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远：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探索纪念于光远先生逝世四周年

    二
    一切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大概都想创立一个体系，但坦率地说，已经呈现的都不能称为成熟的体系，远未达到堪与马克思《资本论》所呈现的体系相媲美的理论深度与艺术高度。于老在这方面也不是没有想法。1952年他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1956年接受中央下达的任务，组织编写一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很快完成了，社会主义部分进行了许多年的修订，“一稿、二稿……印出了许多稿本，花了出版社许多钱，最后觉悟到客观上写这部书的条件不成熟，下决心宣告暂时不能完成此项任务。” [11]但直到暮年，他始终没有停止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的探索，先后提出了五种设想。
    第一种设想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于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不满意，于老曾考虑“沿着《资本论》的顺序展开”。但由于对体系考虑不成熟，书名不叫《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而叫《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后因“文革”而中断。直到1972年秋于老被“解放”回到北京并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分工联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并参与筹建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时，才重新考虑构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问题。
    第二种设想始于1975年对社会主义改造后社会发展阶段的沉思。“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考虑与研究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是密切相关的。”[12]因为按照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并不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特有规律，而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共有的规律。“因此那时我考虑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中，应该把对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共同规律的探讨放在前面，然后把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特有的东西，如按劳分配等引进我们的研究，作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具体化的第一步。”[13]进一步的具体化是引进“中国现阶段特有的东西”。对于“中国特有”，于老有自己的见解：“这里说的中国特有的东西，不是指中国民族的特点，而是指中国当时所达到的发展阶段。”[14]当时于老还没有明确中国处于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样从共产主义初高级两个阶段共同的概念，到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再到初级阶段概念，遵循的逻辑是从抽象到具体，它与把经济运动按照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生产总过程等次序去建立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有了这样一个体系性的看法，就使得共产主义不同阶段的经济概念具有了历史性。
    第三种设想是1979年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问题。这年8月，于老把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比作一部机器，由此提出六个理论：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社会主义经济构造理论、社会主义经济机制理论、社会主义经济调节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动力理论、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理论。[15]这六个方面也成一个体系，但不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全部体系，还只是一个方面的问题。“我越来越认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是一个极为庞大的体系。它涉及的方面很多，应该从各方面研究它的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把它们综合起来，最后形成一个总的体系。”[16]
    第四种设想是所谓“小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1982年春，于老主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共六卷），这个读本的前五章在《经济学周报》上陆续发表，为于老亲自撰写，他称为“小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17]这个体系提出的新观点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读本>提出哪些新观点新问题》一文，收入到《探索》第三卷中。这五章的标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的经济生活》、《社会主义企业和它在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公共经济生活。社会公共财产。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发展》。第一章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质的规定性，提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公式，将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共同的东西与社会主义阶段特有的东西区别开来，从而提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共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应该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情况结合起来，预示了《探索》第七卷中《正确地制定和运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计划》 [18] 一文的基本思想。第二、三、四章是论述社会主义社会三个经济当事者的地位与作用。第五章将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发展视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同利益矛盾的展开。1984年，他发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各当事者的经济效益和全社会的经济效益》 [19] 一文，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把当事者的经济效益与全社会经济效益区别开来，前者是“有某个当事者在谋求、在取得的经济效益”，[20]“但是全社会的经济效益的谋取和接受没有某个特定的当事者。”[21]至此，于老的研究成果距离最终揭示社会主义经济矛盾体系仅一步之遥。
    第五种设想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政治经济学武器”。1984年11月在“双月经济学活动周”里，于老提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任务不同于资本主义部分，主要不是批判资本主义，而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政治经济学武器。因此，要把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统一起来，在整个体系展开中体现出这一任务的要求，而这恰恰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的薄弱之处。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是一个科学问题，不单纯是某个作者与某部著作篇章结构的安排问题，体系“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性的展示，有一定的逻辑，这种逻辑是客观的。”[22]五种设想本身就说明每一个体系都不成熟，尽管如此，每种设想都不无意义，都是向成熟的科学体系的渐进。于光远认为成熟体系应具备四个标志，“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能够成为成熟的科学的四个标志，一个叫对象，一个叫做概念、范畴，一个叫做体系，还有一个叫方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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