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历史演进

    二、20世纪50至70年代：对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反思与创新
    20世纪50、60年代围绕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的讨论，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论。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应用于政治经济学创新，推动国内形成了关于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第一次大讨论。正是在这次讨论中，政治经济学的“始点论”“红线论”“范畴论”等体系构建命题正式提出。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编写工作也在这一时期起步。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20世纪70年代后期政治经济学体系研究的重新繁荣，正是对50、60年代讨论主题的恢复和延续，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基础，改革开放后政治经济学研究才得以迅速发展并取得突破性成果。
    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出版之前，国内学者已开始介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1933年沈志远的《计划经济学大纲》具体介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许涤新在《广义政治经济学》中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其结构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之前的结构安排类似。[2]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出版后，受1956年苏共二十大意识形态影响，以及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需要，毛泽东同志号召大家学习政治经济学，研究苏联教科书。国内学者开始以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点，全面探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和框架。这一时期的探索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以《资本论》的方法和体系为体系构建原则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以不同社会的“生产方式”为主线进行编写，按生产方式的形成、生产力因素和生产关系（基本问题）组织基本框架。社会主义部分也按类似框架概括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物质生产、生产关系和基本规律等内容，但总体看，其体系框架与《资本论》相比相对松散。所以，国内学者关于这一体系框架的早期反思，就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按《资本论》的方法和框架重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体系框架设想。较早的“红线论”和“始点论”在1956～1957年开始提出。1956年仲津（于光远的笔名）发表《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要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一个中心问题》，提出以社会需要作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红线；他以生产关系为主线，提出“六个关系”的体系设想。[3]林子力等提出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应从分析社会产品开始，并提出自己的结构设想。[4]现在看来，在这一时期以《资本论》的方法和体系构建理论框架的主张已有萌芽，但思路还不是很清晰。1959年，孙冶方在《论价值》—文中首次提出以马克思《资本论》的“程序”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问题。他说：“按照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程序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说，先分析生产过程，再分析流通过程，最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生产过程”，由此提出“生产一流通一再生产”体系框架。[5]1961年王亚南与何建章也分别论述了“以《资本论》的体系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其体系框架与孙冶方“生产一流通一再生产”框架基本相似。[6][7]这些研究进一步推动了关于“始点论”的争论，如，何建章主张从产品和商品开始，孙冶方主张从“生产品”开始，戴锺珩主张从产品开始，[8]庞季云等则主张从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开始。[9]在此后的研究中，以《资本论》体系为基础的“生产一流通一再生产”框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设计的首选方案。
    （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上的创新及同期相关研究
    随着国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深入，为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反思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开始全面反思苏联模式，并号召党内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尤其是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于1958年三次研读并批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组织学习小组仔细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采取边读书边谈话方式，逐章逐节进行阅读，更重要的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以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做比照，致力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建构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了非常丰富的经济学思想和经济建设设想。对诸如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逻辑起点、逻辑主线、体系建构的原则和方法，毛泽东都有大量论述。毛泽东的这些著述充满了唯物辩证法思想，尤其重视从社会矛盾入手研究问题，在肯定斯大林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正确观点的同时，也明确指出其中的不足，提出了“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主张以及“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等观点，在研究方法上坚持“老祖宗的理论既要坚持又要发展”“从实际出发不是从概念出发”“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10]
    由于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记录和批注都属于内部资料，就是公开的部分也发行时间较晚、发行范围较小，学界对毛泽东理论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公开发表的文章，所以，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丰富和深刻的思想没有能及时和全面地反映在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探索中，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但这时学术界对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也有了很多突破。如，蒋学模在将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体系研究时指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不研究矛盾着的对立面的斗争及统一的发展过程，便不能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本质联系。在教学内容的处理上，各个问题和各个范畴之间，便不能有紧密的逻辑联系”，并提出从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入手重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改进教学科研工作。关梦觉也提出“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也应当像一条红线贯串于政治经济学的整个社会主义部分中”。[12]北京大学经济系和上海财经学院在《政治经济学》讲义和教材编写中贯彻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上海财经学院还提出以两类社会矛盾为主线的体系大纲，并组织了专题研讨。[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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