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脱嵌”：农民工代际分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农民工群体在行为、态度、意识方面的代际分化及其社会后果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双重脱嵌”的困境：既游离于制度性权力结构和福利保障体系之外(“制度脱嵌”)，也在客观纽带和主观认同上脱离传统乡土中国(“传统脱嵌”)。这种状况的产生有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机制，体现的是农民工与城镇制度和乡土传统之间关系的变迁和消长。对老一代农民工来说，传统纽带的存在缓解了“制度脱嵌”的负面后果，而当新生代脱嵌于传统时，“制度脱嵌”的负面效益会被放大。改变“双重脱嵌”的困境，一方面要保障其劳动权益和政治权利，另一方面则要保护传统关系网络，并降低流动人口对迁入地的心理疏离来促进其就地适应。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外出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人群也在持续扩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截至当年，在异地从事非农就业的农业户籍人口(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农民工”)总量已达1.59亿。这个数字仍在不断增长中，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背井离乡谋求生计。
    伴随着外出劳动力的总量扩张，学者们注意到这一群体内部出现了代际分化，并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命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截至2009年，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为8500万，占当年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①，并强调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各种问题。
    目前学者们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和处境已经给予了许多关注和讨论，我们则试图进一步提出“双重脱嵌”这一具有分析性和解释性的概念，以此为框架来概括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并呈现这一群体与其父辈之间的社会差异。我们将从“制度脱嵌”和“传统脱嵌”两方面阐释这一概念的内涵、相互关系及其社会后果，并呈现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如何促成了“双重脱嵌”现象的形成；在此基础上，我们将针对如何消解“双重脱嵌”的负面后果，实现从“脱嵌”到“入嵌”提出几点建议。
    一、“双重脱嵌”：概念与内涵
    2000年前后，有学者开始注意到农民工群体的代际分化，发现其中年龄较小、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所占比例日益扩大，这一群体出生于改革开放以后，他们与其父辈在诸多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②。之后，学者们逐渐将出生于1980年以后、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入城市从事非农就业的农业户籍务工者称为“新生代农民工”③。学者们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差异在于：受教育程度普遍更高，流动目的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对职业有更高的要求，短工化明显；缺乏对农业技术和知识的掌握，也更不能接受务农的生产方式；经济行为和态度意识方面都更趋于自我导向的享受型；对个体的身份认同更为模糊④。
    既有研究成果敏锐地注意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其父辈的诸多特征，为流动人口研究提供了许多经验发现，并引发诸多研究议题。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提出统合性的理论概念对这些特征的实质乃至其形成的制度机理进行探讨，这使得特征的呈现趋于碎片化、表象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现象的把握缺乏整体性、机制性的把握。而本文强调将农民工群体境遇和命运的变化放置于城乡关系变迁的政治经济学过程中去理解，试图以“双重脱嵌”的概念来整合既有新生代农民工的经验研究成果，呈现农民工代际分化的实质。
    目前有关城乡流动人口的体制安排和政策设置虽然已有了实质性推进，并有效改善了这一群体的生活境遇，但新生代农民工总体上仍未建立起与城镇福利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有效社会契约和心理契约，他们的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仍然与城镇居民处于不同的“规则场域”之中⑤，很大程度上仍游离在给定的制度框架之外；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空间上脱离了农村，但在心理上与农村生活、农业生产乃至农民身份有着更深的隔膜，他们在家乡的社会关系网络已经极大弱化，难以在城镇生活中重塑一个“拟似故乡”的社会场域。
    与新生代农民工不同，老一代农民工虽被排斥于专供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之外，也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农村的生活，但他们与乡村仍保有紧密的联系，在城镇广泛严苛的制度性排斥下，他们基于故乡的社会关系“重塑了一个非国家的新型场域”⑥，并借此固守原有清晰的身份认同并在心理上获得安全感⑦。
    据此本文使用“双重脱嵌”这一概念来概括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和代际差异，“双重脱嵌”包括“制度脱嵌”与“传统脱嵌”两方面。其中，“制度脱嵌”指，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获得、居住与生活、社会保障和获取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仍然与正式制度的供给水平和供给渠道之间存在深刻的鸿沟；社会管理政策虽已做出诸多改革，但流动迁徙和区域性给付水平的差距使得政策实践效果碎片化；政治权利基本“悬空”使其难以行使话语权。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城镇的包容程度显著提升，但本质上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工业生活仍然处于一个正式制度之外的“非国家”场域中。具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制度脱嵌”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表现：
    (1)获取社会保障、福利与公共服务的水平仍然低下，而且新近推出的统筹城乡福利保障待遇的政策在具体落实过程中仍面临重重障碍。其中矛盾最为突出的是，基本养老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障的覆盖率和社会统筹层次低下，2011年全国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医疗保险的比例仅为13.9％和16.7％。在劳动就业方面，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工在劳动福利获得上所受歧视没有显著差别，相比非农户籍外来人口和本地市民而言都居于劣势⑧。
    (2)居住的边缘化和隔离化仍然很严重。在20世纪90年代的住房商品化之前，进城务工的农业人口无权分享国家的住房分配福利，他们居住条件非常恶劣，集聚于“城中村”⑨。随着旧城改造和城市产业布局的结构调整，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向城郊迁移，或是分散在城中老旧的居民小区，虽然他们的居住状况较上一代有所改善，然而户籍属地差别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和住房政策还是构成了城镇中排斥性的制度环境。由于管理缺位，某些地区的城郊农民工聚居区正在向贫民窟发展⑩。
    (3)通过行政渠道获取就业信息、找到工作的比例很低。农民工入城后首先面临找工作的压力，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以倚靠的行政资源仍然不多，与本地适龄人口相比，农民工找工作更多依靠私营劳务中介和亲友介绍，基层劳动部门每年需要达成的就业指标通常只针对户籍人口，为农民工举办的招聘会极少。
    (4)政治权利仍然处于“悬空”状态。国务院在2006年《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强调要保障农民工依法享有民主政治权利，但现实状况不容乐观。作为农业户籍人群，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是其政治参与的主要渠道，但由于背井离乡，新生代农民工在这些方面的参与程度并不高。与此同时，虽然他们在城市长期居住和工作，但又很难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管理、表达意见和诉求，这使得他们疏离于正式的权力结构，无法行使话语权(11)。
    (5)对政府提供保障和服务的制度存在心理隔阂。虽然制度本身的排斥性逐年降低，但现实中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地区差异与衔接不畅，使得农民工难以建立对制度的信任和稳定预期，从而产生心理上的隔离。在实践中，农民工并不希望缴纳社会保险金，因为他们不知道若干年之后的实际给付比例和异地衔接情况，不如提前兑现更为保险。这种对制度缺乏稳定的心理预期阻碍农民工群体接受并嵌入体制，而后者又反过来加剧了边缘化感受和意识。
    “传统脱嵌”则是指，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行为和态度上有更明显的个体化倾向，较少受到家系宗族的制约；他们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更少获得基于流出地社会关系的支持；在主观认同上，他们对乡土社会的归属感也有所弱化，对农村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认同度下降。新生代农民工所生活的日常场域不仅仅是体制外的、非国家的，而且还是碎片化、个体化、缺少家族和地缘纽带支撑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传统脱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家系为中心的经济驱动型行为模式和态度取向发生变化。对早期流动人口的研究发现，这一群体外出务工动机主要是挣钱维持生计和贴补家用。而新生代流动人口与其父辈不同，他们选择外出往往是个体的选择(12)，流动目的也从单纯的生存型经济驱动转向生存与发展共同驱动；在求职态度和工作伦理上，他们不再将工作仅仅看做是生存手段，而是更看重自身的职业发展(13)；在消费观念上，这一群体也从家庭导向的节俭型转变为个体导向的享受型，力图通过前卫的消费模式来实现城市身份认同(14)。
    (2)与农村土地和乡村之间的联系大幅弱化，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方式的接受程度明显减弱。老一代农民工从事兼业务农的比例很高，而这种“候鸟型”生产模式在新生代群体中较为罕见，由于在进入非农就业之前缺少实质性的务农经历，新生代群体对土地的感受比较隔膜，许多人甚至并不清楚家里田地山林的亩数(15)，也缺乏足够的农业劳作知识和技能。由于新生代有更高的比例在制造业工厂工作，而不是从事工作时间相对灵活的建筑业、服务业和自雇职业，他们在农忙时也难得回去帮忙，在乡村停留的时间越来越短，很多只是过年过节才回家探亲。较早的长时间外出使其难以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更愿意留在城市生活(16)。研究发现，新生代外出务工人员过年回家天数较其父辈明显更短，父辈一般要待到正月十五之后，而年轻人则觉得在家过春节无所事事，因此更早返城。在对农村的归属感上，新生代对农村社会内在价值的认同度较弱，已经不再将农村视为人生的最终归宿(17)。
    (3)更多从次级关系群体处获得有效的社会支持。处于生存阶段的老一代农民工往往依赖血缘、亲缘、地缘等强关系结成的初级社会网络，来为跨情境流动中的行动个体提供支持和保护(18)。而寻求发展的新生代群体则会更充分地依托制度安排，或是依靠基于次属群体的新型社会关系来寻求发展所需的信息、机遇和资源，何况他们原有和家乡的联系已大大削弱。
    以上，我们将“双重脱嵌”用于描述农民工群体的代际差异，而我们更希望强调，“双重脱嵌”也是一个解释性框架，它将农民工群体的代际差异置于宏观社会结构演进与制度变迁的背景之中，将这一群体的代际分化视为他们与城镇和农村的关系变迁的结果，涉及农民工及其家庭与城镇劳动力市场、农村土地制度、城乡福利保障体系等次级制度安排之间的关联，以及相应的态度意识变化等诸多中观层次的变迁。下面我们将简要梳理这一过程，呈现社会经济制度变迁是如何改变了农民工与城镇和农村之间的关系，促发并推动了农民工群体的代际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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