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脱嵌”：农民工代际分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三、“制度脱嵌”与“传统脱嵌”的政治经济学机制
    对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研究始终关注这一人群与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关系，关注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与家乡的种种关联多大程度上被保留下来，又或是在新社会身份获得的过程中被另一些社会关系所替代(32)。我们用“制度脱嵌”来概括新老两代农民工共同的社会特征，意指这一群体游离于城镇基于合法居住权所赋予的机会供给、福利保障和制度性支持；而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是“双重脱嵌”的困境，一方面他们未能完全被纳入城镇的支持系统，“制度脱嵌”依然存在，另一方面，由于农村社会的空心化、城市文化的传染以及农村经济结构变化所导致的支持网络松动和家系观念变迁，而脱嵌于传统乡土社会的人际与情感支持，在这个意义上，“传统脱嵌”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独有特征。“传统”与“制度”的“双重脱嵌”共同塑造了新生代农民工当前漂泊和无助的社会状态。
    那么，“制度脱嵌”和“传统脱嵌”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不同的关系模式背后的机制是什么?不同的理论在这一问题上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
    现代化理论强调，从农业部门进入城镇工业部门或其他科层制组织就业的人群，他们的行为、态度和价值观会从较传统的一端，逐渐转变到较现代的另一端。在此过程中，传统的社会关系和观念体系都会瓦解，流动人口能够通过摆脱旧有的邻里亲朋圈而成为现代人。英克尔斯(Alex Inkeles)认为，城市的工厂以及其他科层制组织本身就提供了一种新型人际关系的生成途径，面对城市全新的制度安排和文化氛围，大多数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反应模式是努力去适应，而他们的适应状况好坏则因个体的适应能力不同而呈现差异(33)。
    现代化理论视角下的“传统”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有两个特征：一是强调“制度”对“传统”的线性替代。依照这一理论，流动人口脱嵌于传统、逐渐融入迁入地的现代化制度安排是一个渐进的线性过程。来自传统农业社会的人一旦置身于现代化的工业或其他现代环境中，会经历人格上的改变，逐渐顺应制度环境，完成“现代化”过程，成为“现代人”。二是强调线性替代过程中“制度”与“传统”力量之间的角力主要来自于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差异。有些人面临城市赋予的新的角色地位和相应的行为准则会很快改变，一些人则会长期固守传统，还有一些人会挣扎于传统和现代之间并感到困惑、彷徨和被排斥，这种差别源于包括智力、意愿和适应性在内的个人适应能力强弱。最终，他们大都能够掌握新技术和新的生活方式，身上的传统特征将逐渐消失，能够克服边缘感、安顿下来并认同作为现代城市人(34)。
    现代化理论呈现了“制度脱嵌”和“传统脱嵌”之间的替代性关系，但它将这种此消彼长归因于城乡移民个体对城市制度安排的适应程度，没有看到两者关系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因此存在很大缺陷。
    在现代化理论者眼中，一方面，“制度”能够替代“传统”，即迁入地的制度保障供给能够替代民众对于传统支持的需求，当人们逐步入嵌于体制供给的机会结构和福利框架内时，传统支持的重要性就会逐渐降低；另一方面，“传统脱嵌”又是人们接纳并嵌入制度框架的前提。传统特征本身往往成为流动人口适应并融入现代化城市环境的障碍(35)，基于乡土初级群体纽带的社会支持网络会建构出农民工生存的亚社会生态，使其难以建立新的支持网络和社交群体，继而阻碍了对迁入地的认同和归属，削弱了城市适应。因此，要完成小农到现代城市人的转变，必须要经历“传统脱嵌”。在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劳动部门看来，外来人口基于宗族、地缘的强烈认同与支持是缺乏现代性的表征，认为在管理中对此要加以约束、控制和改造。
    与现代化理论主张的“线性替代”和“个体适应”不同，本文认为迁入地的制度安排与迁出地的社会纽带之间存在着一个复杂的城乡二元割据下人口迁移的政治经济学链条。在这一视角下，流动人口维持与迁出地的联系不再被看做个体无法适应城市制度的负面后果，或是排斥现代化进程的表征；相反，传统纽带的维系恰是权力共谋下制度安排的产物，这使得“制度”与“传统”的关系变得尤为复杂(36)。
    一方面，流动人口传统纽带的维系可以降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进而减少了对城镇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供给的需求。在新兴发展中国家，农村流出劳动力普遍与家乡之间保持紧密联系，这为城镇工业发展提供持续低廉的劳动力。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对非洲罗得西亚的研究发现，农民保有土地，并将一部分劳力用于农业劳作，对于资本来说，这种“有限的”农业劳作就足以产出可观的生活必需品，因而大大降低了资本所承担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如果农民不拥有土地，就会对城镇工业生产中资本的给付提出更高的薪资和保障要求(37)。布若威(Michael Burawoy)对南非和加利福尼亚移民矿工所作的比较个案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发现资本会利用外来劳动力的“候鸟型”迁徙来将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分隔开来，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获得了流出地的支持和收入补给，这种制度安排很大程度上消减了流入地政府和雇主对外来劳工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道义责任和经济负担，扩大了资本的牟利预期(38)。
    在中国，企业管理者和政府部门为了获得廉价、充足而又灵活的劳动力供给，将外来务工人定位为可进可退的“候鸟型”劳动力，认为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不需要在城市中完成：他们在故乡娶妻生子养老，在生产萧条时返回乡村，在工业生产需要人手时再度回到城市。
    另一方面，强有力的传统纽带还大大降低了外来劳动力心理成本，削弱了劳动力对制度改进的诉求，缓解了迁徙流动过程中的各种不适。许多移民研究都发现，集体性的身份认同会缓解个体对于自身处境的质疑和彷徨(39)，当年轻的移民紧密嵌入于传统纽带并保有乡土文化认同时，这将有助于他们抵御在迁入地社会中遭受的排斥和偏见，改善他们的心理状况和满意度，与传统的联系有助于缓解移民面对现代社会的陌生感与张力，而放弃或是削弱传统认同和纽带可能会招致焦虑、抑郁、愤怒甚或暴力抗争(40)。对于中国流动人口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20世纪90年代对北京“浙江村”等外来人口聚居区的调查发现，基于地缘亲缘的社会网络不仅在移民初期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保护机制，而且是移民借以融入当地的优势性条件：他们分享信息和资源，并形成非正式的组织与流入地的正式体制进行博弈和协调(41)。而对三峡移民的研究也发现，集体性安置的移民形成了内卷的交往和支持网络；而分散式安置的移民则呈现出异质性，个体性的因素会极大影响移民的生活状况和社会评价(42)。
    由此可见，流动人口所保有的传统纽带成为这一群体在城市中持续面临制度性排斥的前提，而也正因为在城市中“制度脱嵌”长期存在，又反过来强化了流动人口的传统纽带。
    然而本文试图强调的是，当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与农村和农业的关联越来越弱时，流动人口管理的旧有逻辑就会面临困境。当流动人口面临“传统脱嵌”时，流动过程中遭遇的各种区隔和边缘化效应会被放大，即“传统脱嵌”会放大“制度脱嵌”的负面效应。当外来人口拥有一个基于传统纽带的支持网络时，即嵌入于传统中时，他们作为个体更免疫于外界压力和自身劣势的影响；相反，当外来人口尚未获得城市制度的接纳，也就是脱嵌于制度，同时又缺失了传统的社会资本，则会更容易面临心理适应和社会适应的障碍。研究表明，有传统乡土网络支持的外来人口，适应状况较好(43)，更少感受到正式制度对其的束缚和掣肘，而面临适应障碍的流动人群更容易将困境和弱势地位归因为自身的身份劣势(44)。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存在一些不同路径，标志着农业社会与城市体制之间的不同联系模式。马克思早年设想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面无产阶级化，完全解除与土地关系的容克式发展道路在中国从未出现(45)。而第二种模式，即依赖城市的市场和技术来获取经济回报、赚钱以便荣归故里的“两栖化”发展道路，正是老一代农民工主要的实践模式。在这种城乡关系模式下，城市中排斥性、攫取性的制度安排深刻依赖于流动人口与家乡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得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一定程度上不需要在城市中完成，资本积累和生产扩张得以迅速完成，还避免了更改城市制度设计的高成本，大大降低了农民工由于缺失劳动力保障和社会福利而可能引起的社会动荡。事实上，保有流动人口与农村社会的联系以此为工业迅速发展提供持续低廉的劳动力成为中国式增长的重要引擎(46)。
    这一种城乡关系模式目前正受到巨大的挑战，挑战的根源在于新生代的农村外出劳动力与土地资源和农村社会的联系在弱化，而他们所表现出的个体化趋势以及对自身发展机会与权益的重视都使得旧有的城乡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越来越无法接受“制度脱嵌”背景下的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高度重合、生产生活空间与再生产空间高度分隔的劳动管理实践，抗拒由此折射出的城镇社会的排斥性和区隔化立场。而如何缓解“双重脱嵌”困境则成为当前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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