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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作者：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第31-44页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也进入了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阶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有理论贡献，更有实践价值。其实践价值集中体现在：它引领中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大文明”全面提升，引领中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引领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引领中国全体人民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引领中国人民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引领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实践价值；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项目编号：16ZDA002)、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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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1]10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历史起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而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经历了站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富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和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三个阶段，以十八大为历史起点开始了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阶段。按照十九大的论述，以十八大为历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进入了新时代，所以，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么，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呢？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29笔者认为，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六个方面是中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六个方面的问题和要努力达到的目标，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全面生产（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人类自身的再生产、精神的再生产、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自然环境的再生产）的理论，是从中国实践的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全面生产理论的丰富和完善，是马克思主义全面生产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具体呈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涵盖了在党领导下国家管理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不仅建立在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实力之上，而且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精神、文化、人口等各方面的综合实力。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政治经济学上涉及到生产目的和分配等理论和现实问题。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离不开物质文明的丰富、政治权利的享有、精神文明的充沛、社会文明的和谐稳定以及生态环境的优美。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以全面发展的巨大成就，为世界贡献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应对全球性挑战，解决人类问题，从而对全人类的全面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党的十九大报告聚焦于如何让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其内涵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极为丰富，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阶段，是引领中国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引领中国“五大文明”全面提升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来看待，强调五大文明的全面提升。这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的建设是高度一致的。五大文明是“五位一体”建设的目标和结果，“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实现五大文明的手段和途径，中国强起来首先体现在五大文明的整体性实现和全面性提升，所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目标就是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从政治经济学的视域来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马克思主义全面生产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全面生产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意义，是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全面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这一理论，对于深刻理解社会生产的全面动态平衡，抓好文明的全面建设，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面生产理论有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提出了人的生产的全面性，意思是指人的生产的动力不仅在于肉体的直接需要，而且在于超生物性的社会需要、精神需要等。这里实际上就有了物质生产、社会关系生产和精神生产等问题的思想萌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节专门论述“关于意识的生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精神生产是“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在谈到人类历史的前提时他们还明确地指出，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劳动）、人自身的生产（通过家庭、性关系）和由此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产，这三个方面并不是人类历史活动中的三个不同的阶段，而是同一历史活动中的“三个因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2]80在这里已经很明确地把物质资料的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和人类社会关系的生产作为相互联系的整体来考察了。他们还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2]72 这段论述又把精神的交往和物质的交往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和精神的生产的有关论述之后，马克思又重点考察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过程，“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生产关系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更为重要的结果”。[3]45《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特殊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经济的社会形式的过程。”[4]927后来毛泽东曾经谈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5]138-139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对生产理论给予了系统的阐述“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6]2
对于生态环境的再生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有深刻分柝“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6]383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实际上已经注意到如何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重视自然环境的再生产和生态文明。习近平在有关讲话中引用恩格斯的论断来说明当前问题，表明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的鲜明观点。
概括起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全面生产的理论日渐丰富和完善，最终包含了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人类自身（劳动力）的再生产、精神的再生产、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自然环境的再生产。与生产相对应，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积极成果的总和，标志着社会进步的程度。
中国古代先贤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简明地阐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当时强调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都突出了对精神文明的重视；德主刑辅，礼法合治，更是涉及到国家统治和社会建设中如何将以德治国、以礼治国和以法治国相结合。不仅如此，我们的先人们早就认识到了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论语》中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意思是不用大网打鱼，不射夜宿之鸟。荀子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人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吕氏春秋》中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这些关于对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的认识，都包含生态文明建设的朴素思想。
全面生产对应的几大文明，在中华文明中都有独到的体现，也是中华文明能够历经磨难而延续至今的基础。近代的中国，遭遇列强欺压、割地赔款，不仅在物质文明方面积贫积弱，而且在精神文明方面跌入低谷。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7]282-283“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8]709政治、经济、文化，构成了新民主主义时代的“三位一体”。
新中国即将建立的时候，毛泽东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9]345 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继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这一深刻的革命也为中国恢复全面生产、重振文明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党中央和邓小平提出了“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物质文明”的“两个文明”建设。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指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这次代表大会到下次代表大会的五年间，我们要根据上述总任务的要求，从当前实际出发，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10]136
1983年3月，邓小平在北京和中央领导谈话时说，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现在，苏州市工农业总产值人均接近八百美元。我问江苏的同志，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他们说，在这样的水平上，下面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二十平方米，因为土地不足，向空中发展，小城镇和农村盖二三层楼房的已经不少；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中小学教育普及了，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自己安排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11]24-25 邓小平的这些分析，通俗易懂地说明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内在联系。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全会号召“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此后的党代会都延续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布局。党的十六大报告总结了十条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其中第五条是“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报告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0]269，743，766这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是对之前两个文明建设的丰富和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10]916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2]9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1]19由“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中国发展的总体布局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和完善。
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通向五大文明全面提升的道路，是实现强起来的手段又是强起来的重要特征，是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二、引领中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指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19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个重要特征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虽然属于上层建筑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与全面生产、五大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内在的逻辑，研究五大文明不可能不研究国家治理。习近平曾经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国家管理的制度体系，是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各个方面的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和运行机制；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3]
怎样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留下许多挫折和教训。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历过全面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基本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有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列宁之后的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是也有深刻教训。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14]322他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邓小平坦率地说，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邓小平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4]333就是说，制度是领导和管理、治理国家过程中更带有根本性的东西。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时提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11]379,372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再经过20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侯，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10]461
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同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国家不断出现乱局形成了鲜明对照。这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比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质干部队伍。我们要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习近平指出：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们之所以决定这次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13]习近平后来还强调，只有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15]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重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是更加明确了党的领导和治理体系的关系、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问题。
一是党的领导和治理体系问题。如前所述，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下的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而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党的领导与治理体系的关系问题：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1]20-21
二是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治理能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跋”“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1]36，38在谈到德治和法治的时候，习近平也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提出要求的，他指出：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落实好，把法治中国建设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6]
三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努力破解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这一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习近平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17]64党的十九大报告再一次强调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21什么是“有效的市场”？什么是“有为的政府”？习近平解释说：我们既要遵循市场规律、善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又要让政府勇担责任、干好自己该干的事。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要完善市场机制，打破行业垄断、进入壁垒、地方保护，增强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和调整能力，提高企业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和竞争力。发挥政府作用，不是简单下达行政命令，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18]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意味着国家治理实现了统筹谋划、相互配合、有效沟通、协同发力，充分调动了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民参与、法治保障五大要素的协调配合，形成国家治理的合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软实力”方面的重要体现。因为这一现代化体系涉及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军队治理、政党治理以及全球治理各个方面，涵盖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五大文明”基本框架，也支撑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是把中国治国理政的水平提升到一个强国的新境界。不仅是硬实力强，更重要的是软实力也强，这就需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整合能力，使全社会具备均衡发展而又充满活力的能力，把法治中国建设成为法治强国，广泛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得到很大提升，使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得以充分实现。
三、引领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1]10报告在阐述新发展理念时，也强调“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1]22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个重要特征是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
社会的全面生产和我们正在进行的五大文明建设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基础。综合国力必然建立在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经济综合实力之上，但综合国力又不限于经济实力，还包括政治、军事、精神、文化、人口等各方面的综合实力。1987年，日本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发表《日本的综合国力》报告，专门研究日本的综合国力问题。该报告把“综合国力”分解为三大类要素，包含着经济、科技、政治、教育、军事、外交、文化、人口、国土等国力要素。自此，“综合国力”一词在国际政治领域风靡全球。综合国力是指国家综合其人力、物力、财力而形成的生产能力和发展能力。综合国力的强弱，是一个国家对外进行政治、经济、外交活动的物质基础。实践证明，一个国家如果具备了强大的综合国力，就必然会有相应的国际影响力；反之，如果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不仅处处受制于别人，甚至很难在国际社会中立足，更不用说国际影响力了。
其实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的著名讲演中就对日中两国的国力作了详尽的比较分柝“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8]449-450这是毛泽东在战争年代结合中日战争所述的综合国力观。这种综合国力观认为，经济而不是简单的军事实力，是国力的基础和核心，因为经济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经济决定政治、军事等；同时，毛泽东在力量对比分析中，十分注重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两大因素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8]469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曾提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19]828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抓经济，一心一意谋发展，使国家综合国力实现了大幅提升。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1]372 他在上海视察时指出：到本世纪末，你们上海浦东及广东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你们搞的姓“社”不姓“资”，而且你们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一个方面你们要讲综合国力，第二方面就是精神文明。[20]613邓小平始终把实现现代化与提高综合国力结合起来思考。邓小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抓住时机加快发展，这就抓住了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关键。根据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国近代的历史和当今世界的现实都清楚表明，经济落后就会非常被动，就会受制于人。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10]443
2017年10月1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2013-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2%，高于同期世界2.6%和发展中经济体4%的平均增长水平，平均每年增量44413亿元（按2015年不变价计算）。2017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9%，增速连续8个季度稳定在6.7%-6.9%的区间。我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为2012年的1.32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接近16万亿元，为2012年的1.36倍；谷物、肉类、花生、钢铁、汽车等多种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高速铁路里程2.3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2016年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2017年8月末达3.09万亿美元，继续保持世界首位。[21]
值得关注的是，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折合11.2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4.8%，比2012年提高3.4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2013-2016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0%左右，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居世界第一位。[22]2016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6.3万亿元，占我国贸易总额的比重达25.7%。2017年1-8月份，我国对俄罗斯、印度、马来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4.1%、23.7%和17.3%。2017年1-8月份，我国企业对沿线52个国家新增投资达85.5亿美元，占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为12.4%，比上年同期提高4.3个百分点。一批重大工程和国际产能合作项目落地，高铁、核电“走出去”迈出坚实步伐，自由贸易区建设不断加快。[23]
世界对中国“强起来”的关注，不仅是中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更关注中国不断增强的“软实力”、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全方位影响世界。这些成果的取得，从政治经济学上分析，是因为我们党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四、引领中国全体人民基本实现共同富裕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提出：“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入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19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个重要特征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政治经济学上涉及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分配问题等理论和现实问题。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有本质的不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再是少数人的财富积累，而是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实现社会成员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24]党的十九大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论述内容更加拓展“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50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分配问题’而分配问题又和马克思主义关于全面生产的理论密不可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看，社会再生产过程也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构成’生产决定着分配、交换和消费，分配、交换和消费又反作用于生产。从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全过程来看’生产是起点，产品被生产出来后，在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生产决定着分配的对象、分配的性质和方式；分配对生产的反作用表现在产品分配得是否合理，会加速或阻碍生产的发展。
《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283社会主义生产也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邓小平在1992年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373-374邓小平晚年非常深刻地谈到：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已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了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25]1364
改革开放特别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们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并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逐渐向“兼顾效率公平”转变。党的十五大提出：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10]608,926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八大报告表述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12]36，15这些关于效率与公平的新认识，反映出我们党对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紧迫感。
习近平将生产和分配问题简化为做蛋糕和分蛋糕。在他看来，对于我们这个拥有13多亿人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蛋糕”做好了，分“蛋糕”往往更有学问。他指出：“‘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我们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努力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13]他强调“我国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但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差距、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上，无论是实际情况还是制度设计，都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26]他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指明了方向“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入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27]
要分好“蛋糕”，就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大中等收入阶层，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途径‘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28]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时也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打下更为雄厚的基础。[29]
习近平指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13亿多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大幅度提升，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其他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30]习近平认识到，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24]
对于这个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报告还提出分两个阶段实现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在第一个阶段(2020年至2035年“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二个阶段(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1]45，28—29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才有一个真正强起来的中国。
五、引领中国人民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
早在2012年习近平就鲜明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31]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提出：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1]45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个重要特征是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
马克思主义关于全面生产的理论和我们正在进行的五大文明建设的实践，是我们定义和谋划人民美好生活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人民的美好生活，离不开物质文明的丰富、政治权利的享有、精神文明的充沛、社会文明的和谐稳定以及生态环境的优美。努力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努力让我国人民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思想。
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曾经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31]二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内涵。三是坚持发展成果与人民共享和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的新发展理念。早在2015年2月习近平就提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32]“获得感”一词一出，立即引起热议和共鸣。2016年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进一步说，我们将更加注重公平公正’在做大发展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让百姓有更多成就感和获得感。[30]党的十九大报告全面论述了这个问题：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1]45四是牢牢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特点，突出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党的十九大报告开篇中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1在十九大之后的党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习近平进一步重申：“我们要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抓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坚信，中国人民生活一定会一年更比一年好。” [33]
六、引领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10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最起码包含两层含义：
一是保持国家的独立性。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1]3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1]59
二是以全面发展的巨大成就为世界贡献五大文明建设的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1956年11月，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曾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34]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努力，历经千辛万苦，逐渐摆脱贫穷落后，在改革开放加快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又成功保持了国家和民族独立性，不仅有力地回击了那些认为现代化必然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的习惯看法和习惯势力，而且树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并让发展中国家从中国的发展中看到了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富强、社会发展的前途和希望。
1985年4月邓小平曾经自信地说“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11]118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使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和富强起来，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这是我们党必须勇敢担负起来的历史任务。[10]76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意义之一，就是向世界贡献了中国的智慧和方案。习近平曾经豪迈地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35]“我们决心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规划路径。”[3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使7亿多人摆脱贫困，占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1]3可以这样讲，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和稳定之锚。习近平真诚地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30]中国梦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中国人民愿意同各国人民在实现各自梦想的过程中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中国愿意同各国尤其是周边邻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37]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中国梦不仅关乎中国的命运，也关系世界的命运。习近平多次宣示：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是中华民族始终崇尚的品德和胸怀。中国经济发展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巨大的商机。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将进一步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他曾经谈到，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不是威胁，是和平不是动荡，是进步不是倒退。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38]他曾经在美国指出，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39]
习近平强调，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是中国对外关系不可动摇的根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一员，中国的发展机遇将同发展中国家共享。中方将把自身发展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把中国梦和发展中国家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梦想紧密联系起来，携手走出一条共同发展的康庄大道。[40]在G20杭州峰会期间，习近平多次建议“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30]“充分倾听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声音”’[41]“这些行动计划和务实成果，将着力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问题，为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重要努力，为全人类共同发展贡献力量。”[36]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主持公道’更好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推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在区域和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打造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
在应对全球性挑战、解决人类问题方面，中国担当起大国责任，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积极劝和促谈，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引导促成伊朗核问题六方协定，推动南苏丹、叙利亚、乌克兰等热点难点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反恐合作，派军舰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中国坚持绿色低碳，宣布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推动各方达成并落实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引领国际社会采取积极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推动制定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率先发布落实该议程的国别方案，积极促进全球范围内平衡发展。中国积极参与网络、极地、深海、外空等新兴领域规则制定，发起并主办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推动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积极开展国际反腐败合作，推动构建国际反腐败合作新秩序。
习近平曾经指出，20年前甚至15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作斗争。这说明，只要主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不但能发展壮大自己，而且可以引领世界发展潮流。[24]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在致力于让中国强起来的同时，也谋求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积极引领经济全球化时代新潮流，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想，以平等、开放、包容、合作、共享为理念，开辟了国际合作新模式，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平台、新理念、新动力，现已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最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为破解世界经济矛盾与难题提供了充满“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力促各国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成为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下，不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25
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1]57-58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自信自尊，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时将同各国人民一道，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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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王立胜；十九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时代；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