仍处在中低速增长轨道，未来3—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大致维持在3%至3.5%，当然各国各地区增速会存在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