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脱嵌”：农民工代际分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四、赋权与适应：从“脱嵌”到“入嵌”
    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目前脱嵌于各种次级制度安排的情况，我们要通过“制度赋权”来加以应对，其中最重要的是赋予其劳动权益与政治权利。
    对于劳动权益，我们应改变既有制度供给的“城市中心主义”立场，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城镇经济活动的劳动者身份赋予其相关权益，并以此作为劳动关系管理和社会保障供给的基础(47)。这种转变会影响农民工对城镇体制性支持系统的稳定预期，继而也会提高他们对劳动合同与缴纳社会保障的重视程度，从而在社会保障水平和心理意愿上“嵌入”体制。
    对于政治权利，要通过制度安排赋予和保护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权利，强化其话语权。“制度赋权”除了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还要让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到制度供给安排的讨论和决策过程中，改变政治权利的“悬空”状态，使这一群体能够在争取权利与实现权利上居于更主动的位置，发挥其主体性，在政治力量的均衡博弈中享有平等的公民权。
    与“制度赋权”相比，如何重构新生代流动人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则更为艰难。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者早年对城市劳工的关注就发现，从乡村流入城市的劳工面临许多适应困境，而这种困境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乡村生活解组下流出的农民在面对工业文明时的不适和焦虑(47)。这一问题时隔几十年仍然存在。从之前的论述中，我们曾经提到基于初级关系的支持对于缓解流动人口的不适有重要作用，并且有助于流动人口逐步走入城市的制度环境，那么，在城镇中，我们如何对这种支持予以保护或鼓励，使其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首先，要保护传统关系网络，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家庭化迁徙和定居提供政策性支持。家庭在为流动人口提供物质与非物质支持方面能起到很大作用，相关政策要能提供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徙所需的支持，使得家庭不必离散。近年来，就业机会的增加、住宿条件的改善、工作纪律要求更加柔性等诸多因素都使得以核心家庭为单位的迁徙和流动越发普遍。人性化的配套政策设计能够保护和维系流动人口的初级支持网络，也能提高他们在城市中的心理适应程度。
    其次，在居住社区和就业场所采取“在地适应”措施，来降低流动人口对迁入地的心理疏离感。在前文中，我们曾经提到，新生代流动人口与乡土社会的关联在市场化与流动迁徙过程中不断弱化，但也有证据表明，这一人群仍然习惯群体聚居并从事同质性较强的工作，因此，新型的社会关联也在逐渐形成，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基于业缘的互助纽带与基于共享生活空间的邻里关系。通过加强流动人口对业缘群体和邻里群体的归属，不仅可以为其在相对陌生的环境中提供一种类传统式的保护，也能据此培养心理适应，并引导其融入城市的制度环境。
    与此同时，政府也开始强调要通过农村社区建设来促成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使得农村社区对于流动人口来说仍是可以选择的归属。201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协调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致力于保持农村风貌，使农村社区适宜居住，由此将流动人口在城市中面临的“脱嵌”困境及其缓解措施放置于城乡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会对改善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无根漂泊”状况有所助益。
    结语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将成为中国未来产业发展的劳动力主体，他们的生活工作境遇与社会政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既是中国发展现状的缩影，也是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源。因此，理解这一群体产生的制度背景，并对其核心特征进行概括和解释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用“双重脱嵌”来概括这一群体与其父辈的实质性差异，这个概念的解释力在于它揭示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与城乡之间的两重关系，而这两重关系之间的力量消长恰恰有其政治经济学根源，强调正是一系列次级制度安排及其变迁，诸如城镇机会结构的变化、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变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意识观念体系调整，改变了农民工与城镇和农村的相对关系(49)，导致农民工内部代际差异的形成。
    具体来说，老一代农民工生产空间与生活支持空间上存在着错置，虽然他们在城镇中就业，但无论是生活习惯、意识态度，还是社会关系网络仍然深嵌于农村社会；而新生代农民工却在很大程度上脱嵌于农村社会的生活、生产方式和观念偏好，同时却也未能完全享有城镇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就业、居住、社会政治参与等方面持续遭到区隔和边缘化，面临着“双重脱嵌”的困境。老一代农民工保有的传统纽带可以缓解制度脱嵌的负面后果，然而当传统纽带逐渐弱化时，它不仅不能继续起到缓冲作用，还会加大城市排斥性制度带来的不良后果。
    对于这种状况，我们从制度和传统两方面予以考虑，提出从制度上继续推动城镇中的包容性制度建设、给予劳动赋权和政治赋权，而另一方面应对其家庭支持纽带予以政策保护，同时通过社区与单位层面的融入措施增强流动人口对迁入地的心理归属，由此缓解这一群体在城市生活中的各种不适。
    注释：
    ①该文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是，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年龄在16岁以上的，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务工人员。
    ②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③罗霞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动选择》，《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李培林等：《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社会》2011年第1期。
    ④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农民工就业趋势”课题组：《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2012年；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2010年；魏城编著：《中国农民工调查》，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余晓敏等：《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
    ⑤[美]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王春光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5—266页。
    ⑥王汉生等：《“浙江村”：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项飙：《传统与新社会空间的形成——一个中国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历史》，《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
    ⑦Rachel Murphy. How Migrant Labo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⑧王海宁等：《城市外来人口劳动福利获得歧视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2期。
    ⑨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⑩甘满堂等：《农民工住居边缘化与空间隔离——从城中村到城郊村》，《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1)潘泽泉：《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发展困境与社会风险：社会排斥与边缘化的生产和再生产》，《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1期；孙秀林：《城乡移民的政治参与：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社会》2010年第1期。
    (12)谭深：《家庭策略，还是个人自主?——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模式的性别分析》，《浙江学刊》2004年第5期。
    (13)魏城编著：《中国农民工调查》，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14)余晓敏等：《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
    (15)Ngai Pun.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6)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周大鸣：《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7)Rachel Murphy. How Migrant Labo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8)渠敬东：《生活世界中的关系强度——农村外来人口的生活轨迹》，载柯兰君等主编《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19)张庆五：《关于城市流动人口问题的思考》，《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3期。
    (20)盛朗：《中国流动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及变化趋势》，《中国人口科学》1990年第6期。
    (21)参见马西恒《公有制企业如何招用农民工》，《社会》1996年第2期；[美]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王春光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
    (22)李璠：《外出打工人员的规模、流动范围及其他——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之二》，《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9期。
    (23)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美]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王春光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123页。
    (24)Anita Chan. “Labor Standards and Human Rights: The Case of Chinese Workers Under Market Socialism”, Human Rights Quarterly, vol. 20, No. 4, 1998, pp. 886-904.
    (25)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项飙：《传统与新社会空间的形成——一个中国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历史》，《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
    (26)Vivienne Shu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7)陈锡文：《中国农村改革政策的形成》，载蔡昉主编《中国经济转型30年：197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0—31页。
    (28)高洪：《当代中国人口流动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123页。
    (29)王跃生：《中国农村家庭的核心化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5期；王跃生：《家庭结构转化和变动的理论分析——以中国农村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为基础》，《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
    (30)蔡昉主编：《2000年：中国人口问题报告农村人口问题及其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4—98页。
    (31)辜胜阻等：《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的理论思考和政策选择》，《人口研究》1996年第3期；李爱：《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府行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9—90页。
    (32)Bryna Goodman.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Elizabeth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Ngai Pun,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33)[美]阿历克斯·英克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殷陆君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3、227—238页。
    (34)Deshmukh, M. B. A study of floating migration, Delhi: The Social Implica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Calcutta, India: UNESCO Research Center, 1956.
    (35)Wilbert E. Moore. Social Change.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Inc, 1963.
    (36)项飙：《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王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7)Giovanni Arrighi. “Labor Suppli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Study of the Proletarianization of the African Peasantry in Rhodesia” ,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70, pp. 197-234.
    (38)Michael Burawoy. “The Functions and Reproduction of Migrant Labor: Comparative Material from Southern Af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1, No. 5, 1976. pp. 1050-1087.
    (39)M. Brewer. “The Social Self: On Being the Same and Different at the Same Tim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vol.5, 1991. pp. 475-482.
    (40)J. W. Berry et al. “Immigrant Youth : Acculturation, Identity, and Adaptation”, Applied Psychology, vol. 55, No. 3, 2006. pp. 303-332; J. S. Phinney & M. Devich-Navarro. “Variations in Bicultural Identification among African American and Mexican America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vol. 7, No. 1, 1997. pp. 3-32.
    (41)王汉生等：《“浙江村”：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项飙：《传统与新社会空间的形成——一个中国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历史》，《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42)风笑天：《安置方式、人际交往与移民适应：江苏、浙江343户三峡农村移民的比较研究》，《社会》2008年第2期。
    (43)悦中山等：《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研究：现状、影响因素与后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44)蔡禾等：《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7期。
    (45)Elizabeth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美]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路爱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10页。
    (46)对曹锦清的访谈记录，转引自魏城编著《中国农民工调查》，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47)蔡禾：《行政赋权与劳动赋权：农民工权利变迁的制度文本分析》，《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
    (48)闻翔：《“乡土中国”遭遇“机器时代”——重读费孝通关于〈昆厂劳工〉的讨论》，《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
    (49)蔡昉主编：《2000年：中国人口问题报告农村人口问题及其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蔡昉：《中国城市限制外地民工就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4期；陈钊、陆铭：《从分割到融合：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经济研究》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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