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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新形势要求开放战略作出调整
但是，面对新形势，我们开放战略和开放政策也要调整。
新形势主要是面对三大变化。第一，我们自身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对开放提出了新要求。我一直在讲，开放不是一个独立战略，而是一个为国家发展服务的子战略， 必须服从于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前30年，我们快速推进工业化；现在中央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什么含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讲了9个方面，很全面。在此之前，他在出席APEC首脑非正式峰会时讲了3个方面，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容易记——经济增速换挡，就是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 长，速度是结果、是表象，背后是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也就是说，速度换挡、结构升级、动力转换，这是新常态三个最突出的变化。原来靠不断增加要 素投入来实现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外延式增长，这条路已走到了尽头。进入新常态以后，要靠新的动力，靠结构升级和创新，靠技术进步。
在新常态下，对开放的要求和原来不一样。原来我们追求快速工业化，要求出口部门去解决外汇问题，所谓消除外汇缺口。在新常态下，要求的是怎么用好外部资源、外部市场，来提升中国经济质量，加速中国技术进步，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升级。
第二，外部环境的变化。今天，世界经济处在一个大调整的时代，这和危机以前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格局，还是内在结构都如此。世界经 济在金融危机以后，进入了一个低速增长的新阶段，这不仅仅是因为金融危机的冲击，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经济的长周期。长周期一般有50－60年， 现在正处于长周期的下行阶段。这两个因素一叠加，就使得我们从危机爆发以后到未来一段时期都处在一个全球经济低速增长时期。低速增长会带来很多新变化：原 来经济繁荣，外部需求很旺盛，出口快速度增长。现在，全球性产能过剩，竞争加剧，保护主义抬头等等，都跟这个有关系。
在这个竞争中，我们还会发现全球增长的格局变了。以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是两个轮子都在快速地转，而金融危机以后，这两个轮子都在减速，发达经济 体减得更多，呈现出一个“北慢南快”的局面。南方新兴经济体更快一点，但是新兴经济体里面非常复杂。几十个新兴经济体可分成两类。一类是靠资源输出的新兴 经济体。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一轮初级产品价格高企阶段，所有初级产品都涨价。现在全球经济开始下行减速时，全球所有的初级产品价格都开始大幅度回 落。从初级产品出口经济体来看，随着初级产品、大宗商品价格回落，这些经济体短期陷入困境了。无论是俄罗斯、巴西，还是南非，都是如此。有人说“金砖国 家”褪色了，说的就是这几个，确实是褪色了。还有一类是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主要靠自身内在的工业化、城市化来推动。比如说中国、印度也在减速，但是发展 势头比那些依靠大宗商品出口的要好得多。今年印度经济增长可能到7.5%，比中国还快一点。
总体来看，全球增长格局发生了变化，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贸易、经济增长、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等方面的比重持续提高，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80%来自于发展中国家，贸易占到一半，吸收外资超过了一半。这可以说，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一个深刻的变化。
在这个表象背后，我觉得特别要关注的是全球生产价值链分工的不断深化。从原来我们说的产业间分工，到现在越来越多地体现为产业内分工，甚至是产品内分工。这是全球分工一个最新的趋势。全球生产价值链研究变成一个新的热门领域。
与此同时，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推动新兴产业蓄势待发。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各个主要国家、企业，越来越重视新技术研发，研发投入比重不断提高，而且也出现 了很多新技术，无论是在互联网领域还是在新材料领域等等，都出现了很多新的企业。大家说，既然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为什么经济还这么低迷，这是个矛盾现 象。怎么解释？我们的研究团队做了深入探讨，有一个共识，就是虽然现在更加注重新技术的研发投入，而且有很多技术的突破，但是尚未形成新一轮产业革命。很 多新兴产业还处在蓄势待发阶段，还在“黎明前的黑暗”。当一些重大的核心技术突破以后，技术革命才能够转化为产业革命，才能够引领新一轮的经济繁荣。
当然，新技术革命的活跃本身，一方面会有很多机遇；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和新技术革命、新产业革命擦身而过，就落伍了。我们经常说中国是一个新兴大 国，但准确地讲，中国是一个复兴大国，中央讲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是准确的。因为在2000多年历史上，我们绝大部分时候都是全球最发达的经济体， 一直到康乾盛世。就是在200年前，我们还占了全球GDP的1/3，比现在的比例高得多，现在才占10%多一点。那时，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到中国来见乾隆皇 帝，要求跟大清通商。乾隆跟人家英国人说，我天朝物产丰盈，什么东西都有，我不跟你们蛮夷之邦做交易。你需要什么，我可以赏赐给你，但我不用跟你做贸易。 1793年跟英国人说不跟你通商，1840年就打了鸦片战争，中国一败涂地。为什么一个如此繁荣的国家突然就滑落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那时候，以 英国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已经发生了。这是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但是大清帝国还陶醉在自己的繁华之中，哪知道产业革命。封闭使它错过了一轮重大的技术革命、产业 革命，所以落后了，一个曾经很繁荣、世界顶级的国家，一下子变成了落后挨打的对象。这是历史的启迪，不要只把它当故事来讲，对我们今天来说是具有现实意义 的。
现在，我们又面临着新一轮技术革命，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开放。要准确把握住这一轮新技术革命。把握得好，我们就弯道超车，真正重新崛起；把握不好，肯定又会加大跟别人的差距。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新的变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全球经济规则调整，而新一轮经济规则还在制定过程中。美国人以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议）为基础，试图推进一些我们所说的“后边境措施”。就是说，二战以后形成的全球经贸规则大部分是在边境上，比如说限制贸易、限制投资，实施贸易准入、 投资准入的措施等，这些都叫边境措施。现在美国人要搞什么？就是边境措施大部分已经降得很厉害了，对全球化、贸易投资的阻碍已经很小，那怎么办？限制在哪 儿？限制在各国的标准不同，比如劳工标准不一样，技术标准不一样，环境标准不一样。所以美国开始讲，要搞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等等，这些都是边境以后的措 施，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把它视为国家的经济主权。
其实，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各国一起不断地让渡自己传统意义上经济主权的过程。让得最厉害的就是欧盟，欧盟国家把发钞权都让出去了，德国的马克没 了，法国的法郎也没了，给谁了？给了欧洲央行。所以，欧盟是让渡经济主权走得最快的，当然也是一体化走得最快的地方。总之，外部环境变化，带来了很多新的 挑战和新的机会。